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回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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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1873年（清·同治年间）在西北暴发了的回族暴乱，当年的回民，对渭南两岸的汉人进行了疯狂的种族大屠杀，两岸汉人总数不过七八百万,被杀竟有五百多万之多。
临潼县志载：“1862--1869七年，临潼县死亡人口30余万。渭河南北烧杀之灾无一村一人而幸免。”
富平县志载：“1855年（咸丰五年）全县有46795户，254257人，1876年（光绪二年）统计，有28543户，120302人。户数、人数减少了一半，计1862--1869七年间被杀60%。”
三原县志记载“1861年（咸丰十一年）全县人口16万人，由于回乱加之光绪年间两次瘟疫和大旱，人口锐减至4万人。回乱两年间（1862—1863），县旧隶五百余村俱残破，仅存东里、蔡王二堡。”
高陵县志记载：“1864年（同治三年）县内人口锐减至32192人，两年时间减少60%。”
陕甘回乱被杀汉人总数约2000万人，暴乱中最残暴的是陕西回民，尤其是白彦虎部杀人最狠。为此，左宗棠曾下令：“所有白彦虎部回逆,拒纳降,斩立绝。”

陕甘回乱对汉族的大屠杀很严重，“重灾区”在汉民居多的陕西省，杀了约500万人。1863年，陕西回民在被清军镇压退到甘肃后，对甘肃汉人进行了大屠杀。虽然也有甘肃回民参加，但最残暴的是陕西回民，尤其是白彦虎部杀人最狠。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乱前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人口1945．9万人，战后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1455．5万人，损失比例为74．5％。在甘肃，回民一次杀10万以上汉人的大屠杀有很多次，许多县的汉人被杀绝。回乱杀掉陕甘两省的总人口大约2000万人，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残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这次大屠杀应该说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手段更残酷。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烧死，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不是为谋财，不是为谋地，单纯为杀人而杀人。
据镇原县志：”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回民军入城）……，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中国人口史》，回民屠城前全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
据《中国人口史》，泾州四县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死亡82．2万，损失88．6％。
平凉。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据《中国人口史》一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损失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
在华亭县，据记载，“同治二年十一月，陕回入境，焚杀极惨。初土回叛变，尚爱乡土，不甚残毒。及陕回入境，无所顾惜，焚杀惨于土回十倍。华亭从此丘墟。“”乡镇民屋焚杀殆尽，遗民数百悉逃莲花台。“平回后招安遗民，归城者仅七十余人，男女老幼死亡数万。据《中国人口史》，华亭县咸丰十一年（1861年）人口约17．1万，战争中人口损失约达94％．也即基本上被杀完了。
