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 文 _ Jose Antonio Vargas 编译 _张小车

　　18年前8月的一个早晨，母亲叫醒我，把我推上了一辆出租车，递给我一件夹克，说：“那边可能会有点冷。”当我和阿姨、母亲一起抵达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时，她们给我介绍了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她们说，那是我的叔叔。“叔叔”拉着我的手，陪我第一次登上了飞机。那是1993年，那时我12岁。

　　母亲想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她把我送到千里之外的美国，跟外公、外婆一起居住。当抵达加州旧金山湾区山景城的时候，我读六年级，并且很快爱上了那里的新房子和新文化。虽然正式的英语和美式俚语之间有很大差别，但这丝毫不能减弱我学习语言的激情。还记得那时，一个长着雀斑的中学生问我：“What’s up? ”（意思是“你怎么了？”按字面意思来解释则是“什么在上面？”）我回答说：“上面是天空。”结果，被一帮孩子取笑。

　　在16岁的某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到附近的车管局领取驾驶证。当我把绿卡递给工作人员的时候，她前后翻了翻，检查了一下，小声对我说：“这是假的，以后别来这里了。”我又迷茫又害怕，急忙回家去找外公。外公是一个带着些许骄傲的男人，当他告诉我这些绿卡和其他文件都是买来的时候，我分明在他的脸上看到了羞愧。“别将这些拿给别人看。”他警告说。

　　从那时起我便决定，绝不能让任何人怀疑我美国人的身份。我始终觉得，只要努力工作，取得足够大的成就，我就能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此后的14年，我确实一直在努力实现这个愿望。从表面上看，我的生活还不错，我的美国梦已经实现了。

　　但事实上，我依然是一个没有正式身份的非法移民。这也就意味着，我的生活注定与众不同。有时，我发现自己生活在恐惧中，很难去相信别人，即便是面对最亲近的人，我也无法呈现最真实的自我；我把所有家人的照片都放在鞋盒里，而不是正大光明地摆在架子上；甚至，有时我不得不痛苦着去做一些我明明知道是违法的事。

　　去年，我看到报道说有四个学生为了《梦想法案》从迈阿密到华盛顿一路游说。该法案争论了差不多已有10年，目的在于可以让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非法移民有机会转为合法的永久居民。这个法案对于美国1100万非法移民来说，是一个希望。我在美国长大，这里就是我的家。但是，即便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把美国当成是自己的国家，但我的国家却并不把我当成是其中一员。

　　伪造证件

　　我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语言。在菲律宾时我已学过英语，我想改掉口音。高中时，我经常花好几个小时看美国的电视和电影，模仿不同角色的发音。在当地图书馆，我拼命阅读各种可以提升我写作水平的杂志和书籍。高中英语老师凯西·杜瓦把我带到了新闻媒体这个行业。从我在学生报纸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起，我便确信：如果我的名字能够以英文写作和采访美国人的方式出现在媒体上，那我便能证实我的存在。

　　那时，关于“非法外来人员”的争论使我变得急躁。1994年，我从菲律宾到美国还不到一年，皮特·威尔逊因为支持187号提案而连续当选加州州长。根据187号提案，禁止任何非法移民进入公立学校读书以及获取其他的社会公民服务。在经历了1997年到车管局领驾照的事件后，我越发感受到了美国的反非法移民氛围，美国人不想这些非法移民融入社会中，只把他们看做是社会的污点。为了改变这一点，我不得不努力工作。但要想工作，必须得有社会保障号码，幸好外公已经想办法帮我弄到了一个。

　　外公总是对家人关怀备至。当年外公的妹妹嫁给了一个在美国服役的菲裔美国人，于是她为外公和外婆提出移民申请。1984年，外公、外婆从菲律宾合法移民到美国。到美国后，外公又为我的母亲和舅舅提出申请。由于美国规定只能为未婚子女申请，所以外公只好在填表的过程中谎称我母亲未婚。但很快，他便开始担心移民局会在审查的时候发现母亲已婚的事实，这会让她和舅舅前往美国的计划彻底失败。于是，外公撤回了有关母亲的申请。也正是在那时，母亲决定把我送到美国。母亲跟我说，她很快就会来美国跟我会合。但是，这个梦想永远也没有实现。

　　外公后来跟我解释说，那个带我上飞机的“叔叔”其实是个蛇头。为了把我带到美国，外公给了“蛇头”足足4500美元，帮我弄了假名字和假护照。到美国后，外公用我的真实名字伪造了一个菲律宾护照，当然还有那个伪造的绿卡。

　　拿着假护照，我们到当地的社会保障管理办公室申请到了社保卡和账号，整个过程简捷而迅速。当收到社保卡的时候，我记得上面写的是我的真实名字，不过也清晰地写有“只有在美国移民归化局授权后才可使用”的字样。

　　车管局事件不久后，我开始找兼职工作，外公和我带着社保卡来到了一家名为Kinko的公司。为掩人耳目，外公将“美国移民归化局授权”的字样用白色的胶带遮住，然后将社保卡复印了一份。看上去，复印件上的社保卡跟正常的没什么区别。

