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清华教授沈阳：华为鸿蒙能否突破美国垄断？

　　中新社北京7月25日电 题：清华教授沈阳：华为鸿蒙能否突破美国垄断？

　　中新社记者 万淑艳

　　华为上个月正式发布鸿蒙手机操作系统HarmonyOS2，全面覆盖手机、车机、可穿戴设备、电视等硬件设备，并为不同设备的智能化、互联与协同提供了统一语言，最终实现万物互联。华为鸿蒙系统将实现完全开源开放，这对垄断手机市场的安卓和苹果IOS系统将会产生哪些影响？鸿蒙能否突破美国垄断？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由于中国中低端制造业能力世界第一，加上万物互联的OS(操作系统)，如能实现AI、大数据、互联网和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融合，鸿蒙会生存下来并带来“鲶鱼效应”，促使全球手机系统革新、迭代。不过，中美要力争实现“和平竞争”。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我们已步入万物互联时代，没有人是一个孤岛”，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如是说。您曾任计算机、信息管理两个学科副教授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AI和大数据、新媒体、网络舆论。您认为，相比安卓、IOS系统，鸿蒙系统将引领怎样的技术变革？

　　沈阳：在手机系统里，和安卓、iOS相比，大面上说，鸿蒙相当于后代，但在物联网领域，它是一代。因此，鸿蒙系统拥有多个优势。

　　首先，鸿蒙面向全场景的分布式操作系统适用于一系列设备。从128KB内存开始，从低内存到高内存，往上走都是适用的，这是一个明显优势。

　　其次，鸿蒙具有“分布式软总线”概念，可以在软件层面把不同的硬件设备整合起来，可以理解为形成了一个虚拟化、物联网的群体世界，这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区别于iOS、安卓，鸿蒙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有强劲表现。iOS、安卓诞生时人工智能不像现在如此发达。这几年出现了智能家居产品等智能设备，相信 AI会成为鸿蒙从诞生起就内嵌的灵魂配置，可与万物相连。

　　第四，鸿蒙在智能交互方面会有更好表现。因为中国需求的迫切性和中国人的勤奋精神，鸿蒙系统的迭代速度将会快于IOS、安卓和Fuchsia OS。在此过程中，很重要的是如何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操作系统深度融合，带给用户更多实用性和新鲜感。过去几年，华为手机的软硬件进步很快。基于此，我对华为操作系统的人工智能应用抱有期望。

　　苹果打造的是软硬件的封闭一体化系统，可以抽象概括为“我即宇宙”；谷歌打造的是广泛使用的开放环境，“宇宙即我”；而华为由于自身制造能力的强劲，鸿蒙系统呈现出“我和宇宙”的理念。

　　鸿蒙的策略是介于苹果和谷歌之间的一种状态，华为自身有很强的智能设备出货能力和整合能力，在华为自身“小宇宙”外，还有众多中国智能制造厂商这个“大宇宙”，华为要明确分工，加强同其他厂商的合作。不过，这种中间状态最终还是要做两种选择：要么“我即宇宙”，要么“宇宙即我”，做完全开放的系统，这样才能真正地登上世界之巅。

　　鸿蒙将带来“鲶鱼效应”，促进全球手机系统革新、迭代。这对谷歌、苹果来说并非坏事，竞争对手能够促使其爆发更大潜力，加速引入新技术、新思想的应用。消费者希望看到产品加速迭代，提供更多、更好、更安全、更能保护隐私的操作系统。不过，竞争应该在平等的规则下进行。

　　在“鲶鱼效应”下，谷歌会加速全球物联网操作系统联盟的构建。中国也应该加速物联网操作系统联盟的构建，特别是由行业协会、学术联盟牵头，培育扶持一大批厂商，构建良性生态，形成国内合力。

　　中新社记者：从目前手机操作系统全球市场占比来看，安卓占据68.63%，IOS占全球30.99%，华为鸿蒙手机操作系统，能否打破这两家的垄断局面？

　　沈阳：鸿蒙系统刚刚诞生，在现阶段，要先想怎样让它能够生存下来，并且较好地度过“青春期”。

　　华为手机在全球保有一定市场份额，原来在中国本土市场占有率第一，因此鸿蒙系统的安装量没有问题，还可以让一些不涉及GMS(谷歌移动服务)的国内手机制造商先安装鸿蒙。在此基础上，随着类似HMS这样的网络服务更加完善，鸿蒙才能谈得上在全球范围内赶超。

　　由于中国中低端制造业能力世界第一，加上万物互联的OS(操作系统)，如能实现AI、大数据、互联网和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融合，鸿蒙生存下来是没有问题的，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完全有可能。

　　鸿蒙不仅仅是一个操作系统，首先要构建的是生态系统。中国本土生态构建不用忧虑，由于其庞大的市场和很好的行业前景，国内各类厂商会很快与其适配、兼容。

　　但鸿蒙的目标不能止步于中国市场，而应走出国门。海外生态构建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因此，希望鸿蒙首先能够生存，其次能拿到应有的市场份额，再打持久战。

　　有了好的开始，还需长期努力、快速迭代，市场会越来越好。华为在5G通讯技术领域超越了西方，这对鸿蒙具有借鉴价值。

　　深入到内容层面，还和文化有关系，有时并非软件做得好就一定能卖得动。比如欧美用户对隐私保护要求很高，碎片化安卓在隐私问题上就颇受争议。如果鸿蒙在隐私管理上比安卓做得好，就会占有优势。

