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贫困酿成“悲惨世界”，成为社会学的一个主要概念。一个半世纪前普鲁东和雨果从哲学和文学角度揭示的这一问题，仍然严峻地摆在人们眼前，“西方乐园”法兰西也存在着“悲惨世界”。

1845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无政府主义奠基人普鲁东发表《贫困的哲学》，分析贫困现象的社会根源，提出互助主义机制应对底层的穷苦。同年，大文豪雨果动笔开始他长达10卷的长篇小说《贫困》（Les Misères），起初定名为《冉·特雷冉》（Jean Tréjean），也即最终演变成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于1862年面世，至今已经一个半世纪。

今年二月始，法国各大杂志及非平面媒体纷纷载文纪念雨果这一巨作出版150周年，将当年作者在书中描绘的法国社会贫困与当今经济危机下的民生相比较，发现法国虽然跻身世界八强，排名第五，但贫困现象依旧，贫穷人口高达800万；甚至中产阶级在高失业率冲击中也难以幸免。至于非熟练工人、小商贩、小业主和退休老人的境遇，更是悲惨。雨果小说里展示的是世界上的穷苦人群落，而今陷入贫困者则被称为“被漠视群体”（les invisibles）。

“被漠视者”是现代法国的“冉·阿冉”。《快报》记者约翰·保罗专程到里尔城南去采访了一些感到自己被社会抛弃的居民，亲眼目睹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一时仿佛置身于雨果的《悲惨世界》。神情沮丧的玛赫热丽失业在家，丈夫干临时工，去冬被裁，二人生活无着，无奈第一次走进“爱心食堂”领取餐饮，加入了法国90万靠救助苟活者大军。五旬女工安妮丢掉了超市收银员工作，对记者说：“您来采访有什么用，没有人关心我们！”她的话表达了里尔城南和法国其他一些城镇居民抱怨被遗忘在寥寂死角里的绝望心境。这类人越来越多，有的听天由命，有的一腔忿懑，周围环境糟得令他们难以置信。过去人们有种错觉，以为穷人是无证的偷渡客或外籍移民，可受访居民都声明：“我们全是高卢的子孙，法国血统的白人，又能怎么样呀！”这批拉丁语族的后裔均坚持匿名，担心遭报复。他们诅咒政客、银行家、“流氓老板”和警察，说后者在紧要时从不露面。另一些人的怒气朝着“外国人”发泄，不少人远离历来代表下层贱民的法共，变成了极右翼国民阵线的基本群众。

里尔城南地区原有纺织厂、床垫厂、冶炼车间，工人们为参加国家建设自豪，生活热气腾腾。曾几何时，工厂大批裁员，纷纷倒闭，到1980年就一片凋零，稍有办法的人都搬出外迁。只剩下非熟练工坐地待毙。失业人数超过25%，工薪阶层中三分之一工作非常不稳定。在一片拥有2 3000人口的边缘地带，居民购买力下降到可怕的程度。约翰·保尔是这里最早的住户之一，以出售马铃薯为生，生意越来越难做，他哀叹道：“10公斤才1.5欧元的土豆，这里的人都快买不起了！”社会学家称之为“被漠视群体”的这些人真成了150年前雨果笔下的“悲惨人”了。

城厢岗哨街是典型的场景地，警察局对面是里尔市最大的公墓，象征着眼下的衰颓。“小水平”咖啡馆女店主玛丽翻开一本旧“区志”，上面记载着一年年消失的店铺名，从前的乳品店、杂货铺、布店，还有昔日热闹非凡的电影院，而今都不见了踪影。她叹息说：“过去，家家货摊前挤满了人，现在这里连个肉铺都没有了……”30岁的法比安娜和丈夫累年失业在家，带着3个孩子挤在廉租房一层，近旁就有一处毒品交易地，十分不安全。她气馁地说：“一年内，我家被盗了三次。一伙年轻人砸窗进屋，横扫一切。我们的汽车又被烧毁，真让人心寒哪！”

