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党一代”海外取经 邓小平留学法国被监视

江心屿@

要学西方，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走出去，一是传进来。

陈独秀：五赴东洋求救国

据《环球》报道，1901年至1914年，为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曾先后五次东渡日本。虽然每次时间都很短暂，但综观陈独秀的一生，赴日是他思想启蒙的重要历程。

1901年，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留日学生进步组织“励志会”。后来，由于两派斗争激烈，陈独秀与张继退出励志会。

陈独秀于1902年3月回国，与热血青年何春台、潘赞化、葛温仲、张伯寅、柏文蔚等人一起，在安庆姚家口北的藏书楼发起演说会，拉开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他们模仿东京留学生的做法，在张伯寅家组织了一个“青年励志学社”。

1902年9月，陈独秀被迫二次东渡日本，进入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学军事的热门学校成城学校陆军科。此间他结识了一大批激进的革命志士，如章太炎、邹容、蒋百里、苏曼殊、刘季平、汤尔和等，与他们一起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成为“日本留学生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

1903年3月31日，陈独秀与张继、邹容、翁浩、王孝慎等人一起，以姚文甫生活腐化堕落，强占老师之妾，败坏中国人的声誉，有损国格人格为由，闯入姚家，说要砍掉姚的脑袋。姚求饶。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以抒发“割发代首”之恨。他们警告姚文甫：“你赶快回国，别留在这里给留学生丢人，你要不走，我们总会要你的命。”然后他们还把姚的辫子挂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屋梁上，上书“禽兽姚文甫之辫”，使姚威信扫地。

姚文甫作为朝廷命官当然不服，他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随后蔡照会了日本外务部。于是，陈、张、邹等人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他们一回到上海，便立即投入到更加广大和激烈的革命风暴之中。”《陈独传》的作者唐宝林说，“就这样，陈独秀完成了从"康梁党"到"革命党"的转变。”

李大钊：留学日本被除名

1914年9月8日，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一年级。然而1916年2月2日，李大钊被退学，事由为“长期缺席除名”。

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2月11日下午，3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在青年会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被推举为文牍干事，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组织机构正式建立起来。李大钊被推举为文事委员会的编辑主任，主编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刊物《民彝》杂志。他在这一时期的一篇重要论文《民彝与政治》就刊登在《民彝》杂志的创刊号上。

“在日本留学的这段时间是李大钊思想产生巨变的一个时期。”侯且岸说，他在日本感受了多元化的思想氛围，而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这样的巨变是不可能产生的。

“正是在日本接触了多元化的思想，为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北京师大张静如如是说。

江心屿@

周恩来：身居斗室心怀天下

1922年6月，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小空地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一群中国青年在此聚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18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共开了3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人，即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为书记，周负责宣传，李负责组织。为了便于在法国警探的侦查下秘密工作，三人各用一个代号，周恩来的代号为“伍豪”，赵世炎叫“乐生”，李维汉叫“罗迈”。

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8月1日，《少年》创刊，编辑部就设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内。

其实周恩来在欧洲的生活一直非常拮据。他从中国随身带来一个木制的蘑菇状的东西，用来自己修补袜子，还一直带着汽炉用来烧开水熬白菜。

周恩来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告工友》《十月革命》等文章。

1924年2月1日，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旅欧共青团工作遇到的新情况，《少年》改组为《赤光》，办刊重点从对马克思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转向对中国革命的探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

邓小平：被监视的小留学生

尽管邓小平没有被逮捕和驱逐，但当时法国当局一直持续地监视他的活动。如今，邓小平的研究资料非常丰富，很大程度上获益于此。

1922年2月14日至10月17日，1923年2月2日至3月7日，为了维持生计，邓小平曾两度以邓希贤的名字注册，在哈金森工厂的制鞋车间艰苦劳作。

在哈金森工厂工作期间，邓小平常与赵世炎、王若飞等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散步谈心，讨论世界和中国，还到蒙塔日公学认识了在这里俭学的蔡和森等人。他们为邓小平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而在法国艰苦求学和做工经历，也使邓小平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开始探索新的个人出路。

1922年夏，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也是最年轻的成员。

此后，邓小平在巴黎认识了周恩来。在周的帮助下，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认识迅速成长。1924年下半年，邓小平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个求知青年成为爱国革命者。

1925年上半年，邓小平被特派到里昂，负责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这年夏天，邓小平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其他同志共同领导旅法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掀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浪潮，组织旅法华人示威。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和傅钟、李卓然、邓绍圣等20人结束了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活，前往向往已久的列宁故乡。在莫斯科，邓小平经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推荐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5年10月，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之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的学校，这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国共两党均派遣很多党员在此学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与蒋经国同在一班学习。据邓小平的同学回忆，蒋经国晚饭后总爱跟随邓小平等人到学校附近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边散步边聊天，尤其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1926年底，邓小平和20多位同志被选拔回国到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就此结束了在中山大学的学习。

《邓小平最后二十年》作者余玮总结说，“邓小平的留学经历可以用‘苦、乐、险’三个字来形容。如果他没有留洋，那么人生境遇一定截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也会是另一番景象。”

操盘手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