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具备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条件：温州城区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传统格局保持不变，历史风貌较为完整。尤其是东晋时建成的山水“斗城”，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维和“象形制器”理念的典型结晶，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温州城市建设经历1700年至今仍保留着“斗城”的基本格局和空间形态，且遗存的近现代建筑数量较多、特色鲜明，名人故居各具特色、保存完好，为全国同类城市中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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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简介

温州，简称瓯，古称东瓯。位于浙江省东南部，东濒东海，南毗福建，西、北与丽水、台州相邻。是我国黄金海岸线中部的重要港口城市，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的核心城市和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下辖三区六县及两个县级市，陆域面积11784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11000平方公里。2014年末全市常住人口906.8万人。

温州是浙江省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2200多年行政建制史。新石器晚期，已有先民在温州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西汉惠帝三年（前192），驺摇受封为东海王，“都东瓯”。东晋太宁元年（323）设立永嘉郡，此后，温州一直是郡、州、路、府、地区、市的治所，承担着浙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

温州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山水诗和永嘉学派的发祥地、南戏的故乡、数学家的摇篮。自古以来，温州以手工业发达著称，享有“百工之乡”的美誉，青瓷（瓯窑）、造纸（蠲纸）、造船、丝绸（八辈蚕）、刺绣（瓯绣）、漆器等在历史上均有很高的地位。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传统造纸工艺和木活字印刷术，至今仍在瓯海泽雅、瑞安东源村完整保存，活态传承。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温州涌现出众多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名人，如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禅宗高僧玄觉大师、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南曲之祖高则诚、“元四家”之首黄公望、一代帝师刘基、经学大师孙诒让、词学宗师夏承焘、一代棋王谢侠逊、新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夏鼐、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等。温州文物资源丰富，全市拥有各级文保单位853处，其中国保29处，省保87处，市（县、区）保737处，馆藏文物5万余件。

温州不仅具有辉煌的历史，也谱写出了现代文明的新篇章。改革开放后，温州成为创业创新的热土、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1984年被国务院公布为进一步对外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2002年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具活力城市之一。当代温州人以“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的精神，商行天下、智行天下、善行天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和温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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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

史前到汉初

瓯海仙岩穗丰西周土墩墓出土青铜矛

新石器时代，温州属于“好川文化”，是良渚文化在瓯江流域的晚期形态。从曹湾山（老鼠山）、下龙山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来看，温州先民在沿海地带的岗丘之上建立聚落，以采集、狩猎为主要经济形态，条纹着黑陶、小型石锛、扁铤石镞等构成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温州史前文化最显著的特征。

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盉

夏商时期的印纹陶瓯

周代，关于“瓯”的记载开始见诸文献。《逸周书·王会解》说“且瓯文蜃”，《山海经》说“瓯居海中”，这是温州文化地位提升、逐渐融入华夏文明大家庭的结果。西汉初年东瓯国的建立，更说明瓯地的文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高度。

汉唐五代

江心屿澄鲜阁

池上楼

经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元封元年（前110）两次内徙，“东越地遂虚”，温州的社会发展受到严重打击。此后直到东汉永和三年（138）设立永宁县，温州才重新建立官府统治，社会经济也进入了较快的发展轨道，尤其在造船、制瓷、蚕桑等方面成就突出。三国时，孙吴政权在温州境内设立了横屿船屯（在今平阳县）。“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窑烧制的青瓷在晋代享有盛名。温州地区饲养的“八辈蚕”，一年内可以八次出茧。

刘宋永初三年（422），谢灵运为永嘉太守，在短短的一年任期内创作了二十多首山水诗，使温州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同时，温州最早的一部地方志《永嘉郡记》也由郑缉之编纂完成。唐初，永嘉高僧玄觉创立了南宗禅的重要支派——永嘉禅宗，提倡人间不异山林，禅修寄于日用，征服了广大信徒。所著《证道歌》风靡一时，流播中外。

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推行，温州出现了最早一批登第入官的士人。唐玄宗天宝年间，李钧、李锷兄弟以“道举”登第，李钧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李锷官京兆府法曹参军。吴畦在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薛正明在唐哀帝天祐三年（906）登进士第。

五代时期，吴越国在温州兴修水利，开凿运河，垦辟农田，修筑城垣，使温州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为两宋温州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   元

