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每个温州人含着金汤匙出生,中国社会“均贫”了千年,即使在最开始民富的温州,能从“家族记忆裡”回想康乐生活的“二少”也少之又少。恰如整个中国,温州富而不均富,在巴黎13区、纽约拉瓦盛、杜拜的旧城集市,你仍然能看到刚从原生地的赤贫中挣脱、在Land of Opportunities默默求生存的温州脸孔。
巴黎三区的市长街RUE AU MAIRE)、庙街(RUE DU TEMPLE)—— 巴黎传统的小商品集散地,过去曾是犹太人的天下。如今,至少 90%的店铺已被温州人盘下,11区和12区的St.Martin街、以及种族溷居的20区也被温州人拦下,不仅打破了犹太人在纺织、服装、钟表、眼镜、日用百货、礼品等领域的垄断,反而控制了法国70%的纺织品进出口,仅2区和11区就有1100多家华人(温州人为主)控制的纺织品服装进出口公司。在服装行业,犹太商人不得不提防温州商人的彷冒行为及价格恶战,“他们拣出最受欢迎的款式,在几天内就能以一半的成本仿制出来,更以低于10%的利润率进行恶性竞争”。10%的利润率,也只有温州人能活下来。
一位北京游客在十三区向一个华人面孔的女孩问路,对方却不懂中文;北京游客用英文问她家乡,“I'm from Wenzhou”。巴黎的温州人群体里,文化断根的年轻世代的“巴黎温州人”并不少见。一位温州服装批发商的女儿自小生活在巴黎,受法文教育,学习艺术史,成年后却拒绝为她父亲的服装工厂效力。她用地道的法文对《凤凰卫视》记者说,“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感激父母对家庭艰苦的扶持,但这不意味着我必须承接他的生活方式”。一个家庭里,文化冲突就这样生动具体的发生了。中国爸爸和法国女儿,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放下各自价值观上的绝对。文化间的难以互融,突然从族群间,变成了代际间的隔阂。对温州移民后裔的家庭教养,移民一代也因为无意识、无时间、无条件而推托给学校和社会。的确,艰苦扎根的温州巴黎人,是没有能力完成价值上的交棒的。
8.中华侨务月刊:“在社会融入方面,越棉寮移民(东南亚华人)比温州人融入程度高一些。”
单就经济而言,近60%获得永久居留权(officially registered)的温州人已享有当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他们中甚至有人能在地价昂贵的香榭立舍大街购买数间不动产。美丽城华人“开枪”事件,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某些温州人炫富惹祸,自然成为怀有抢劫动机者的目标。由于温州人以家族抱团形式在法国开拓生活圈和事业圈,很多成年的温州人与外界(Out of Comfort Circle)的互动交流其实不多,加上语言障碍和文化素质偏低,他们的生意圈、交际圈多数仍限于华人社会(Parallel Chinese Society)。那些已成为法国社会精英的温州人,或是香蕉华人“市长”、“只对法国人发声”的议员、律师、设计界新锐、更早先的温州移民后裔,又鲜少与后来的温州人社群互动。宗族亲友、法文翻译、华人中介、行会、同乡会,反而成为了温州人摆脱“平行社会”的阻碍。而早有家庭移民经验的东南亚华人,在文化开放性、语言学习动机上更加主动,自然也拥有更多社会参与的机会和资源。
If you told an American that you are extremely rich, probably he would question back ," Then What? " 然后呢?是很多拥有宝马、宾士、豪宅的人的默默自问,很显然,财富本身只是维生工具,并非人生的终极目标。温州人群体,也可能是最该这样自问的群体:“我有钱了,可是‘然后呢?’”尤其对于巴黎的温州人群体,他们在温州时只是青田、文成乡下的乡民或是边缘城市带的“二等机会关照的公民(中国社会自然有各种分配不公)”,并非像鹿城或瑞安等其他温州沿海地区的居民那样开始习惯Being Rich,显然他们是社会学定义的新富人群(New Rich 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