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知识分子，古代称为士君子。真正够上“士君子”这三个字的，古代也很少，因为士君子最讲究做人的气节与操守，把“气节”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东汉末年，党锢祸起，名士张俭，延熹八年（166年），为山阳东部督邮，时宦官侯览残虐百姓，他严劾览及其家属，触怒了这位“高乡侯”，诬张俭参与党事，迫使其长期逃亡在外，官府追捕迫急，他望门投止，不论投向什么人家，只要知道他是张俭，明知会招来横祸，也甘于破家相容。张俭逃到鲁国，投奔孔褒，偏偏孔褒不在家，年仅16岁的孔融，擅自收留了张俭。后来事情泄露，褒融弟兄都被抓捕。孔融挺身而出：“是我作主收留张俭的，有罪只管办我好了。”孔褒则说：“张俭是投奔我的，同舍弟没有关系，办罪就该办我的罪。”吏见此状拿不定主意，只好征求他们母亲的意见。孔母说：“我是一家之主，如有罪过，我罪难逃，就问罪我好了。”一家人争着去死，郡县大人也犯了难。

名士范滂，少历清节，举孝廉，汝南太守宗资闻其名，请署功曹，委任政事。滂任事期间，抑制豪强不轨，并与太学生交结，反对宦官专政。延熹九年，因党事与李鹰同日被捕。不久释放返乡，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辆。建宁二年，朝廷又大诛党人，诏下急捕范滂等人。督邮吴导接到诏书后，闭门躺在床上大哭。范滂知道这事以后，理解督邮是为他的事犯难，便主动到县衙自首。县令郭揖解印绶，愿与范滂同走：“天下这么大，你怎么偏偏到这儿来？”范谤说：“我死了，大祸也就结束了，不应该再牵连别人！”滂别母就狱。母亲则安慰他：“儿能与李鹰杜密死在一起，岂不是很荣耀的事吗？”

这些舍身取义的故事感人肺腑，虽说这种精神并不曾普照光大，但已经看出古代知识分子精英们的节操，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至深。

历代王朝，一面加紧控制知识分子，一面又利用知识分子，以巩固自己的统制地位。明朝皇帝朱棣纂位，让方孝儒起草继位诏书。方孝儒当众揭穿朱棣纂位的来龙去脉，朱棣开始还借古人故事强词夺理，但被方孝儒逐一驳倒，朱棣无言可辩，只好说：“这是我们朱家自己的事情，别人无权干预，你还是老老实实替我起草继位诏书吧。”方孝儒拿起笔来，只写了一个“纂”字，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朱棣咬牙切齿地说：“我灭了你方家的九族！”方孝儒不屈不挠：“你灭了我十族，我也不写这个诏书。”后面的情节人们多已知晓，终于上演了明代知识分子最为惨痛的一幕。

由于独裁与恐怖政治带来的巨大压力，手无寸铁的文人在明代一度出现了集体性“政治失节”，更可悲的是这种“政治失节”在相当一些人的心底成为常态，影响了明朝几代文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及人格修养。朝廷也正是以方孝儒的行为与命运，警告所有的知识分子，让生性软弱的文人们，在抉择“要活命，还是要理想、操守、气节”之间好自为之。中国自古就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说法，所以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选择了前者。有一些人不仅仅是选择了活着，且以种种卑躬屈膝的忍耐，力求获得最大的生存空间与最好的物质享受。

记得早年读《吕氏春秋》，读到过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大意是，并非有文化，甚至著书立说就是知识分子，“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者，不可不务求此人也。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

《战国策.齐策》记载了齐宣王与一位知识分子的故事。

齐国有个叫颜斶的人，有知识有学问有才干，却不肯出来做官，隐居家中，自由自在地生活。

有一天，齐宣王派人让颜斶进宫。齐王见了他，摆出一副“王”的架子，以极其傲慢的口气叫道：“斶，过来！”

颜斶站在原地不动，也叫道：“王，过来！”

齐宣王脸都气青了，左右侍从赶紧跑过来劝颜斶：“王是一国之君，你一个无官无职的文士，怎么能这样！”

颜斶说：“正因为如此，我才叫他过来。要是我走过去，不免有巴结国君的嫌疑，只有他过来，才能表现国君尊重知识分子。”

齐宣王大怒，高声喝问：“到底是国君高贵，还是知识分子高贵？”

颜斶笑道：“当然知识分子高贵。”

齐宣王恶狠狠地说：“好，你就举个知识分子比国君高贵的事例让我听听。”

颜斶说：“例子很多。从前秦国攻打齐国，秦军经过鲁国时，为了保护名士柳下惠的坟墓，传令全军：谁要是在坟墓的五十步之内毁坏一草一木，立刻处于死刑。进入齐国后，又下令：谁要是杀了齐王，把头砍下献来，就封为''万户侯''，另赏黄金千镒（古二十四两为镒）。可见，一个活着的国君之头，还抵不上一个死了的文士之墓。你说到底是国君高贵还是知识分子高贵？”

齐宣王无言以对，心想：有才能的人毕竟得罪不得，是我自讨没趣了。于是他变了一张笑脸，客客气气地说：“啊！颜先生果然是名不虚传，钦佩之至！请颜先生收我为弟子，我将好好向先生请教。您到我这儿来住，咱们一起生活，共享欢乐；保你每餐都有肉吃，出门有车坐；您的夫人、子女，都能穿上绫罗绸缎；让你享不尽荣华富贵。”

颜斶冷淡而又严肃地说：“谢谢，我不要荣华富贵的享受！喜欢''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娱''！”

颜斶对齐王说完这几句话，道了一声“谢谢”，便告辞了。

这个颜斶可称为古今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之一。若选举先进的士君子，我肯定会投给他一票。

