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适婚男性将大超女性
　2012年：初婚年龄男性将大幅超过女性人口。2022年之后将有近4000万光棍。
　东方早报：你撰文说，2009年中国19岁-22岁人口数量达到历史顶峰（1亿人），然后快速减少，到2019年将只剩下0.58亿人，10年下降43%.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新增劳动力严重不足，大量企业可能将撤离中国；对于大学意味着生源不足，2009年高考报考人数减少40万人，2010年减少74万人，今后大量高校将破产；对于国防来说，意味着兵源数量和质量下降，男孩中服兵役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0%提高到今后的19%；也意味着房地产的好日子快要走到尽头了。这是否意味着经济拐点会在2019年出现？
　易富贤：具体哪一年并不明显，但今后五年肯定是转折点。多种人口学数据表明人口危机即将全面爆发：2009年：19-22岁年轻劳动力达到顶峰、开始快速下降。今后5年左右15-64岁总劳动力达到顶峰，然后负增长。劳动力是国力的支柱，劳动力下降标志着国力的下降。比如日本在1948年的时候，出口只占全球的0.44%.但1950年代在年轻劳动力的推动下，开始经济腾飞，出口占全球比例快速增加到1953年的1.52%，1963年的3.48%，1973年的6.4%，1983年的8.0%，1993年的9.9%，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日本在1980年代豪气万丈，人均购买力超出美国，1989年索尼买下了美国文化标志哥伦比亚公司，三菱买下了美国地标性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但是1990年代日本15-64岁总劳动力开始减少之后，老年抚养比快速增加，经济上升势头嘎然而止，国力开始“日”薄西山，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2009年的4.8%，今后更将是“日”暮途穷。
　2011年：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达到顶峰，然后开始快速减少。2012年：15-49岁总育龄妇女开始减少。育龄妇女减少，意味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出生人口也将快速下降，说明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
　2012年：初婚年龄男性将大幅超过女性人口，到2016年男性人口超过女性人口30%以上。2022年之后将有近4000万光棍。2010年：老年抚养比开始快速上升。2015年：总抚养比开始快速上升。十年之内，中国人口将面临负增长。
　　二胎政策无需再局部试点
　中国内部在800多万人口的地区进行了二胎试点，已经不需要在中国局部再进行所谓的调研了。
　东方早报：你是否有做过调研，如果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和人口结构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如果要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以什么样的方式放开比较好？
易富贤：我没有做个任何调研，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口走势已经说明了问题了，中国内部也在800多万人口的地区进行了二胎试点，已经不需要在中国局部再进行所谓的调研了。
　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4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只有1.47，承德只有1.6.湖北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放开二胎，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没有一个二孩试点地区的生育率稳定在2.0.越南文化和制度背景与中国类似，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现在也是实行二孩政策，但生育率只有1.8、1.9了。
　如果全国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每年只多出生30万孩子；即便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每年多出生不超过170万人口。因此，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
　　补偿性出生高峰不会出现
　即便夸张估计，“补偿性生育高峰”初期，每年出生人口也不可能达到2000万。
　东方早报：你是否有考虑过，如果停止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会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
　　易富贤：人口学家们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其实就像季节有春夏秋冬之分一样（农民春耕很忙，甚至需要请季节工，但忙碌也意味着好收成），人口也从来就不是平稳的（出生高峰能够动态性地给各行业的“季节工”提供就业机会）。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国力的提升。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都出现较大的出生高峰。
　　中国1963年到1971年平均每年出生2646万，是1959年到1962年的1.88倍；1961年只出生1100万孩子，但是1963年超过3000万。1962年到1980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4.4亿人口，是中国目前经济腾飞的基础（众多的劳动力、旺盛的消费市场）。
　日本战后三年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美国国力强盛，很大程度得益于两次出生高峰：1955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1930年代的1.7倍；而1980年代出现了第二次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从1976年的317万上升到1990年的416万（增加1/3）。而欧洲和日本1980年代之后却没有出现出生高峰，现在经济也开始走向衰退了。
