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样的历史小说，能获得2014年瑞典奥古斯特非虚构类最佳作品提名、2016年法国美第奇外国小说奖，带给译者、读者、文学评论家一致的心灵震撼呢？10月14日下午，杭城秋雨蒙蒙，由杭州晓风书屋、复旦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文学和苦难——新书分享暨读者见面会”在中国丝绸博物馆晓风书屋举行。新书《被选择的孩子》是瑞典作家史蒂夫·塞姆－桑德贝里的最新力作。

出席现场的嘉宾有：《被选择的孩子》译者王梦达；浙籍知名作家、翻译家、浙江日报记者文敏；儿童心理学家、浙江理工大学心理系副主任马凤玲。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张旭辉担任现场主持。大家认为，在目前这样的娱乐时代，社会需要严肃文学，需要了解人类的苦难，这是文学的责任。

全民娱乐的时代，文学仍需要苦难

新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斯皮尔格鲁德儿童医院坐落于奥地利维也纳，是斯泰因霍夫综合医疗系统的一部分。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纳粹政府在此安置了大量“非正常儿童”：孤儿和弃婴，具有反社会倾向的青少年，以及所谓“劣等种族”的后代。斯皮尔格鲁德儿童医院可以说是纳粹统治下欧洲的缩影。史蒂夫·塞姆－桑德贝里在小说中塑造了两个主要人物：被囚禁于医院的阿德里安·齐格勒，以及主管护士安娜·卡琴卡。在汹涌澎湃的历史浪潮裹挟下，他们的命运被无情地推向不可预知的深渊。

阅读《被选择的孩子》，最直观的心灵冲击就是那份透不过气的沉重。（文摘附后，不妨一读体会。）其中至少有五六页是密密麻麻、没有分段的，给读者营造压抑的氛围。书中，斯皮尔格鲁德儿童医院的任务就是收治精神异常、带有残疾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出生时多少有点畸形，或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或者奄奄一息，活不过几日。而最根本的是，“他们身上流着低劣民族的血液”，这才给他们招致了灭顶之灾。

文学与苦难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当下，以二战为题材的残酷文学、影视作品已相当普遍，但不同的视角总能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思考。文敏谈到，最初大家对于战争的认识仅仅是正义终能战胜邪恶；但看了《诺曼底登陆》，最后的胜利者反而是茫然的；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又是敌人帮助犹太人……至于这本书，它提供的一个哲学思考就是：所有参与这种恶行的人并不是天生的恶人。“相反，他们可能受过很好的教育，如格劳医生、卡琴卡护士，平时是很好的爱人、孝顺的子女，像他们这种人是怎么面对这些无辜的孩子的？”

更可怕的是，作恶的人还包括这些受害的孩子，他们杀同伴、互相控告揭发，书中残酷的写实场面，都是孩子干的。文敏对比奥地利电影《白丝带》，对恶，对人性提出了质疑：“什么样的人是坏人？做坏事的。那什么叫坏事？人性的恶从哪里来？我想这本书给人的启发，就是对人性和社会的思考。”

嘉宾们一致认同，在目前这样的娱乐时代，社会也需要严肃的文学，需要了解人类的苦难。作为译者，王梦达认为全书文字的最大特点：客观，作者避免了用感性的词藻刻意渲染气氛，无论是压抑还是阴暗，都是读者自己读出来的感受。“选择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因为之前根本就不知道维也纳发生过这样的事件。阅读之后，我就去网上搜索，发现相关的中文资料很少。对此我觉得把它翻译过来是有意义的，这么一个事件也应该被中国读者知道。”

孩子是苦难的放大镜

战争是残酷的，更为残酷的是，数以万计的孩子成了罪恶下的牺牲品。在场的嘉宾和读者多为人父母，说到这里，每个人都颇有触动。现场大屏幕上，是著名的《辛德勒的名单》中的一张剧照：黑白人群中伫立着的红衣小女孩。众所周知，她最后没能躲过死亡的命运。正如文敏所说，《被选择的孩子》最残酷的地方就是“被选择”这个概念。

其实，更不幸的是，这些被选择的孩子往往有一个破碎的家庭。女主人公阿德里安所在的家庭就很糟糕——父亲酗酒成性，母亲从没爱过她。这样的孩子被送到医院时，父母不是哀伤，而是松了口气。对于他们的处境，马凤玲感到十分惋惜：“他们是被嫌弃的。整本书并没有看到亲情和温暖，只有冷漠和疏离。有一回，女主人公受到了善意的对待，但她的回馈却是嘲弄对方。因为她从来没有被温柔地对待过，她的父母没有履行过任何责任。可即使是这样一个孩子，从寄养家庭偷了钱逃出来后，也想着自己留一半，另一半给母亲交房租。”