瓦尔加斯儿时与母亲的合照。

　　欺骗之路

　　高中时，我曾在地铁以及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前台做过兼职，也曾在一家网球俱乐部工作，后来在我家乡的报纸《The Mountain View Voice》找到了一份没有报酬的实习工作。无论兼职还是全职，在10多年的工作中，雇主极少要求检查我的社保卡原件。即便有，我也可以用伪造的复印件对付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内疚和恐慌的情绪始终挥之不去。尽管害怕被查出来，但我依然在欺骗我身边的人。毕竟，我要活下去，这条路不能回头。

　　山景高中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被推选为代表去参加学校董事会会议，这使我有机会见到负责当地保安工作的警官里奇·菲舍尔，并和他成为好朋友。我参加了演讲和辩论社团，在学校参与话剧演出，还成为校报的联合编辑。最终，我的种种努力引起了校长帕特·海兰的注意。“你在学校的时间和我一样长。”她对我说。很快，我便和海兰成为好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甚至和我的父母没什么差别。

　　此后，我参加了学校的一个合唱团，一次排练后，合唱团指挥吉尔·丹尼对我说，她正考虑带合唱团去日本表演。我跟她说，我在经济上有些问题，但她始终强调会有办法的。这让我陷入犹豫和挣扎之中，不知该不该告诉她真相。我记得我是这样说的：“这不是钱的问题，事实上我的护照并不合法。”她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最终，合唱团将表演地点选在夏威夷，而不是日本。

　　那一学年，我们在历史课上观看了一段有关哈维·米尔克的纪录片，米尔克是旧金山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官员，后来被谋杀。当时是1999年，也是大学生马修·谢泼德的尸体被发现后的第六个月，他同样是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罹难。记得在当时的课堂讨论中，我毅然举手说了这样的话：“我很遗憾哈维·米尔克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而被谋杀……我只想说，我也是同性恋。”

　　我成了当时学校唯一一名出柜的同性恋学生，这一度让外公、外婆担忧不已。外公曾有好几周不让我回家，我知道，我至少在两点上让他失望了：第一，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我的同性恋取向始终觉得尴尬和耻辱；第二，他一直希望我娶一名美国女人，这样才能获得绿卡。而我公布了自己的性取向之后，一切只会难上加难。尽管如此，同性恋给我带来的烦恼始终没有非法移民的身份多。对于自己非法移民的身份，我自始至终隐藏得非常深。

　　高中毕业后，和其他同学在等大学录取通知书不同的是，我只希望在当地的报纸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不是因为我不想上大学，而是以我的非法移民身份，不可能得到州或联邦的财政资助，而单凭我家的经济情况是不可能负担得起全部大学费用的。当我把这些困难告诉菲舍尔和海兰时，他们开始帮我想办法解决。起初，他们商量其中一人是否可以领养我，这样我就可以变成合法的美国公民了。但咨询了律师之后发现，我的年纪太大了，不符合收养的规定。最终，他们帮我联系到了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助学基金，那里根本不在乎移民的身份问题。于是，我成了这个基金的第一批受助者之一。

　　大一的时候，我在《旧金山纪事报》兼职。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调查记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就得从这一系列的实习开始。但没有合法的证件再次给我带来麻烦。

　　我申请到了在《西雅图时报》的暑期实习。该报招聘主管帕特·富特要求每个实习生必须在第一天带齐出生证明、护照、驾照、社保卡原件，否则实习就会泡汤。我当时就慌了，于是找到帕特·富特，把我的身份告诉了她。在跟高层咨询之后，她打电话回复我说：你不能在这里实习。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更加意识到，在新闻这个必须揭露事实的行当里，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对自己的身份守口如瓶。

　　这个插曲之后，资助我奖学金的风险投资家吉姆·斯特兰德答应为我支付雇请移民律师的费用。我和菲舍尔在旧金山的金融区拜访了那位律师。那时是2002年，为了解决外来少数族裔的发展、救济和教育问题，犹他州共和党议员奥林·哈奇和伊利诺斯民主党议员迪克·德宾刚刚提出了著名的《梦想法案》。看起来，这至少在法律上为我自己的信念提供了支持。

　　但会谈的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移民律师对我说，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我得返回菲律宾，接受十年的禁止出境惩罚，然后再次合法申请移民到美国。

　　2003年夏，我在全美到处申请实习，《华尔街日报》、《波士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等好几家报纸都对我感兴趣。但是当《华盛顿邮报》向我伸来橄榄枝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去的地方。有了前车之鉴，这一次，我没有提我非法移民的身份问题。不过《华盛顿邮报》提出了个更棘手的问题：必须得有驾照。自从在车管局领取驾照失败后，我就再也没申请过。我在山景城公立图书馆花了一下午的时间研习各州对考取驾照的规定。最后我发现，俄勒冈州显然是我的首选之一，而且去那也只不过几个小时车程而已。

　　对我而言，驾照就是一切，不仅可以让我学会开车，还可以让我有工作，实现梦想。但外公、外婆对于我的这种举动十分担心。外婆祈祷我不会被抓到，而外公一直跟我说，我想要得到的太多，所冒的风险也太大。