我国现当代知识分子，虽经过“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出现过类似集体“政治失节”的某些表象，甚至有人写文章，猜测“鲁迅若活到1957年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担心鲁迅的骨头会不会也缺钙？其实这是多余的忧虑。

1959年夏天的一个深夜，那是庐山会议后的一个夜晚。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彻夜难眠。他提出的《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已经遭到倾盆大雨般地批判。其实他的控制人口的论点，最初是受到赞扬的，可是后来伟人说了一句名言：“……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于劲大。”这时，最能心领神会的康生，马上在北京大学向师生们宣布：你们的校长马寅初，不是马克思的“马”，是马尔萨斯的“马”。自此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马运动”。

那种批判，实际上就是组织围攻，以势压人。马老先生早些时候，还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事实上哪里还有他发表辩论文章的地方。他那个誓死如归的绝唱，也只能是“唱唱”而已了。

这个闷热的夏夜，马寅初先生不是因为遭到批判，或是担心自己命运而失眠，是因为不能接受一个朋友的好意与规劝而矛盾重重，斗争激烈，使他深深地感到两难。他那个夜晚的心倩，在当年第十一期的《新建设》上《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地感谢》一文中有所透露：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谦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马寅初没有说这位朋友姓名，但可以肯定他是一名位尊权重的大人物，他实际上是幇助马寅初找个台阶，说几句认错的话，即可保住面子，也可以保住官位及诸多利益，更能让伟人有一个回旋的空间。可是马寅初是个“死心眼”，不肯抛弃真理，自贬人格，终于没有作违心的检查。

1960年3月18日，马寅初离开北京大学燕南园43号的校长办公室，回到东总布胡同32号家中。校长可以不当，全国人大常委可以不做，但真理必须坚持，学术尊严必须维护。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明显的个人崇拜，马寅初似乎有点“死不改悔”，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又于1961年初上书党中央领导同志，对学习毛泽东思想，防止个人崇拜，以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唯意志论等问题，坦率陈词，提出诚恳的忠告。

马寅初的这段经历，是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反胡风”、“反右派”两场大劫难之后的遭遇。他心中只装着真理，无视“前车之鉴”，更没有奴颜婢膝。坚守真理，不问前程，不愧为是那个不太正常年代知识分子的表率。他为了民族利益而“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精神，可圈可点。后人重温这段历史，将为马寅初先生树起大拇指来，会永远记住那个时代仍有以马寅初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楷模，他们像鲁迅一样生就一身硬骨头，当是民族与时代的自豪。记得我在《黄山松》一诗中写过这样一节：“条条坚韧细长的指爪/扭曲的赤子之心/朝石缝里挣扎挣扎挣扎……/直至把贪血的岩石咬紧/像个抱定生活信念的诗人……/搂紧风搂紧雨搂紧母亲……”

当然有骨气有节操的知识分子远不止马寅初一人，还有陈寅恪、顾准、萧军、沈从文、吴宓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典范，只是由于他们每个人的地位不同，处境不同、人际关系不同，所持态度，表现方式，应对手段也各有不同而已。

陈寅恪是一个特例。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国民党的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都一再劝请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史学大师陈寅恪赴台，陈寅恪一点也不给面子，逐一谢绝，却应聘南下广东去了中山大学（当时系岭南大学）。新中国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并将成立院属的中古史研究所，时任院长的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两人写了亲笔信，派专人赴广州，邀请陈寅恪北上任该所所长。已经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口述，请他人笔录了一封不言谢绝却实为谢绝的长信：

“……宣统三年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是不要有桎梏……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以作挡箭牌。''……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好一个陈寅恪，出言竟然如此“狂妄”。他的近似“反动”的要求，不被采纳可能也在他本人预料之中。奇怪的是这封本该遭到批判的信，并没有给陈寅恪带来实质性的不幸，倒是使他赢得了一个学者最需要的安宁的时间，十七年，他先后撰写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士列传》等专著。

其实陈寅恪的观点并无错误，只是表达上不够婉转而已。后来陈毅在广州的一次关于知识分子会议上就讲道：搞科学技术的人应该把主要时间用到专业上。搞原子弹的专家，光读马列，不务专业，能搞出原子弹吗？搞原子弹的专家，拥护马列主义就行了，主要精力还是要用到专业上（大意）。

回顾历史，回顾往事，我真羡慕当今的专家学者，学术研究空气浓厚，学术问题不再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在探求真理的权利面前人人平等，都遵守探求真理的“游戏规则”。在诸如建设三峡大坝、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重大建设工程立项过程中，都出现过严重对立的意见、观点、主张与理论，经过长时期的调查、研讨、论证，没有压服任何一种观点。即使最后通过了立项，甚至工程建设已经竣工，仍允许一些专家保留自己的意见。对于学术问题不仅倡导百家争鸣，而且保证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与空间。爱因斯坦曾说：

“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他又说：“科学的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不受限制地交换一切结果和意见的可能牲----在一切脑力劳动领域里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我所理解的自由是这样的社会条件----一个人不会因为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主张而遭受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

爱因斯坦所言，会在我们的生活中逐步成为现实的。年轻一代的专家学者，要珍惜这个时代，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环境。我在《天山马驹》一诗中写道：

“天一样大的缘色舞台

铺满星一般没有尘埃的梦

奔驰着你们的幸福

蹄下没有绳套没有陷阱

你们还年轻

等待你们的是真实的生活

一群没蜕掉稚气的小演员

应该尽早些进入角色……”

最后我要说一句多余的话，不论是知识分子，或各级官员，或平民百姓，如果他身上能表现出中国人的气节，体现出炎黄子孙的魂魄，那他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等人。我们民族的希望与未来都寄托在这些人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