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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 专访傅立民：两代美国“知华派”学者间存在对华认知差异吗？ ...

2021-5-31 10:40| 发布者: alexzou| 查看: 41| 评论: 0|来自: 中国新闻网

摘要: @中国新闻网如果美国将“与中国竞争”作为美中关系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做得很好，而不是犯下错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曹然全文字数：3555预计阅读时间：11分钟现年78岁的美国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傅立民(Charles Fr ...

@中国新闻网

如果美国将“与中国竞争”作为美中关系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做得很好，而不是犯下错误。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曹然

全文字数：3555

预计阅读时间：11分钟

现年78岁的美国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傅立民(Charles Freeman)，担任过分管非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驻沙特大使，但他的外交履历更多还是与中国的“交集”。

1972年，傅立民作为首席翻译陪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将尼克松口中的“parallel”翻译成“殊途同归”，得到周恩来的赞扬。尼克松指着他对周恩来说，这将是未来的美国驻华大使。随后，傅立民在驻华公使任上参与了“三个联合公报”谈判、台海危机应对、“熊猫外交”开启，上世纪90年代又以国防部助理部长身份重启中美防务对话。

上世纪80年代初，傅立民是美国国务院极少数相信中国会坚持改革开放的官员。如今，在美国政府强调对华竞争时，他又指出美国很可能输掉与中国的“比赛”，并主张停止贸易战、增加对华接触，将重心放在提升美国自己的竞争力上。

对于傅立民近期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述，5月11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听进去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正义声音。”

傅立民近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访谈全文见于5月31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第997期。现将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记者：你最近在文章中认为，美国可能会输掉目前与中国的竞争，主张美国应继续保持对华接触政策。但在华盛顿，很多专业人士甚至传统的“知华派”人士，正从支持同中国接触转向支持与中国竞争。如今你在华盛顿是“少数派”吗？

傅立民：我显然是“少数派”。这并不特别困扰我，因为我觉得我是对的，其余人是错的。我知道我说的话在中国和美国听起来不一样。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将“与中国竞争”作为美中关系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做得很好，而不是犯下错误。

我们需要面对这样的事实：需要更多的投资，需要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需要调整经济结构，使其在内部更具有竞争力。我们绝对不需要搞保护主义，因为那反而会降低经济效率。

但现在美国的大多数人的观点已经变了，大约90%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持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中国的情形也差不多，这是过去四五年总体趋势发展的一个顶峰。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我不认为两国民众真的“感知”到了对方，而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误解。

这叫“想象的镜像”：我们看着别人，但其实没有看到对方，而是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共同的历史，面临不同的情境，自然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想象我们在对方的位置上、按照自己的逻辑做出的行为。

记者：中国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知华派”学者的观点存在代际差异。你这代学者喜欢从历史背景和中国经典中理解中国政府的行为逻辑，但年轻一代更愿意从权力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你的子女中就有年轻一代“知华派”中的杰出代表。你觉得两代美国“知华派”学者间存在这种差异吗？

傅立民：我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但你提到的差异是自然存在的。我初次接触中国时，中国贫穷、脆弱、孤立。我目睹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国家变得强大，可以保护自己；经济发展取得成功；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我当年认识的中国已经不存在了。我明白中国是从哪里来的，走了多么远的路，我的看法自然与那些在中国富起来之后才接触中国的人不同。

了解中国的历史很重要。有时候我不同意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解读，但我同意，在大多数时候，中国满足于治理自己疆域内的事务，这种“疆域”来自于几千年间形成的自然边界。所以我认为中国不是穷兵黩武的国家，它和冷战中的苏联不同，和近代以来的日本、德国不同，甚至和英国不同。但我想，那些没有亲历过冷战的年轻人，对这种差异的认知可能不那么清楚。

总之我们双方都应该变得更成熟，少关注“面子”，多关注“里子”，多听取有意义的批评建议。

记者：拜登政府会听取你的建议吗？

傅立民：我认为不会。这和美国的国内政治有关。拜登面对着一个势均力敌的参议院和优势不大的众议院；他赢得了大选，但有将近一半民众没有选择他，甚至不接受选举结果。另一方面，美中关系问题在分裂的美国社会中存在广泛共识，拜登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改善美中关系。

有没有可能改变，则取决于2022年中期选举。如果民主党人在参众两院取得更大优势，拜登会有更多的空间去改变政策。另外，当这些错误变得明显时——我觉得我们正在犯错误——会有改变的压力。像贸易保护主义这样有损美国经济的政策会受到质疑。

此外，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必须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领域。比如，中国在空间领域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我们需要有共同的标准去处理太空垃圾、火箭残骸落点等事项。这需要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及其他太空活动参与国的共同合作。我想这会成为美中回到深化合作轨道的案例。

记者：所以从较长的周期来看，我们可以对中美关系保持乐观，但在2022年之前，拜登会继续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傅立民：我很遗憾，但情况就是这样。在大多数领域，这种政策伤害美国比伤害中国更甚。对中国而言，美中之间正在发生的“脱钩”可能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让中国与西方世界使用的技术标准有所不同，中国可能因此在科技领域被西方世界孤立，当然也可能是西方世界被中国孤立。

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英吉利海峡孤立了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但到底是英国被孤立了，还是欧洲被孤立了？我们不知道谁会被孤立。

有一个例外，军事对抗的伤害是双方都不可承受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管控局势升级的机制。在美国，有些人主张我们要明确承诺“保卫台湾”，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将鼓励台湾人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们应该鼓励他们为自己负责。他们需要意识到，台湾不是一条船，它紧挨着大陆且无法离开大陆。它的地缘位置决定了不论其实际地位如何，都必须和大陆保持良好关系。

记者：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中，有没有哪些部分，是拜登会在短期之内有局部改变的？

傅立民：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可能会有改变，因为这显然伤害到了美国人自己，不管是农民还是产业人士。美国商界已经有很多批评的声音，反对延续特朗普时代的政策。

我猜测，随着时间推移，美中之间可能会重新就一些贸易问题进行谈判。拜登的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对此有她自己的观点。我想她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不会延续特朗普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戴琪就会去改变这些政策，关键在于美中之间拿什么来交换。

今天，中国实际上有能力回应一些当年被美方质疑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在中国得到了更有力的保护，因为中国人自己也在大量创造智力成果，需要得到保护，所以政府、法律和司法系统已经改变了。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达成新共识。虽然这些都算是小议题，美中关系必须这样一砖一瓦地重建，不能突然把它放到什么新框架中。

记者：关于民间往来，美国国会和白宫正在处理的另一件事是《无尽前沿法案》(升级版的名称叫《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它会进一步限制中美科研机构及人员的正常合作往来。这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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