隆德县。据载：”同治四年县破城，从此官逃庄浪，城空无主者五年．人民杀毙饿死十有八九，老弱逃尽，全县无二三十人家。全县村村焦土，十室九空．”人口死亡比例高达90％．而今这个县的人口，基本上均是战后移民。
以上回乱死亡人数的资料均有据可查，主要是《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史部分）。当然，数字都是不完全统计，有待今后再加考证。另外，《同治年间陕西回乱调查》一书，记录了很多大屠杀的过程。《甘肃新通志》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由于立场感情的不同，大规模流血死人的事实使后来人有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在西北一些惨遭战乱涂炭的县份，汉族平民和小知识分子谈“回乱”而色变，残酷战争中广泛存在的民族仇杀使他们永远难消对于回民的厌恶。甘肃靖便有这样的歌辞：
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 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 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还有说法：他们早就想利用国家动乱，在西北建立一个纯回民的国家了。
大荔县有一个汉民大村“八女井”，回民暴乱第一次杀人就是将此村的汉人全部杀光，一早上杀了一万多人。紧接着挨村杀，不分男女和老幼，很快大荔、渭南、华县的农村被回民杀光。杀完了农村再进攻县城，一些县城的老百姓进行了顽强抵抗，在临潼县，一个有文化的回民教师在接到第二天的杀人传贴后，紧急报告知县，县城紧急关门，才保住了一些人。而渭河两岸的汉民村庄全部被杀，全县被杀30万人，不留一人。回民组织了30万人的军队，在关中平原杀人，几个月时间杀了五百万人，80%的汉人被杀，只有一些县城保住了少量人口，向北逃的人都被回民杀了，少量逃进骊山里的人，因回民不敢进山杀人而留了下来。清朝将军胜保看回民人多势众不敢出城迎战，任由回民屠杀，后被慈禧太后赐死。湘军将领多隆阿作战勇敢，将回民赶出陕西，救了陕西人的命。当年关中到处都有多将军的忠义祠。那个向临潼知县通报情况的回民老师通报情况后，知道回民不会饶他，杀了自己的老母和妻子儿女，然后自杀，当年临潼人为他修了祠堂，但现在已没有人知道这个勇救汉人的回民。
陕西回民暴乱后，又不断动员甘肃回民暴乱。甘肃回民是1863年开始暴乱的，甘肃回民杀汉人乡邻难以下手，从陕西逃过来的回民则走一路杀一路，甘肃汉民被杀了600万。甘肃全省人口减少70%，中部地区的汉民几乎全部被杀。汉民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损失，是因为汉人的传统是不私藏兵器，所以遇到问题没武器可用，而当时的回族一般都有，二是回族有骑兵，汉人没有。三是回族聚集之后（估计人数最少有几十万），首先不是攻击城市，而是以上百倍的兵力集中扫荡各个孤立的村庄，村庄人口少，所以被整村整村灭绝，而中国当时农村的特点是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90%，另外一点是屠杀来得突然，各个农村来不及组织联合以及防御，很短的时间内，陕西就被杀了几百万农村人口，后来的城市由于孤立，在局部战场而言，回族武装在人数上反而占压倒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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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回民，对渭南两岸的汉人进行了疯狂的种族大屠杀。想一想，当年这里的人口总数不过七八百万,被杀了五百多万，这是一种怎样的惺风血雨的景象。据路伟东研究，临潼县1861年的人口是26万。临潼县志载, “1862--1869七年，临潼县死亡人口30余万.。渭河南北烧杀之灾无一村一人而幸免.。”也就是说，不仅杀光了原来的人口，也杀光了这七年新生的孩子。
　　
　　
　　
　　
