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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新加坡 于 2014-11-2 04:03 编辑
九四那年,我从法国来新加坡都一年多了。同期来的朋友(从中国)大多都拿到永久居民了,可我这个在喝过塞纳河洋墨水的却总等不到移民厅官员的召见。
日子一天天过去,烦恼一天天增加。别人都在筹钱买组屋了,我们还暂住在朋友的碧山政府公寓式组屋里。
总算熬到了衙门的信来。那天,我一早打扮得斯斯文文,像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旧式书生。当轮到我进去面谈时,不免还有些紧张。
那官员出乎我意料的年轻潇洒,甚至华语都讲得蛮漂亮,我们一下就解除了隔阂,谈得甚投机。
谈话的内容从南到北,从西到东。讲话的范围从天上到地下,从远古到未来。不知不觉地两个小时过去了,当我意识到这点时,好像那位官员也同时感觉到了。两个小时的相处,我们好像有了某种的默契!
正当我有点为这种海阔天空的谈话感到有些迷茫的时刻,这位帅哥官员终于说出了第一句符合他身份的话:先生,您在法国这么久了,对“某某学运”有什么看法呢?
我一时间有些转不过弯来了,惊鄂之余足足地停顿了好几秒钟,因为与先前谈话的格调太不同了,虽然他的面容还是亲切,语调依旧温文尔雅。
我好不容易缓过劲来,一下子回到了五年前的情景里去了---
头脑在一片混乱后,终于理出了头绪。我开始镇定下来,决定了我的立场,同样用缓缓的语气对他说到:您是想听谎话,还是想听真话?
“听真话”,他答道。
我接着说到:“学运”那时,我已在巴黎。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应该都是支持“学运”的,我们彻夜在巴黎人权广场等着天安门的消息,直到枪声响起,每颗心碎的那一刻,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当他脸上掠过一丝异常的表情时,我继续说下去:但我觉得我只是一位艺术工作者,我同情学生并不代表我完全赞同或支持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完全可以在法国拿到难民居留的。
年轻官员似乎一下子开始理解并相信我的说法,我们之间短短的僵持气氛开始缓和下来,他也似乎对突然冷不防的“偷袭”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而想把气氛拉回到十分钟前的场景中。
最后的二十分钟谈话,纯粹是双方努力把先前的气氛慢慢调整到“软着陆”的种种尝试。
事情还算比较和谐的,结局也是令我欣慰:不到一星期,我已接到永久居民的批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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