叶适《水心文集》

《真腊风土记》木刻本

宋元时期，尤其是南宋，温州文风鼎盛，人文蔚起。在整个科举时代，温州共产生进士1583名；其中，仅南宋就出了1371名进士。除了科举上的成功之外，宋元时期的温州在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永嘉学派”由王开祖、周行己、薛季宣、陈傅良等温州学者共同创立，至叶适而集其大成。“永嘉学派”在南宋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强调儒者必须“弥纶以通世变”，倡导事功，杜绝“理学”和“心学”的空虚之弊，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与“永嘉学派”并称“二霸”的南戏，产生于南北宋之交的温州，是中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在剧本形式、音乐体制、脚色体制及舞台表演等方面为中国民族戏曲奠定了基础。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是南宋后期温州九山书会的才人们所编的《张协状元》。元代，温州南戏发展得更加成熟。元末瑞安高则诚创作的《琵琶记》，标志着南戏在剧本创作上的成熟与完善，因而被誉为“南曲之祖”。《琵琶记》是迄今为止中国戏剧出版物中版本最多、搬演最频、流传最广的戏曲作品。

南宋后期的“四灵”诗派，是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流派，得名于四位温州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号灵秀）。“四灵”归宗晚唐，专工近体，取材于琐细的日常生活或山水小景，抒写个人的闲情野趣，注重诗歌的艺术审美效果。“四灵”打破了江西诗派以学问为诗的旧格套，为宋代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幽逸、平淡冲和的新气息。

宋元是古代温州港口最繁荣的时期。借助航海之便，这时期的温州人也走出了国门。北宋初年，温州士人周伫随商船航海至朝鲜半岛，受到高丽国王的赏识和重用，官至礼部尚书。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永嘉人周达观随元朝使团从温州港扬帆出海，出使真腊（今柬埔寨），以其见闻写成《真腊风土记》，记载了在真腊遇见温州商人的有趣经历。周伫、周达观体现了温州人敢于“走出去”的开放胸怀，是今天遍布全球的海外温州人的先驱。

温州的手工业和商业发达。在造船、制瓷等传统工艺继续发展的同时，漆器、刺绣（瓯绣）、造纸（蠲纸）等技艺后出转精，正如《方舆胜览》所说，温州“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用备”，温州人的聪明才艺在手工业领域发挥得淋漓尽致。温州漆器在北宋都城汴梁和南宋都城临安都有专门售卖的商铺，而且远销国外。温州在唐五代时就开始生产蠲纸，其纸“洁白坚华，大略类高丽纸”。宋代，蠲纸颇为文人所青睐，甚至有人评价说“东南出纸处最多，此（指蠲纸）当为第一焉”。

宋元时期温州的农业技术也有显著进步，水利设施趋于完善，双季稻逐渐推广，农作物品种增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南宋淳熙年间，温州知州韩彦直对辖境内的柑橘种植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柑橘专著《橘录》。元代，棉花在温州已获得大面积种植，平阳人陈高写有《种橦花》诗，生动地记载了这一情况。

明   清

明清时期，温州从贸易港口转变为海防要地，社会发展模式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明后期的倭寇侵扰，清初的迁界之乱，都在温州的地域文化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刘基和张璁是明代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人物。刘基在明王朝的创立过程中居功至伟，被誉为“开国帝师”。张璁是嘉靖皇帝的内阁首辅，推动了明中叶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赵士桢（1552-1611）是明代最重要的发明家之一。他一生研制改进了多种火器，如“火箭溜”、“迅雷铳”等，并写成了《神器谱》、《神器杂说》、《神器谱或问》、《防虏车铳议》等有关火器研制开发、使用训练的著作。有学者认为赵士桢的成就足以与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徐光启等并列。

在刘基、张璁、赵士桢等人身上，“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充分体现了温州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

近现代

温州地处沿海，近代以来，常得风气之先。鸦片战争后，为了应对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温州士人张振夔、孙衣言等率先提出复兴“永嘉学派”事功思想的主张。清光绪二年（1876），温州开埠。随着与北面的上海、宁波，南面的福州、厦门、香港、新加坡等地航线的建立，温州逐渐成为一个开放的港口城市，洋货大量输入，传教士、西学书籍、现代书报带来了全新的信息，救火会、医院、西式学校等各种现代社会组织纷纷成立……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在旧学新知的碰撞中，温州诞生了一批卓越的学者和启蒙思想家，其代表人物有孙诒让、黄绍箕以及号称“东瓯三先生”的陈虬、陈黻宸、宋恕等。

（“东瓯三先生”：宋恕、陈虬、陈黻宸）

郑振铎

夏鼐

温州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则有新文化运动的巨擘郑振铎、一代词宗夏承焘、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者夏鼐等。如果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瑞安学计馆创办算起，温州现代数学教育的历史已经超过一个世纪。百多年来，从温州走出了姜立夫、苏步青、谷超豪等二百余位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数学家，温州的数学家群体为现代中国的数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温州也因此被誉为“数学家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