　　美国物联网技术领先全球，但能否完全占领市场，并非百分之百由技术决定，成本也是重要要素。比如由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研发的机器狗，售价曾高达人民币53万元，而中国自身研发的机器狗售价为1.6万起。

　　中新社记者：同已发布多年的安卓、IOS相比，鸿蒙的生态系统目前可以说是它最大的短板。您对此有何建议？

　　沈阳：5月25日，赶在鸿蒙系统上线之前，谷歌抢先发布了Fuchsia OS，希望借此占领万物互联先机。而苹果也一直推崇万物互联，旗下产品都能进行同步、互联。

　　不过，此举对谷歌来说仅是替代安卓，相当于革自己的命，动力稍显不足，有些“仓促应战”。而华为原本没有广泛使用的操作系统，在“卡脖子”打压下，相当于救自己的命。

　　鸿蒙系统的出现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从天时来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自主操作系统的需求变成了刚需。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卡脖子”后，大家意识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操作系统。

　　其次，中国中低端制造业能力世界第一，中高端制造业也在迅猛发展。世界前十大互联网公司，美国6家、中国4家。在除中国和美国以外的地区，中国的家电产品、智能产品、手机类设备销量很高，需求量大，尤其是很多不需要嵌入GMS的智能设备，可以使用鸿蒙系统进行。可谓地利。

　　最后，中国人目前对于国货、国牌和国潮的支持已经是一种社会风尚，可谓人和。

　　我预测谷歌、苹果、华为的策略不太一样。华为在完成存量转化后，可以更多地把精力放在非手机类智能制造市场，走持久战路线，虽受制于芯片短缺，但对于芯片、GMS要求不高的其他智能设备，中国能够完成全面国产化，鸿蒙要和这些厂商进行广泛合作，构建自己的生态系统。至于手机厂商适配鸿蒙问题，需要时间才能划定安卓、IOS和鸿蒙的势力范围。

　　中新社记者：美国把科技问题政治化，作为遏制中国的砝码。您认为这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万物互联时代，鸿蒙与安卓、IOS，这些基于不同思维方式的系统能否并立与互融，形成“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局面？

　　沈阳：中美在产业上的竞争，关键是看谁能够真正把全球智慧调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团结其他各国包括美国人民。如果中国能够整合相当部分的世界性力量，博弈才会转向对我们更加有利的方向。

　　要真正实现共生共荣、互联互通，必须要有话语权和定义规则的权利，前提是我们还得有足够的科技创新。近代以来，西方一直利用其发明的技术、理论定义规则。

　　要真正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软硬件配合，最终能够独立生存，否则还会面临很大挑战。这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科技发展是动态的过程，各国都在你追我赶。技术增长的特点是：有一段时间是线性增长，一旦研发出创新技术，就会变成跳跃式增长、指数级增长，过程中存在很多变量。

　　在中国和西方的博弈中，中国的创新到底能否持续保持现在的状态，难度颇大，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中国的创新能力与美国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尤其是突破性创新方面难度很大。“从1到100”可以通过勤奋努力得来，但从“0到1”则需要良好的创新氛围。

　　要想改变这一局面，中国需要在多方面形成合力。最重要的是社会生态的改良，打破对创新思想的种种束缚，引导社会形成开放的环境，促进自主创新。

　　中国要激励年轻人脱颖而出，加大对年轻人科研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营造宽松的科研氛围，和更加尊重科研人员的社会氛围；要鼓励科研机制创新、产学研结合，提质增效；社会要营造出既能激励成功、也能宽容错误和失败的环境。

　　中新社记者：近几年，美国散布所谓“华为设备威胁国家安全”舆论，导致很多国家单方面毁约，拒绝华为参与当地5G网络建设。美国商务部两年前还将华为纳入“实体名单”，禁止华为向美国出售、购买通信技术和服务。您认为，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中国科技企业应如何自主自强？

　　沈阳：要想化解“卡脖子”问题，只能从最基础开始做，没有捷径。需要发挥社会的整体协调能力，引导人才、资金、政策向该领域倾斜。还要加快构建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创新需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并举，继续吸纳外部智力资源。

　　科技企业不能固步自封，要在开放中推动创新，培养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军者。越紧张的情况下越要具有开放性，开放性是中国在这场博弈中真正能跟对手有一战之力的根本“武器”，固步自封只会使路越走越窄。

　　现在很多企业追求做大，其实强的企业不一定很大，只要技术在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就会拥有话语权。

　　科技产品的文化含量和品牌度也需要提升，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精神、新兴技术结合起来，才能有独树一帜的国货、国牌和国潮。

　　中美之间有博弈并非坏事，可以促进良性发展。中国在过去40多年发展迅速，要保持改革进取状态。不过，基于世界共同利益，中美要力争实现和平竞争。(完)

　　沈阳，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AI和大数据、新媒体、网络舆论。曾任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疆大学等校教授或兼职教授，现为近十个部委专委会专家以及多个二级学会副会长或秘书长、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入选者、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入选者。是中国互联网研究领域最具理论和实践结合精神的专家之一，34岁时破格升为教授博导，是互联网治理方面的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团队在多项AI和大数据国内外比赛中荣获第一名或金牌，发表论文一百余篇，软件著作权和专利数十项，设计的大数据平台累计用户超百万，每日数据过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