　　　　据富平县志载，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全县有４６５７９户，２５４２５７人。到光绪二年（１８７６）统计，有２８５４３户，１２０３０２人。户数和人数都减少了一半。如果考虑到１８６９年之后的新增人口，估计1862--1869七年间回民杀了６０％的富平县人。
　　
　　
　　
　　
　　
　　　　据三原县志记载，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三原县人口１６万人，由于回民起义加之光绪年间两次瘟疫和大旱，三原人口锐减至４万人。回民起义两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县旧隶五百余村俱残破，仅存东里、蔡王二堡”
　　
　　
　　
　　
　　　　高陵县，据路伟东资料，回民起义前的１８６１年，高陵县人口６.９万人。高陵县志记载，“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县内人口锐减至３２１９２人。”两年时间减少６０％。
　　
　　
　　
　　
　　　　回民在甘肃杀了六百万人，大约占全省人人的60%.
　　
　　
　　
　　
　　　　回民起义从没有进攻北京打击清政府的意图，说回民起义是反清，没有事实依据。而所有的事实都是,不断杀汉人村庄，攻击县城。一年时间关中２６个县长被回民杀害。所谓的回民起义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杀汉人，
　　
　　
　　
　　
　　　　回民起义之初，主要是回汉民之间的矛盾，经常有械斗。当时７０％的汉民抽大烟，身体不好，而回民常习武，心齐，凶狠，械头时多数是汉民吃亏。回民起义起初的原因是，回民借清朝军队集中到南方对付太平天国和云南回民起义，关中地区防务空虚，一些回民首领屠杀汉民报私仇。
　　
　　
　　
　　
　　　　当时的陕西巡抚面对防务空虚，提出的政策是安抚回民，派朝庭大臣陕西团练头目张芾前去安抚，想不到回民起义的发起人任武杀了张芾。为了鼓动回民，任武再杀了自己的老母、妻子和孩子全家，以表示自己已没有任何顾及，血战到底。
　　
　　
　　
　　
　　　　为了给回民起义找到正当的理由，一些历史研究者不断提说，当时有一个“秦不留回”的传帖，因而回民才要起义。对此，现在有案可查的是，当时陕西巡抚的初衷是要安抚回民，并不是“秦不留回”。一个事实是，清朝政府对当时住在城里的回民未杀一人，现在的西安西大街回民坊还住着大量的回民。当时清朝政府把城门紧闭，以防城外回民进城杀人，也阻城内回民出城杀人。
　　
　　
　　
　　
　　　　对于“秦不留回”的传贴，当时也许有，但清朝政府没有这样的政策，有可能是有人有意挑拨回汉民族关系。更有可能是，这是一个编造的说法，以鼓动回民对汉人仇杀。
　　
　　
　　
　　
　　　　满清政府在对待民族关系上，回民列在汉民之前，所谓“满、蒙、回、汉”，汉民是最受歧视的民族。在清朝期间，中国的人口大量增加，这说明清朝的经济并不是民不聊生，而且发展很快。另外，回民多做小买卖、不抽大烟，在当时的关中农村，回民比汉民富裕。说回民起义是因受清政府压迫或是汉民压迫，是有意识找出来的理由。更不能以此为大屠杀辩解。
　　
　　
　　
　　
　　　　回民起义是陕甘人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劫难。回民对汉民的屠杀是挨村挨户，不分男女老幼的杀害。１０００多万人死于这场劫难，相当于３０多次南京大屠杀。说这是起义，真不知道义在何处。疯狂的大屠杀，也把回民带向了苦难的深渊，承受着近乎灭族的灾难。反思历史，更让人明智的选择民族团结，而不是以反封建之名歌颂大屠杀。
　　
　　
　　
　　
　　　　在中国闹回民起义和太平天国的时候，日本人开始明治维新，从此中国落后了。日本人以他们的历史上，皇室从来没有改变、没有人推翻而骄傲，而中国人却在歌颂改朝换代，而从没有人去考虑，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杀掉６０％的国民人头，毁掉经济和文化。对于研究回民起义历史的很多人来说，也是这样。他们拚命地为大屠杀找根据，而一千万条人命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就连动物也不会吃掉同类，也知道惺惺相惜。而这些历史学家，他们对人的生命却漠不关心，甚至歌颂大屠杀，将之称为义举，真是连其码的人性都没有。
　　
　　2 同治回乱的真相
