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因其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又因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故合称为四库全书。它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官修书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共３６２７７册书，囊括了从先秦到清代乾隆以前的主要典籍，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领域。其卷帙浩繁，内容宏富令人叹为观止。
近８万卷的《四库全书》如果将近２３０万页的纸张摊开，逐一相接，其长度可绕赤道一又三分之一圈！
规模如此巨大的书籍如何阅读呢？史书上曾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宋太宗特别喜欢当时编纂的一部丛书《太平总类》，把它列入阅读的书单，决定日览三卷，一年读完。这本书也因此更名《太平御览》。一天三卷，就是大约３万多字。可以肯定，按照宋太宗的读法，要用２６４４６天也就是７２年又５个半月，才能读完《四库全书》。事实上，从问世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头到尾读完这８亿字的宏篇巨著。遍读《四库全书》意味着涉猎中国古代所有的学问，穷尽中国丰富博大的传统文化。这对任何个人而言，都是难以企及的。
作为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大百科全书”，《四库全书》最大的功效就是保存典籍、传承文化，为学者的研究提供完整的文献资料。历史上文献典籍的流传和保存，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单本的图书，零散的著述，往往容易散失亡佚；而凡是编纂或汇刻为一部大书的，则比较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四库全书》正是这样一部大书。
征书与查禁 禁毁书籍种数等于《四库全书》收录典籍数目
《四库全书》的编纂要从乾隆３７年（１７７２年）正月颁发的一道征书谕旨说起。乾隆是历史上少有的“武功文治”全才的皇帝，他对散逸民间的文献书籍很感兴趣。这是第三次诏令各地督抚访求书籍，与前两次一样如同泥牛入海；直到十个月后，才收到贵州巡抚姗姗来迟的一道奏折，报称本地“地居山僻，书籍罕临”。乾隆帝大为恼火，严厉责令各省督抚，尤其是藏书丰盛的江浙地区的督抚大吏，要求他们立即奏报访书情形。恰在此时，安徽学政朱筠上奏书提出访书校书的四条建议，其中提到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中收有不少当时民间已失传的珍贵典籍，请求派专人进行辑录。
翰林官员查核《永乐大典》后，发现确如朱筠所言，乾隆遂下令从《永乐大典》中辑校珍稀典籍。并决定将所有的书籍集中起来，包括在全国各地广泛征集图书，采购社会上流传的通行本，挑选清内廷收藏的图书，再加上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把它们全部汇集起来，编成一部大书。
当时官吏们征书的办法有很多种：设书局专门办理，根据书目资料察访图书，利用书商贾客访求图书，鼓励藏书家献书。最后一种收效颇丰，由于有皇帝亲笔题诗、总目中记名的奖励，江浙一带的藏书名家纷纷将家中所藏的珍本善本进献朝廷。史载，江苏扬州盐商马裕一人进献家藏珍本７７６种，浙江宁波天一阁主人范懋柱献书６０２种。最终征集图书的总数达１３５０１种。
说到征书，就不能不提及随后那场查缴图书的浩劫。从民间征得的书籍中，发现不少不利于清王朝的言论和记载。这与清初入关后开展的一系列民族高压政策有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腥的记忆使得一批文人学者在武装反抗失败后，隐居著书，通过纸笔将反清思想传于后世。献书至四库馆后，反清书籍陆续被大量发现，清廷震怒之下发出禁毁“违碍”、“悖逆”之书的命令。先是抽毁，将书中不利于清廷的文字一一删除，抽不胜抽便全毁。整个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３１００余种，差不多等于《四库全书》收录的典籍数量。与禁书相连的便是“文字狱”。乾隆年间是清朝文字狱最盛行的时期，共计１００余起，而发生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的为４８起，约占半数。这些禁书活动和文字狱案件，不仅给《四库全书》这项大型文化工程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开馆编纂 抄写人员就有３８００余人
乾隆３８年（１７７３年）２月，朝廷设置“四库全书处”，后沿袭清代开馆修书的惯例也称为“四库全书馆”。开馆后，皇帝任命皇室郡主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并特别征召翰林院和全国的著名学者入馆担任纂修官，从事全书的考核编纂工作。先后任职四库全书馆并正式列名的朝廷官员和文人学者达３６００人之多，其中著名学者如纪昀、戴震、邵晋涵、王念孙等人，都是担负学界重望的饱学之士。一时间，四库全书馆成为汇聚知识精英、引领学术风气的重要场所。
历时十余年的《四库全书》编纂工作，根据书籍的不同情形，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其一是《永乐大典》的辑佚。
其二是内府书籍的处理，纂修官对清代历代皇帝下令编纂的各种书籍以及宫内各处收藏的图书进行校阅修改，并奉命编纂增入《四库全书》。新书籍的编纂，一直持续到乾隆末年才基本办理完毕。
其三是进呈书籍的校阅，这是所有工作中量最大也最繁复的部分。在四库全书馆官员的辛勤努力下，许多书籍的真实面貌得以恢复，文字讹误得以纠正，版本源流也得以理清。中国历代典籍和传统文化由此得到全面的清理和总结。
所有的图书，都有一个统一的取舍标准，根据乾隆帝的旨意分为应刊书籍、应抄书籍、应存书籍。凡流传稀少的珍贵古书和特别有学术价值的书籍，列入“应刊”范围，共计收书１３８种，形成了后来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各个学科领域具有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以及有益于实用的书籍，或者虽有不足但瑕不掩瑜的书籍，列入“应抄”范围。这两类书籍都要送到缮书处统一抄写成册。抄写之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以免讹误。《四库全书》的抄录与校勘，是全书编纂过程中持续时间最为长久、花费人力物力最为巨大的工作。仅是参与抄写的人员，就动用了３８００余人。应存书籍包括不符合正统儒家学说的，或者学术水平不高价值不大的图书，有些“违碍”的书籍经过抽改后也列入《四库全书总目》。
分色装潢 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
《四库全书》在装潢方面最有特色的就是分色装潢。由于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为方便识别利用也为美观，每一册书的封面根据所属的类别，分不同颜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
内容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四库全书》（1773年）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
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世人难得一见。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后几经战乱，损毁过半，更使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 ，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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