关于孩子的话题也引发了现场的热烈互动。当前，网瘾少年、多动症儿童等和书中有缺陷的孩子一样，都受到了严重的歧视甚至抛弃，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被自己的亲生父母强制送去治疗。马凤玲解释道：“成瘾是出现生理上的反应，不单单是感到不自在。成瘾也是有量表的。电击这种做法切断了一些神经通路，不止会消灭网瘾，还会产生副作用。”

沉思、反省着的瑞典人

最后，嘉宾们就瑞典文学、价值观等进行了轻松的交流。瑞典人热心友善，可他们创作的文学艺术大都很黑暗；瑞典在一战、二战中都是中立国，但是关于二战的文学作品却层出不穷。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有其根源。“这种形式的人文与北欧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瑞典包括整个北欧纬度高，长期比较封闭，有着自己的价值体系。虽然价值观比较单一，但他们勇于面对历史，这是值得尊重的。在二战中，他们表面上是中立国，但实际上运输矿产给德国。后来瑞典人自己揭露了这段历史，甚至在历史书里也会宣传这段不光彩的经历。”王梦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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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择的孩子》书摘

病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他第一次被送往斯皮尔格鲁德儿童医院，那是一个凛冽清朗的冬季早晨，阳光为大地笼罩上苍白一片，却将霜冻映射出熠熠光泽。阿德里安·齐格勒清楚地记得，病区教堂的铜绿色拱顶从山坡间高低不平的建筑中突兀耸出，充作映衬背景的天空有着不真实的蔚蓝，那种纯净的色彩他只在明信片或油画海报上见过。汽车在行政主楼前戛然而止。负责接待的护士为他们引见机构主管——一名身穿深色西装的上了年纪的男人，正低头忙于签署各类文件。接着他们来到正门左侧的厅内，一名医生已经在此等候多时，旁边的护士大声命令他脱掉衣服，在磅秤上站好。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阿德里安对于初次造访的记忆都模糊不清。很久以后的一次例行体检中，他赫然认出文件下方海恩里希·格劳医生的亲笔签名，那一刻阿德里安才意识到，在自己今后的岁月里——甚至在重获自由和新生后——这一人物都将形影不离地伴随左右。而当时在他眼里，格劳医生不过是陌生而严肃的形象，强迫他将嘴巴张大到极限，然后将手指按压过他的头骨和脖颈，用指关节敲击他的脊椎。初次体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格劳医生娴熟摆弄着阿德里安从未见过的各种工具，包括使用一只附带长刺针的圆形仪表测量他的头骨。阿德里安被要求坐在一张高脚凳上，高脚凳的靠背已经有些松散，两侧扶手倒是完整坚固。格劳医生先是测量并记录下他的眼间距，接着旋转仪表，读取眼睛和下巴间距离的数值。然后戴上手套，触了触他的睾丸，将手指探入他的肛门。检查完毕后，负责接待的护士受到传唤带他出去。天色尚早，苍白的阳光投射进走廊，照亮了地板瓷砖上冰冷单调的菱形图案。那些映射在医院走廊，病区墙壁和地板上的诡异的光，始终是阿德里安记忆中抹不去的烙印：它们绵长而冷漠，完全不因孩子们的喜怒哀乐而表现出丝毫温情。然而护士并不耐烦阿德里安的神思恍惚：你到底走不走？难不成打算在这儿发上一天的呆？他们穿过行政主楼的后门，在高大葱郁的树丛中，阿德里安初次瞥见自己未来的住所：投射于山坡间的霜白色阴影中，阴暗灰蒙的房舍挤挤挨挨，凹凸不平的破旧砖墙和布满栅栏的窗户透出惊人相似的压抑。其中隐约可见一条狭窄轨道贯连彼此。山势稍高的地方停着一台红白相间的机车头，后面拖着三节货运车厢，看上去颇有种玩具机车的不真实感。他们在左手边第三排的九号病区前停下，这里就是阿德里安的栖身之地。护士从口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摸索出正确的那把打开了门。尽管时间已近中午，里面的各扇房门却依然紧锁。门内几乎没有一点声音，阿德里安无法猜测是否还有其他孩子居住其中。护士领着他来到盥洗室旁的储物柜前，取出分配好的毛巾和一小块棕灰色制式肥皂。冲洗完毕，护士检查过他的指缝和耳根，将衣服和一双室内拖鞋递交给他。阿德里安还分到一件羊羔毛的灰色短夹克，可现在还不是穿的时候。他站在即将入住的房间外，瞪着门楣上高悬的罗马数字“四”，听不见房内的丝毫动静。他起初以为孩子们只是紧张地屏住呼吸，后来才意识到，他们早已经死去，只是为了他，为了不让他失去生存的勇气而假装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