　　
　　
　　
　　
　　
　　　　清朝大臣左宗堂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平息回民起义。凡是放下武器不再杀人的，都给予安置让其安居乐业，包括对待领导回民起义的大元帅，也放弃追究责任。对不放下武器，还要杀人的人则进行振压。他救了汉人，也救了回民。当时的回民起义精神领袖和幕后人物是宁夏的马化龙，他的目的是要把西北地区变成一个***国家。如果不是左宗堂，可能陕甘两省的汉人会被杀光，并把中国分裂。左宗堂从侵略中国分裂新疆的土耳其匪徒阿古柏手中，夺回了新疆，他粉碎了俄国沙皇侵略中国的企图。对于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英雄，今天没有人纪念，而且一些历史学家还在骂他，这真是中国人的悲哀。
　　
　　
　　
　　
　　　　回民起义中只有一个人没有投降，白彦虎。他大字不识一个，２２岁参加起义，有勇无谋，只因杀人多而成为回民十八大营的元帅之一，其他元帅多数是能识字的阿訇。面对左宗堂的进攻，其他回民起义领袖为保回民免受灾难，都投降了，但白彦虎自知罪孽深重，担心左宗堂不会放过他，不顾跟随他的几万回民的性命，坚持抵抗。在他参加起义时，他的母亲投井自杀。他的嫂子不想奔命，发了几句牢骚，他杀了他的嫂子，以挟迫他人。白彦虎到新疆后，投靠了侵略新疆的匪徒阿古柏，帮阿古柏侵略中国，后又投靠沙皇俄国侵略新疆。
　　
　　
　　
　　
　　　　面对全族快要灭绝的境地，他没有想着保全回民亦然要血战到底；他投靠外国势力分裂中国。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有人把他奉为民族英雄。理由是他反封建最坚决。这样一种没有人性、没有国家民族大义的历史观，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当年，在反封建的大旗下，我们毁掉了多少文物，毁掉了多少优良的文化传统。今天，这种反封建高于一切的历史观，在很多高层次的搞学术研究的所谓历史学家心中亦然根深蒂固。学术扭曲了这些人灵魂，面对血流成河的历史，他们在高声的赞美。他们已成为魔鬼，哪是什么饱学之士。
　　
　　
　　
　　
　　　　更有象张承志这样的作家，还在鼓动圣战，赞美牺牲。知识分子应当追求真善美，以体恤生命为良知，热爱和平。歌颂屠杀、赞美屠杀，是不为人类所齿的。
　　
　　
　　陕西回民趁清朝军队到南方镇压太平军,准备屠杀汉人.目的是将陕西的汉人杀光.起义前,他们秘请铁匠打刀,刀打好后将铁匠杀掉,以防泄秘.为准备杀人的竹杆,将街上的竹竿买光了.大荔县有一个汉民大村八女井,回民起义第一次杀人就是将此村的汉人全部杀光,一早上杀了一万多人.紧接着,挨村杀,不分男女和老幼,很快大荔,渭南,华县的农村被回民杀光.杀完了农村,再进攻县城.一些县城的老百姓进行了顽强抵抗.在临潼县,一个有文化的回民教师在接到第二天的杀人传贴后,紧急报告县长.县城紧急关门,才保住了一些人.而渭河两岸的汉民村庄,全部被杀.全县被杀30万人,不留一人.回民组织了30万人的军队,在关中平原杀人.几个月时间杀了五百万人.80%的汉人被杀,只有一些县城保住了少量人口,向北逃的人都被回民杀了,少量逃进骊山里的人,因回民不敢进山杀人而留了下来.
　　
　　
　　
　　
　　　　清朝将军胜保,看回民人多势众,不敢出城迎战.任由回民屠杀.后被慈禧太后赐死.湘军将领多隆阿,作战勇敢,将回民赶出陕西,救了陕西人的命.当年,关中到处都有多将军的忠义祠,现在他则成了罪人.那个向临潼知县通报情况的回民老师,通报情况后,知道回民不会饶他,杀了自己的老母和妻子儿女,然后自杀.当年临潼人为他修了祠堂.但现在已没有人知道,这个勇救汉人的回民.
　　
　　 陕西回民1862年起义,又不断动员甘肃回民起义.甘肃回民1863年开始起义,甘肃回民杀汉人乡邻难以下手,从陕西逃过来的回民则走一路杀一路.甘肃汉民被杀了600万.甘肃全省人口减少70%,中部地区的汉民几乎全部被杀. 这就是回民起义.回民为了在黄河以西地区建立一个纯粹的回民国家,借着清朝后期的衰弱,对中华民族发祥地上的汉人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一年时间杀了1100多万汉人.
　　
　　
