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器材的革新,是发生在70年代**后期。那时闭关锁国,国外的情况无从知晓,国内却是开始出现了便携式“单反”相机。上海“海鸥”牌相机是最早面世的,正方立柱形状,重半公斤左右,有支架可固定于地上,但大多时候,则可用双手捧着移动。相比于维多利亚照相机,要轻巧方便得多了,其灵便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单反相机问世,很快将维多利亚相机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从照相机的历史舞台消失无踪。
70年代末,医学院毕业后,去广元410医院当住院医师。当时小小医生,月工资才42.5元。咬着牙,省吃俭用,用榨菜下饭,不食荤腥,如此数月近一年,终于省下钱来,求到一张“购买相机票”,托同事回上海探亲时,花了125元,买回一台海鸥。
买回来后,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形影不离。“海鸥”的工作原理,还是遵从的塔尔博特的照相术。不同之点是其凹凸镜安放位置不同,光线折射后显示在相机顶部,人眼需俯视向下观影。为防折光刺眼,顶部嵌入磨砂玻璃,观影时需要随时调控光圈大小和镜头远近,以期得到最佳印象。
调节相机自身参数,以及取景角度、光线、色彩、衬景等,是细腻活计,急躁不得马虎不得,不然就会使待拍景像扭曲或模糊。调节,要不怕麻烦,要细致周到,要沉下心来,做水磨功夫。这时,最好有人指正点拨,及时纠正错漏之处,以便快速进步,收事半功倍之效。
放射科申济泰医生,50岁出头,是个照相发烧友,谈起照相理论眉飞色舞头头是道,野外实践风雨无阻注重细节,兴致高昂时,甚至忘记家事公事两耳不闻身外事。我与他亦师亦友,在他的教诲下,我被引入摄影的门槛,有了初步的认知,并逐渐地积累起自身的心得体会,并能乐在其中。
与“海鸥”相机相配,是天津或是青岛出产的黑白胶卷,依曝光敏感度,分为“110”、“120”、“135”几种型号,又有24张和36张规格。胶卷少而贵,自然舍不得浪费,选址取景要花费许多时间,不求最好,只有更好,力争每张胶卷都能留下美好的影像,不致于虚掷时光和精力。
照相后,胶卷要拿到相馆去洗印,有时甚至要寄往外地,即花钱又躭搁功夫。所以,照相的行家里手,通常是自己动手洗印,并能借机修正不足、剪接并编排照片,吹毛求疵,力争满意。我当时借光申医生,利用放射科的洗印室,周末和晚上空闲时,夹带私货冲洗胶卷。记得开始技术不过关,丢三拉四,胶卷显影和定影的时间掌握不好,常出现底片模糊不清或空白。有次,外科汤医生拿来一卷胶卷求冲洗,我将其显影定影的时间过短,导致胶卷一片空白。虽然申医生打圆场将事情揭了过去,但我仍深感内疚寻机补救。终于在其后不久,汤医生家庭聚会时,我主动上门,拍了两个胶卷的照片,完美洗印出来,算是还偿了欠债。
通常说,“艺不压身”。这洗印技术,一旦掌握,就不易忘掉,照了几卷胶卷,兴趣一来,亦拿洗印练手,从中自生出不少乐趣。80年代,我去武汉医学院工作,后来又来伦敦国王医学院,还偶尔自己洗印照片。直到90年代后,出现彩色胶卷,且商店洗印成本变得非常便宜后,才偷懒而不再自己动手了。
到了80年代,国门开放,与国际接轨,照相器材更新迅速日新月异。黑白胶卷进化为彩色胶卷。相机体积变小,由俯视转为正视。鉴于普罗大众们照相,其目的不外乎留存影像,表明自己曾到此一游。特别是那些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更是必须照下来,这是以后与亲戚朋友聊天吹牛的资本。而只有极少数人,或是职业摄影师,或努力朝专业靠近,他们仲爱的,不是照相留影,而是照相本身,不是产物,而是过程和结果的质量优劣,才会注重细枝末节,力求精益求精。
所以,商家从中看到了商机。他们简化了相机的设置,将取景、光圈、角度、色彩等参数,都由工厂设定,不需劳动使用者大驾去调节,由此为用者省却许多麻烦。用者只需将相机镜头对准要摄景像,从相机后框观看那景像,粗略地调节,沒有了倒立成像,既看既摄(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看准了,按下快门按纽,“咔嚓”一声,照完。这种不动心思不需技巧随看随照方便快捷的相机,被称为“傻瓜”相机,而用者,自然也就是“傻瓜”了。其实,大多数民众,并不在乎“傻瓜”的名号,只要能照出相来就行了。再说,随着制造工艺的改进,傻瓜相机进展神速,在各方面几能比美专业相机,甚至不遑相让。相形之下,傻瓜相机易用又便宜,其普及程度,远超专业相机,几乎达到人手一只。
计算机和网络通讯的发达,数字化技术的成熟,智能化手机得到普及。相机也不再需要胶卷,甚至也不需要相机自身之实体,它被数字化,成为了数码相机,而数码相机又被整合到手机内,成为了手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今后将会如何发展,实在是难以预料,我们且好整以暇,拭目以待。
巴郎记于 2021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