　韩国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2个孩子，计划生育加上经济发展，生育率不断下降，1995年降到1.65，引起人口老化与新增劳动力减少等问题。1996年取消生育控制，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照理说，应该出现出生高峰，但是生育率却不升反降，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1998年的1.47，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韩国的政策调整并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
　1960年代，新加坡政府提倡“两个就够了”。生育率从1963年的5.01急剧下降到1977年的1.82.1980年代该政策受到广泛指责，新加坡政府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并没有回升，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加坡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7左右，现在降低到1.2左右。
　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会出现一个不大的补偿性生育高峰。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未来10年之中，补偿性生育人口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500万左右（即便1000万也不可怕）。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初育妇女是1980年代出生的，当年平均每年出生1000万左右女孩，扣除死亡和不生育者，还剩下810万生育妇女，目前大多还只生第一个孩子，只有少数1980年代初出生的开始生二胎，那么1980后妇女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很可能只有1000万左右）。加上1970年代妇女的“补偿性出生”，那么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总共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即便夸张估计，“补偿性生育高峰”初期，每年出生人口也不可能达到2000万。
　　即便最夸张估计，每年能够出生2500万左右人口，相对于现在的1300万是高峰，但是相对于1963年（3000万）来说还算低谷，相对于中国1980年代后期和印度现在的水平（每年均出生2500万孩子）也不算高峰。
　　城市人口密度高无关生育
　大城市人口密度高，交通拥挤，其实是城市规划失误。
　东方早报：目前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很高，交通拥挤、生活压力大，如果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密度进一步提高，是不是会更加降低人的幸福感？
　易富贤：大城市人口密度高，交通拥挤，其实是城市规划失误。中国城市是以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进行城市规划的。有些学者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15亿、16亿，必须保护18亿亩耕地底线，因此国家提出高密度的城市规划。但是，事实上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今后中国人口也很难稳定在14亿。那么采纳“18亿亩耕地/15亿人口”（1.2亩/人）的标准，14亿人口只需要16.8亿亩耕地。“多出”的1.2亿亩（8万平方公里）耕地加上耕地之间的“非耕地”，可以给城市发展提供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土地，以400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美国纽约的标准）计算，可以容纳4亿多城市人口。而中国2011年城市化已经在50%左右，也就是有6.5亿左右人口已经在城市生活；今后以14亿总人口、70%的城市化率计算，城市人口将在9.8亿，只比目前多3亿多人口。也就是说，中国城市规划根本不必要像现在这样缩手缩脚。既可以吃的好，也可以住的舒坦。何况1.2亩/人的耕地标准本身就没有科学依据，随着科技的发展，亩产还将大幅提升，对耕地的需求还将减少。比如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只有3亿吨，在耕地面积还有所减少的情况下，现在粮食产量反而增加到5亿吨。
　并且，中国的耕地也长期被低估， 1980年、1990年和1996年全国耕地面积分别为14.90亿亩、14.35亿亩和14.246亿亩（见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但后面经过卫星遥测，2000年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联合公布了截至1996年10月末的全国耕地总量，比同期原口径增加了5.26亿亩，达到19.506亿亩（见第一次农业普查第5号公报：关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
2010年中国科学院又完成一项最新调研成果。成果显示，我国具有不同适宜程度的耕地后备资源约8亿亩，其中40%具有较好开发条件。如果没有“耕地恐怖症”，那么中国城市规划完全可以更加从容，可以给大城市提供更多的土地，也可以在很多地方建设中等城市。
并且，从城市本身来看，城市人口多不是“生出来”的，更是“移出来”的。比如1990年人口普查显示北京、上海人口分别为1082万、1334万，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北京、上海人口分别为1961万、2302万。即便北京、上海以前就没有计划生育，如果没有移民，人口也不会增加到现在这么多的。假如北京、上海城市居民一个孩子也不生，光是外来移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仍然会增加，大城市少生孩子腾出空间给谁？比如俄罗斯、日本人口已经负增长了，但莫斯科、东京人口仍然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