　　 陕西回民的首领之一白彦虎杀人最凶,杀遍陕西杀甘肃,最后投靠外国势力分裂中国.一些历史学家以这个人敢造反,誉此人为民族英雄.现在还有人准备给这个人过节日.而平息了回民起义的左宗堂,现在则成为罪人. 回民起义是典型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要残忍得多.比南京大屠杀严重得多.可惜的是,没有人愿意告诉你这悲壮的历史.反而要把它说成是义举.
　　
　　3 回复：同治回乱的真相
　　
　　 想起西北回回叛乱的往事，不知不觉脑海里涌现出回回杀人二字，提起回回，西北人总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1862年，因为买竹事件，在陕西渭南爆发了回回叛乱，很快波及西北五省区。这次叛乱导致的直接的后果是种族屠杀，其残忍程度决不亚于非洲卢旺达、乌干达的胡图与图西人仇杀。表面看是一场叛乱，其实是积压了多年的汉回矛盾的总爆发，而不是人们理解的什么人挑拨，叛乱的爆发只是迟早的事情。在这次叛乱中，陕西原本人口有1300万，回回大约400万，战后统计的陕西人口约700万，回回人口为5万。战乱中有大约有350万回回被杀，45万人逃亡；汉人被杀者有100余万。叛乱后的陕西，回回人数下降了93%，陕西成为中国民族成分最为单一的省份，关中农村几乎难觅回回的踪迹。但这次叛乱给后世的陕西和西北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陕西兴平，曾经是回回叛乱的重灾区，兴平北部有一道塬，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北莽山，这个塬上就是当年汉回大仇杀的主战场，也留下了大量有关回回叛乱的传说和故事。据老人们讲，当年北塬上住着许多回回，平日里和汉族有不少矛盾，同住一个村子，回回很霸道，不许汉族在他们所谓的井里打水，两族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回回孩子回家要漱口。同样汉族也很讨厌回回家里的羊膻气味，讨厌回回的礼仪有失风化，互不婚嫁。在叛乱期间，白日里看似平静，到了晚上回回就开始聚众围困汉族村庄，一般是整村灭绝，除了陕西回回，还有来自甘肃的回回，宿居当地回回家中，晚上集体行动。就这样北塬上的村庄几乎被回回屠杀殆尽，以致于100多年后的今天，北部塬上的人口密度也远远低于南部地区。
　　
　　 在陕西户县，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依然是发生在回回叛乱期间，牛东乡有个村子叫马家村，1867年冬天，回回围困了该村，从西往东开始埃家杀，杀完人开始放火烧房子，等杀了村子中间，一看有一家店铺，上面写着“马家当铺”，他们以为是错杀了同族兄弟，这才放过了村东人家离去，使得该村半数人家侥幸逃生。当年户县东部临近沣河岸边的地区和长安、兴平、泾阳、三原、渭南等地一样，是汉回大仇杀的重灾区，汉族的人口损失近半，这个回回聚集区在叛乱后已经完全失去了回回踪迹。
　　
　　 陕西周至，是关中民风最为强悍的一个县，回回叛乱期间，该县各村结寨自保，但是回回在这里也是最为残忍的杀人，汉族也是最为残酷的复仇。有个村子叫萧家村，回回围困该村后全村奋起抵抗，最后回回采用了种族灭绝的方式，一把火将该村男女老少全部烧死，大火两日不灭。还有个叫“五屯”的村庄，主要是回民，在左宗棠的汉军抵达陕西后，人们尊称左爷来了，左爷的大军对五屯同样进行了种族灭绝，这个村庄彻底从地球上被抹掉了。据当地的老人说，左爷来了以后，汉民纷纷相助，带领汉军四处搜查回回，周至所有的回回村庄荡然无存，活着的回回都逃到新疆去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该县也没有一个回回村庄，个别村庄的散居的外来回人很难立足，不得已多数已放弃宗教改为汉族。
　　
　　 类似的故事在陕西关中地区很多，在炎黄故里和汉民族的龙兴之地，回回尚且如此猖狂，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在左爷大军面前回匪不堪一击，仓皇西逃，但是逃往甘肃后又和当地回回结伙成匪，大肆屠杀本地汉人。在甘肃，他们血洗张家川，围城后有3万多汉人被悉数屠缪。接着又在泾川、平凉、华亭固原等地对汉族实施集体屠杀。据统计，甘肃宁夏两地，由于汉族居住分散难以结寨自保的原因，汉族被屠杀十分惨重，叛乱前甘肃有人口700万，汉族居主导地位，叛乱后不足300万人，当地汉族起码有200万以上被屠杀。