在首都巴黎，灯红酒绿的豪华酒店人流不息，大小夜总会霓虹灯彻夜光照，娱乐场所门庭若市……然而，一下地铁立刻是另一番景象。放眼看去，几乎每一个站台边都有流浪人的踪影。去冬酷寒，地铁站里“座无虚席”差不多成了“居无定所者”SDF蜷缩御寒的避难所。外邦人不禁惊异巴黎怎么有这么多流浪汉，社会肯定有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大城市如此，乡下情况更惨。法国电视播映了外省一家农户的穷困生活处境。一对农民夫妇辛勤劳作一辈子，现两人年过八旬，子女进了城谋生，唯有俩老守“孤巢”，每月生活费仅500来欧元，有时子女买点菜送来接济，终究远水救不了近渴，生计很难维系。老人说到伤心处呜咽起来，老伴在一旁也泪水盈眶，让人看了心酸。难以想像这竟是法国农民的真实生活。实际上，多年来，法国农民境况恶化，辛劳一年往往还入不敷出，债台高筑；越来越多的人因还不起债，走上自尽的绝路，占全国轻生者相当可观的比例。

与上世纪七十年代不同的是，流浪者中本地法国“原住民”的比例增加了许多。更让人吃惊的是，超市附近的垃圾箱周围时时可见穿着整齐的法国中年人，在从垃圾里挑拣被弃置的过期面包、酸奶和水果等食品。这类人已不是个别现象，以致被作为一个群落，还有了新词汇 “吃垃圾人”（les déchétariens）的称谓。今年“左翼阵线”总统候选人梅朗雄宣称，法国现有数万人流落街头，悲惨境遇已无法容忍。

在法国纪念雨果诞辰210周年之际，雨果研究学者让-马克·奥瓦斯接受《阅读》杂志采访时，着重谈到《悲惨世界》一书的社会意义及使人联想当今法国现实，目睹眼下日益严重的贫富差异。据他介绍，《悲惨世界》的创作历时17年。实际上，雨果早就关注法兰西严重的社会问题，他经过1848年2月革命和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进一步增强了政治意识，产生强烈的改良社会秩序的愿望。不过，雨果的人道改良主义是从维系富人统治地位出发的。他在小说《笑面人》里借主人翁之口说：“倘若穷人死了，富人也会随之死去的！”

雨果出版其巨作《悲惨世界》，向出版社索要30万法郎，先前出版他《静观集》和《世纪传说》两部诗集的巴黎书商无力承担巨款，后由两位布鲁塞尔年轻出版商借资筹款，基本按作者要求付足了24万银法郎（相当于60万欧元）的稿酬，才促成该小说尔后继续在全球发行的局面。《快报》载文披露：“这是世纪规模的合同。从签约日起，法国最著名的流亡者永远再也没有缺钱的问题了。仅用这笔稿费，雨果就将自己在流亡地英属格纳赛岛住的‘奥特维尔之家’修葺一新，在房顶上加盖一层了望哨式的玻璃屋，作为写作室；给了女儿阿黛尔5万法郎作陪嫁。余款投资股票，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富翁。难怪马克思的二女婿，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保尔·拉法格在《雨果的传说》里给他贴上了‘文学资本家’的标签。”

尽管雨果同时代好几位文学家福楼拜、圣佩韦，甚至乔治·桑对《悲惨世界》从文学角度不敢恭维，但它毕竟是被搬上银幕、荧屏和戏剧舞台最多的文学作品之一，堪称社会小说的典范。世事变迁，但小说中的人物在当今社会里依然处处可见。数以万计的“冉·阿冉”在城镇街巷踟蹰，或像蜗牛拖壳般以车为屋，夜夜停靠公园树荫下过夜。法国全国有4万女大学生为筹款缴学费，加入地下淫媒网卖身，成了21世纪的“芳汀”姑娘。记者杜普伊在《快报》载文说：“这无疑是规模最大的一部小说，雨果作品里的人物全都深深地印在法国人集体的潜意识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谈到为富不仁者时，常常会想到《悲惨世界》里的人物，用他们的姓氏来影射现实生活中一些富人的不义行为。上塞纳省政界的巴勒卡尼夫妇不知有多少回被比喻成“当代的戴纳迪埃”（Thénardier），即虐待小女孩柯赛特的恶棍夫妇。巴勒卡尼夫妇俩多年前在勒瓦鲁瓦市当政，因经济账不清而离职，现今又回到原地，不时在电视上露面，傲视“悲惨世界”。

从《雨果的传说》出发，人们不免也会看到当今一些政界领袖和社会贤达虽也在慷慨陈词，为民请命，但实际多停留在口头，离民众生活的“悲惨世界”距离甚远。今年3月30日是雨果的不朽作品《悲惨世界》面世150周年了，塞伊出版社推出最新版本两卷，供广大读者重温小说，追昔思今，联想总统选举候选人的纲领，思考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