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广东会馆于10月6日，在巴黎潮州城大酒楼庆祝24周年华诞暨第9届理监事就职典礼，筵开50席。出席宴会的中外嘉宾与各侨团代表约六百人，使整个酒楼爆满，内子想买一张票参加宴会也买不到。作为最早创会人之一的我，看到广东会热气腾腾，一片兴旺，打从心里高兴。创会时期的苦与乐，不期然在我脑海中一幕一幕地涌现出来。

1983年初，我到巴黎时社团不多，浙江籍人士居多的只华侨俱乐部；印支华人也只有法国海南同乡会、法国华裔互助会、上海联谊会。1986年法国潮州同乡会（后改为法国潮州会馆）成立后，似乎有点激起了广府人士创会的欲望。1989年初，黄少强老师找我，叫我参加创立法国广肇同乡会的发起人之一，我认为是好是，就同意了！

记得最初时除我们两人之外，还有黎振环、劳子雅、卢兆安与李慰民等六七位先生。几个小人物是起不了作用的，非要有大老板支持不可。于是我们去找江南饭店的余钊老板，他是台山老华侨，人脉广，认识的人多。余钊听后举双手赞成，并介绍他的台山伯冯卓杰、伍绍进、余权、谭忠柱等先生加入，我们就把江南饭店作为联络点。随后我们又去找广南泰饼家老板麦业才先生，他亦大力支持，还在他美丽城广南泰快餐店楼上开了两次会。有余钊、麦业才两位老板出面，成立广肇会的希望就更实际了。后来我们又找到嘉年华酒家老板李锦华先生，也曾在他酒家搞过一次活动，这时愿意参加的乡亲已有四五十人。何福基先生知道我们的想法后，也鼎力支持并被选为筹备小组长。

当时我任筹备小组秘书，负责宣传工作。由于我在《欧洲时报》、《欧洲日报》（巴黎有两间只一字之差的报社，前者亲大陆，后者亲台湾）、《龙报》投稿多年，关系密切，我报导广肇会的文章，他们都大力支持，刊在显要位置，使更多旅RFI肇乡亲知道要成立自己同乡会之事，他们高兴地奔走相告。正如毛主席赞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那样，想不到我这枝秃笔竟然发挥了这样的“呼唤”作用。在何福基先生的福利酒家集会时，广肇乡亲竟来了100多人，他们不分男女老少地一致表示：“我们也要有自己一个家”！至此，成立广肇会的事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要筹集一笔不菲的创会经费。

可能我们愚公移山精神感动了“上帝”，一向沉默低调的中国城大酒楼林润老板出来支持了！在他与何福基先生的筹划下，一次大型的筹款活动在他的中国城大酒楼召开。到会的老板与乡亲很多，济济一堂，情绪高涨。林润首先润笔，一挥就写上10万法郎；麦业才与黄伟培两位老板也随即跟上，每人也各捐十万法郎，会上一片哗然，一片喜悦！其他老板也随即跟上：何福基捐五万法郎、黄健成捐三万法郎、黄志超捐三万法郎、梁龄捐三万法郎、陈润威捐二万法郎、冯卓杰捐二万法郎。

余钊、陈静闲、马致远、赵英权、谭忠柱、谢绍明、谢绍基、潘洲、邓继华、潘郭楚玉女士等亦大解善囊，捐一万法郎的为数不少，其他乡亲捐五千、三千、二千、一千、数百法郎的也不计其数，一举筹得近八十万法郎，打下了建会扎实的经济基楚。当时我写了一篇《筹款建会，广肇乡亲大解善囊》的文章，登在《欧洲日报》上，一下子轰动整个巴黎侨社，广肇乡亲的热情与团结使人刮目相看。因为何福基先生几次表示无意当广肇会的主要领导，会上推举林润先生为筹委会会长，负责建会事宜。而林润先生也不负众望，说干就干，一下子以160万法郎买下了紧接巴黎市的一座独立别墅做会址，并随即在会址后面兴建佛堂。1989年7月2日，法国广肇同乡会成立后，搬进了新会址。林润被选为首届会长，麦业才、黄伟培被聘请为永远名誉会长，我本人也被任命为秘书长。成立之日，除各侨团代表到贺外，中国驻法大使周觉阁下亦亲临指导，可说是盛况空前！

从几只“小猫”建议创会，到筹备会的成立，到购买会址，到广肇同乡会的成立，时间只有三个多月，其速度之快，气势之盛，也使人叹为观止！

广肇会一成立，就搞了几次大型的活动。游东湖时，我写了一篇《红梅香飘千里》的报导，刊登在《欧洲日报》上；在黄伟培的“北园酒家”庆中秋时，我也及时地写了一篇《月弯、月圆、月照他乡也要圆》的文章投向《欧洲时报》。春节联欢时，我写了一首七律即兴诗报向报社，诗曰：

新春畅饮大中城，广肇乡亲喜气盈。

会长致辞祈永泰，夫人讲话盼和平。

阿婆妙舞夸陈有，玉女轻歌赞邓玲。

为建佛堂筹善款，恒生财务夺先声。

每次活动我都及时通过报纸传递消息，更鼓舞了广大的广肇乡亲，使广肇会的声誉日隆。

广肇会成立不久，就接到国家邀请广肇会派代表赴北京参加四十周年国庆，这说明国家对新生广肇会的重视。但这时北京是多事之秋，曾发生天安门不愉快事件。去不去，在会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分成主去派与不去派。结果主去派占了上风，组成以林润夫妇、麦业才、陈润威、梁龄、马致远、黄少强、劳兆安、伍绍进、余钊、余权和我12人代表团赴北京。