liushuaige

平时喜欢看历史典故，请大家耐心等待，我会把同治回乱整个事件完整贴出来

拥抱大自然

看得好揪心，那些被杀的无辜者太可怜了:'(

dep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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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into

我们汉族应该是世界上被屠杀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 幸好基数大 不然真的会被灭族

depinto

中国的计划生育， 只对汉民族实行 ，N年后要是再来一次这样的大屠杀，汉民族真的会有灭族之危！！！！！！！

坚

看历史防未来

操盘手

人心歹毒啊！历史上都是很疯狂的 。

秋叶

不懂历史

liushuaige

在18世纪，一些甘肃籍的穆斯林神职人员通过研究伊斯兰教重要分枝——苏菲派（该分枝源自麦加和也门），在中国西北回族创立了虎夫耶和哲合忍耶派新教。新教信徒认为清朝官员管理不善，而且新教信徒和老教信徒之间存在分歧，这造成了回族和撒拉族穆斯林在1781年和1783年的暴动，但被及时镇压。

稍前的1856年，在云南省也发生了杜文秀领导的大规模回变。时值太平天国和捻军对抗清朝政府，中国境内的许多地方也爆发了大面积的骚乱。

当时的社会背景：

第一，清朝政府对西北地区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的官僚和地主对西北人民施行沉重的田赋附加的剥削。清代的田赋附加，起于康熙六十一年，当时每正赋银一两之上加征“耗羡”二钱，以为政府办公费和官吏津贴之用。乾隆年间，加征 “平余”，巧立名目，摊派重叠。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正赋一两之上，“正耗”、“平余”加至一两五六钱之多，换言之，实收的田赋增加到了正规田赋的160%。陕西田亩，除了民田之外，还有元明时期留下来的“屯卫田”、“更名田”，都是官产，农民种官田者，必须缴纳 “本色”、“样粮”、“土粮”、“余粮”等，仓吏收租时，巧立名目，把十多个项目摊入租赋之中。在同治年间以前，以永丰、敬录两仓道来说，每年政府收入的征粮不过十八万石，而官吏对纳粮百姓的剥削量就有二十几万之多。贫苦农民，无论回汉，已经无法生存，还有忍受附加之外的差徭。[3]

西北地区，清代一直战事不断，自从统治着发动新疆、西藏、金川、镇压白莲教等战役以来，兵差特别繁重，例如乾隆二十年，为供应索伦锡伯军队过境，陕甘八个州府供应的军需物资，派遣了一万一千九百头马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对内需要准备大量军费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因而对农民的苛捐杂税更为加重。陕西地区，在回民暴动之前就爆发过两次农民运动。第一次是咸丰六年（1856年），渭南县渭河以北的农民，反抗盐课摊派而“交卸农具”，它是类似工人罢工的消极反抗办法，后来很快就被官府瓦解[4]；第二次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临潼县李桥人杨生华号召村民起义，渭河以北几个大镇都参加了，与官兵相持数月后失败，杨生华全家被杀。[5]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割地赔款，财政负担加重，开始加剧了赋税和徭役。自太平天国蹂躏江南以来，清廷丧失了最大的财政来源，财政压力就被转移到了北方五省。随着咸丰末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直隶遭受威胁，河南山东捻军的爆发以及云南贵州等地回民战争的加重，其财赋之压力更转移到了西北及山西等地。陕西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地区，被视为饷源所在，成为清政府以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主要基地之一。《清实录》记载：“此时京饷及各军饷粮，均赖山、陕西省接济。”湖北巡抚严树森说：“陕西为财赋之邦，西、同、凤三府又为精华荟萃，近年用兵各省，皆借陕西协饷聊以支持，即京饷巨款亦多取盈于此。”

第二，太平天国等反清武装削弱清政府在西部地区的统治力量：
驻扎在陕西的军队被大量调往南方镇压太平天国，导致秦中防务空虚。例如咸丰八年十二月袁甲三在徐州、宿州一带围攻捻军，河南巡抚恒福奏请陕西拨兵助剿，时陕西清军绝大部分应调出征，已不能凑足一千数目，出现了无兵可调的局面。

第三，当时各方面反清势力相互联合与勾结：
同治元年，渭南的回民武装与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结为联盟；同治五年，张宗禹、张禹爵率领捻军进入陕西；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民武装与陕甘回民武装有着密切联系。