　　那时，我已经22岁了。带着社保卡复印件、学生证、工资单以及伪造的在俄勒冈州住址的证明，我来到了波特兰。还好一切顺利，2003年，我领到了驾照，有效期一直持续到2011年2月3日，那时正是我30岁生日。在这8年时间里，我可以去实现我的梦想，同时还可能通过全新的移民法案而永久留在美国。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8年了。

　　在实习期间，我被安排在一个主要的新闻编辑部，经验老道的杂志编辑皮特·珀尔是我实习期间的导师。暑假快要结束时，我又回到《旧金山纪事报》。我的计划是顺利完成学业，然后到《旧金山纪事报》担任记者。但此时，《华盛顿邮报》再次对我抛出橄榄枝，为我提供一个全职的两年带薪实习。这实在让人难以拒绝，于是我又回到了《华盛顿邮报》。

高中毕业时，瓦尔加斯与帕特·海兰（右）、里奇·菲舍尔在一起合影。

瓦尔加斯与外公。

　　内疚与恐慌

　　在那里工作了4个月后，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性格中偏执的一面开始让我艰于呼吸，就好像我的额头刻着“非法移民”的字样一样。我很担心我的同事们会发现这个秘密。为此，前所未有的焦虑已经把我逼至近乎崩溃的边缘。最终我决定要向报社中的高层人员坦白一切。于是，我找到了皮特·珀尔，对他毫无保留地说出了一切：关于社保卡，关于驾照，关于海兰、菲舍尔以及我的家庭……

　　皮特看起来十分震惊。“现在，我比以前更加了解你100倍了。”他对我说，他还不想采取什么措施，毕竟我被录用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当你做得足够好的时候，我就会跟丹·格雷厄姆和伦纳德·小唐尼把事情讲清楚（两人当时分别为《华盛顿邮报》的主席和总编辑）。”

　　接下来的5年内，我一直为皮特所说的“足够好”而努力。平时，我尽力避开有关移民问题的报道，但并不是总可以天遂人愿。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处于极度的矛盾和纠结当中：既想在竞争激烈的新闻编辑部脱颖而出，又担心自己做得过了头，招致没有必要的审查。有时，我试图忘记自己的恐惧，试图以报道其他人生活的方式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但却始终逃避不了我生命中那个难以摆脱的难题。

　　2008年4月，我因参与报道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而获得那年普利策新闻奖。而在一年前，外公已经去世了。接到外婆的报丧电话后，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挂掉电话后，我径直冲到四层新闻编辑室的浴室，坐在马桶上泣不成声。

　　2009年夏天，还没等皮特跟《华盛顿邮报》的高层讨论我的非法移民身份问题，我便离开那里来到了纽约，加盟《赫芬顿邮报》。不过，我依然心存疑虑。很多公司都会使用国家安全部门的认证系统对员工的身份进行认证，不知我的新东家会不会这么做。结果，我的工资单上填写的依然是原来的社保号，而我也依旧如往常一样领着工资。在《赫芬顿邮报》工作期间，我也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机会。我的关于艾滋病的报道被拍成了一部纪录片，还在翠贝卡电影节上播放；同时，我开始为《纽约客》等杂志写文章，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

　　不过，我取得的成就越多，我就越感觉苦闷和恐惧。一直以来，我都为我的工作而自豪，但却总感觉头顶上有一片阴云在笼罩，挥之不去——那个驾照的8年之期正一步步临近。

　　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准备离开《赫芬顿邮报》。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打拼，我慢慢意识到，职业生涯的成功并不会对我的身份认同有丝毫的帮助。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去墨西哥旅行时，我撒了谎；在一次费用可以全部报销的瑞士旅行机会面前，我无奈地找借口拒绝；我不愿意与朋友保持长期的联系，因为我害怕这种亲密的关系会让他对我产生太多的疑问。自始至终，一个问题始终在我的脑海萦绕：一旦人们知道了我的身份，该怎么办？

　　今年早些时候，在30岁生日的两周前，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拿到了华盛顿州的驾照，有效期到2016年。这又为我多赢得了5年的时间，但与此同时，这5年时间也意味着各种恐惧和欺骗。

　　我不想再逃避下去了，我已经很累了，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于是我决定挺身而出，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我联系了以前的雇主，为我的欺骗行为表示道歉。每每此时，我都感觉一种羞耻之感从内心里冒出。

　　我和母亲已经有18年没有见面了。起初，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把我送到美国，始终对此耿耿于怀。当我上大学后，我们便很少通电话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之间的联系仅限于寄钱资助她以及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妹。当初我离开时，妹妹才两岁，现在已经快20了，而已经14岁的弟弟我却从未见过——尽管我很想再见见他们。

　　前不久，我打电话给母亲，想填补几年前我离开菲律宾时记忆的空白。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些。一方面，我想把这些记忆永远搁置一旁；另一方面，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不得不尽量回忆当时的情景。

　　母亲跟我说，看到飞机以及飞机上的女乘务员，我很兴奋。她还跟我说，她曾告诉我一个快速融入美国社会的诀窍：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去美国，我就说“因为我想去迪斯尼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