到了北京，侨办安排我们住长城饭店和华侨饭店，并在缷膳房设盛宴招待我们。9月30号晚上，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设国宴庆祝国庆。在我离开巴黎前，欧洲时报编梁源法先生交给我一张特派记者证，叫我到北京后帮时报采访，写一些报导发回巴黎。但国宴上有规定，任何人都不得离座走去向首长祝酒。为了采访，我不理这些，一个人冲入禁区去采访，他们见我是巴黎来的，竟然放行。使我见到新上任的***主席、王震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李鹏总理还和我聊了约十五分钟，国防部长秦基伟还拉我去与他拍照留念。当晚，我是全球记者中，能采访到中央首长唯一的记者，总算对时报有个交待。

10月1日上午的国庆活动是游颐和园，首长们也出席与民同乐，园内人山人海。当时我写了一首七律诗记下这盛况：

湖水粼粼泛彩霞，满园笑脸赛鲜花。

少先擂鼓催欢乐，老妇扭腰助喧哗。

各族人民歌政好，五洲龙裔欣国华。

讽嘲辱骂难拦住，游子天生爱祖家。

晚上，我们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烟花晚会。烟花连续放了两个小时，可说是世界之最。当晚，我怀着激动心情填了一阕沁园春词：

旭日东升，霞光普照，锦绣河山。看辽阔疆土，钢水滚滚，油田遍布，麦浪无边。我武维扬，外交凯捷，发射卫星技领先。四十载，喜翻天覆地，换了人间。

游园盛况空前，入夜万民歌舞蹁跹。礼炮廿八响，天欣地悦，烟花怒放，斗丽争妍。四海侨胞，京华欢聚，互报家乡换新颜。频举杯，祝神州永盛，国寿齐天！

此词被选上刊登在《华声报》上，也为广肇会争取到一些荣誉。

广东侨办知道我们赴北京参加国庆，特地派了专人到北京接我们到广东访问，杭州与上海侨办也希望我们去。10月2号，广东侨办专人带我们乘飞机到杭州，受到杭州侨办的热烈欢迎。随后，我们坐火车站到上海，同样受到上海侨办的热情接待。两天后的傍晚，我们乘坐的飞机一抵达广州，广东侨办主任亲自在华侨大厦设盛宴为我们洗尘。佛山侨办、江门侨办也请我们去叙乡谊之情。

本来按计划，到江门后我们就要散队各自活动，但广州市政府与广州侨办急招我们回广州，市府秘书长乌梦兆先生与市侨办负责人在五星级的花园酒店设宴款待我们。两天后，香港霍英东携公子霍震霆朱玲玲伉俪与澳门马万祺等到访，广州市政府在酒楼接待他们，也请我们一行出席宴会作陪，使港澳名人也知道法国有个新成立的爱国爱乡的广肇同乡会。

我们广肇会代表团近一个月的中国之行，从北国风光的首都北京到南海之滨的广东，所到之处，都受到祖国亲人的热情洋溢的接待；我们法国广肇同乡会的会旗，也由北飘扬至南；我们的一首《朋友》之歌，几乎响遍半个华夏大地，结交不少朋友。梁龄先生风趣地说：“我们是一曲走天涯！”确实是一言中的。

在近一个月的走访中，我写了《北京没有戒严气氛》、《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与李鹏总理交谈》、《干部本色》、《上海工人的伟大》、《广东乡情深似海》等20多篇文章，发回巴黎，刊登在《欧洲时报》我的专栏上，使广肇乡亲与巴黎华人及时知道祖国的近况。

实践证明，以林润会长和永远名誉会长麦业才带队的此次祖国万里行，是及时的、正确的，它为广肇会赢得了荣誉。可惜12人代表团中的林润夫妇、梁龄、卢兆安、黄少强、余权等6人，今天已先后作古。想到此，使我不禁暗然下泪！渴水不忘掘井人，我希望广肇乡亲，永怀这6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创会人功绩！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巴黎华人社团蓬勃发展时期，但九十年代初海湾战争后，世界经济走向衰退，老板们风光不再，这对广肇会的发展有些影响。但在黄志超、黄伟霖、黄健成与现任会长周吉庆的不懈努力下，在广大乡亲的支持下，广肇会不断茁壮成长，已从小孩走向青年。近年还雄心勃勃地把“法国广肇同乡会”更名为“法国广东会馆”，吸收了更多的会员。这次庆典内子买不到票参加宴会，也证明了“法国广东会馆”的蒸蒸日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当了广肇会一届秘书长和两届监事长后，因为接任“欧洲龙吟诗社”社长及开酒家，就逐渐淡出广肇会。特别是当了“巴黎中华文学社”社长兼《巴黎文学》杂志总编后，就解甲回家耕砚田。因为出刊物，对各侨团的报导要不偏不倚，故不宜再担任侨团职务。我一碗水端平是对的，这十几年来，我们的《巴黎文学》杂志，不但得到广肇乡亲的拥护，也得“潮州大兄”的支持，更得到浙江籍的“唐山大兄”的赞赏，成为吃得开的“三开”刊物。

虽然在广东会内挂着创会人的名单中有我陈湃之名，但今天我走进会馆，好多乡亲与办事人员已不认识我。他们不认识我是大大的好事，使我打从心里高兴，证明“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祝法国广东会馆在周吉庆会长的领导下，从发展走新的发展！

               陈湃 2013年10月11日作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