第四，清政府为了缓解各地战争压力，鼓励地方武装：
陕西的回民也在组织团练之列，例如“砍竹事件”中的回勇，即是回民团练。这就为回民武装提供了军事组织基础。

第五，回民和汉民之间在经济、生活习俗及宗教信仰等方面长期不合与冲突（为同治陕甘回变根本原因）：
回汉之间长期积怨。常常提及的“羊头会”，即因回民所蓄养之羊常到汉人之田地内毁坏青苗，导致渭南、大荔一带的汉族士绅组织起了专门宰杀越界回民之羊的机构，只是众多积怨中的一个。由于族群隔阂的缘故，“睚眦小忿，本人情所不能无”。不可否认，因为汉族在政府、军方都拥有广泛的人脉，且人多势众，财力雄厚，对回族的抱以排挤的态度是肯定存在的。例如泾阳县之富商曾排挤回族的牛羊肉生意，致使回商另立新市，而市井无赖竟至新市宰猪以辱回；再如传说在二华县府，有“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的判决，倒也很可能有事实依据。 　　早在乾隆初年，毕沅任陕西巡抚时，就已经“长安回汉械斗案颇多”。道光十年，云南监察御史徐法绩（泾阳县人）在《奏陈陕西回汉械斗情形疏》中说：“陕西西安府属之临潼、渭南，同州府属之大荔、蒲城、朝邑一带毗连之处名羌白镇，地面寥廓，回汉杂居，因事械斗，无岁无之。”长期的族群割裂和不信任，导致汉族对回族的猜疑心颇重，轻视之心也颇重，双方龃龉日益严重。

[编辑] 过程

主条目：清军收复新疆之战

1862年，陕西回民趁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而造成陕西防御空虚为时机，爆发大规模叛乱并迅速扩散到整个陕西地区。其初期的主要领导人有赫明堂、马生彦、马振和、白彦虎等。同时在宁夏、甘肃也爆发了大面积的回民民变，其主要领导人有马兆元和马化龙等。

回民武装发展迅猛，于1862年6月底围攻省城西安。直到1863年秋天多隆阿进军陕西情况才得以改变，从1864年开始就被清军逼迫退守陕甘边区。但1864年4月1日，多隆阿攻占周至，进城时遭流弹击中，延至5月18日伤重不治。陕西回军在甘肃东部成立了“十八大营”，反击陕西。

太平天国被消灭后，左宗棠率领湘军开始对陕西山西一带用兵。左宗棠首先进攻捻军，在捻军被击破后再进攻位于陕西的回军，1866年回军退守甘肃。1869年左宗棠派刘松山进攻宁夏的金积堡，马化龙接受安抚后随后又复叛，兵败后被杀。

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当地回军头目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1872年以白彦虎为首的回军被迫退出青海。1873年退到新疆，并与阿古拍相互勾结，但最后兵败逃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地区。陕甘回乱由此告终。

清廷的善后措施：

清政府在严厉镇压回民叛乱的同时也对放弃武装的回民进行一定安抚绥靖处理，其目的是为了维持清政府统治，防范回民再次叛乱。其善后措施主要有：其一，在选择有水、可供灌溉且无山河之险的地区，在便于管理的原则下，回民可以聚群而居但不能与汉民相杂；其二，被迁回民必须分散隔离，不得“私迁”“合居”或“私返原籍”。在回村实行保甲制度，以十家长、百家长取代阿訇“钤束”回民，以此来“散回目之势，而以其权归之官”。其三，严禁回民私养骟马，私藏军火，特别是不准回民随意远处行走，如需要离开本州县，要报请官府发给“路票”，注明去处事由，限期返回缴票。如无票远行则“以私逃论”。其四，不准阿訇管理回民事务。在回民中提倡“复其古教”，“严禁新教”，所建清真寺“高不得过二丈四尺，宽不得逾十丈”，“墙厚不得过二尺五寸”。

马化龙降而复叛，终为左宗棠所杀。而马占鳌因为在“新路坡”战斗中打死了左宗棠悍将傅先宗、徐文秀，并使进驻新路坡的四十营湘军全部溃散，一战成名。战胜后的马占鳌派自己的儿子马七五等十名战将的儿子——“十少爷”，赴定西左宗棠中军大营请降。接下来，马占鳌、马海宴等十二名首领亲赴兰州，夜宿在锈河沿清真寺。在去见左宗棠时，马占鳌还专门身带铁锁，以示负荆。而左宗棠不但去了他的夹锁，还与他彻夜长谈，夸他“明大义，懂军事”，为马占鳌网开了一面，没有像其它地方一样办严厉的善后（杀一批回民叛乱民众）。从此，马占鳌换来了西北马氏七、八十年的“世袭军阀”，左右中国西北政局一直到1949年才结束。第一集团就是马占鳌和他的后人马七五（左宗棠亲自为马七五改名为马安良）、马廷（襄力），三代三人。第二集团就是身为马占鳌得力助手的马海宴家族，他的后人马麒再及马步芳、马步青，三代五人，成为“青马”的创始人，世代镇守西宁。第三集团就是马福祥集团，这个集团与前两个集团不同处在于，他们在“陕甘回变”中立场始终是站清廷这一边的，他的后人们就是马鸿宾、马鸿逵。

[编辑] 影响

同治年间的动乱，应是冷兵器时代最后一次超大规模的种族屠杀。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在战争中，回汉两族在陕西、甘肃两省互相仇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事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此时的甘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地区）人口为1945.9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达1455.5万人，比例达74.5％。[2]。

陕西人口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1394万，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五年（1879年）的17年间锐减至772余万，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人口总数的44.6%。17年中，因战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约有520.8万，在全部损失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3.7%，而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不过101.2余万，占全部损失人口的比例仅有16.3%[1]。

西北回民对汉人的屠杀，以及汉族对回民的报复式屠杀，可见甘肃各县的县志。甘肃镇原县志记载：“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统计，回民屠城前镇原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记载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中国人口史》记载，甘肃泾州四县，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逃亡和死亡82.2万，损失88.6%。据该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逃亡和死亡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左宗棠入甘肃时，形容“远近城邑寨堡，惨遭杀掠，民靡孑遗。平、庆、泾、固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

西北回汉之间民族冲突引发的大规模屠杀。战前陕西省有回民170万人，在该省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而且绝大部分分布在关中地区。1880年陕西回民人口谷底数不会超过15万，战乱中损失的回民在160万口左右，人口损失率高达91.4%。战后只有西安城内未参加作乱的3万回民得以幸存，少部分逃亡，其余人均已死亡。甘肃省回民在战争中的死亡率也相当高，但仍在该省居民中占有一定比例。一部分回民为逃避报复，随白彦虎逃至俄国，成为今天的东干族[6]。





阿古柏军的射击训练
此役对汉族的打击也异常严重。首先，部分回民军曾打出“杀汉兴回”的口号，导致对汉族百姓无差别对待，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记录》中记录，当时回军攻破汉族村寨之后，四处寻人杀人，有汉人躲入地窖中，回军就用辣椒面燃熏，窖中老少熏死大半。这种残忍的手段使得陕西人口锐减，田地、灌溉渠等基础设施被破坏，乱后关中不少地区千里赤地，一片残破景象。直到光绪年间，“长安、咸宁、华阴等县多狼，三五成群，路人多有戒心，且鼠害尤甚，一猫贵至千钱”。其次，曾经闻名天下的秦商就此一蹶不振，例如大荔县，严、赵两家都是“盖省的财东”，不仅广置田产，拥有大量土地，而且兼营商业，在陕西、山西、四川等省都有商号，赵渡镇属朝邑县，该镇阎家是闻名全国的大财东，阎家出了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阎敬铭。这些秦省的精英阶层损失严重，例如大荔县的赵权中在村堡被攻破后，被回民军杀害。西安六村堡在遭受回民军围攻时，曾向外大量撒放金银元宝等物以求解围，然而回民军不为所动，六村堡终于被攻破，居民遭受屠戮，财货亦为所掠。泾阳县号为西北汉口，本为关中经济之重心，商路之枢纽，后被回民军先后攻破两次一蹶不振。受此役打击，至今陕西仍未恢复其应有的经济地位。

当时的新疆局势也使这场战争显示出不可饶恕的错误。同治三年底，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占领新疆的大片中国领土，奴役当地各族人民，在中国领土上立国称王，且不断扩张。同治六年六月左宗棠进入陕西，阿古柏则在此之前已经在新疆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国”，自称“洪福之王”，在他侵占的土地上，实行极其残暴的统治，并且新疆形势还在急剧恶化。而陕甘回变恰恰阻挡了内地向新疆派送兵力和物资的道路，致使新疆孤悬危机重重，若新疆为人窃据，则中国又必经分裂之祸。幸左宗棠及时平定战乱，保新疆位于中国版图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