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历史名声:波兰与犹太民族的悲情碰撞

阅读模式 · 发表于 2018-5-24 02: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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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和表现怎样的民族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其实也是地区国际政治的映像。曾经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日渐遥远模糊，而欧洲许多地区却正经受着“历史的报复”。充满悲情的受害者记忆或自我颂扬的民族英雄主义记忆在欧洲许多国家和民族沉渣泛起，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相互助推。

▲华沙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地下军反抗德国占领军的重要战役

在西方记忆政治中，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折性事件，“奥斯维辛”则是这一事件的中心象征，是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圣地”。它象征着纳粹主义的邪恶暴虐以及犹太民族在欧洲遭受种族灭绝的悲惨命运，也象征着西方基督教世界悠久反犹主义的悲剧性结局。

纳粹大屠杀已经过去70多年，但在波兰这个大屠杀主要发生地和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所在地，塑造和展现这一事件记忆的斗争仍然激烈。关于波兰在大屠杀历史进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论辩，一再在波兰公众舆论中掀起惊涛骇浪。近期波兰实施的一项关于反对历史“污名化”的法律修正案，凸显出欧洲在记忆政治问题上的深刻裂痕。

- 捍卫波兰“历史名声”的战争 -

2018年1月26日，波兰众议院通过了关于“国家记忆研究所法”的修正案，此后，该修正案在参议院通过并经波兰总统签署。2018年3月，波兰参议院还通过法案，将3月24日设为特殊纪念日，纪念二战期间波兰人救助犹太人的义举。“国家记忆研究所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旨在禁止使用“波兰集中营”等说法、禁止暗示波兰直接或间接参与屠杀犹太人，违者可处以最高三年监禁。反对将集中营冠以“波兰”字样，这并不是主要争议所在。犹太组织也大多同意和理解波兰对自身形象因集中营名称而误解的担忧。但修正案还规定反对“公开并违背事实地”指责波兰民众或政府，“应对纳粹罪责或威胁和平、人道主义及战争罪等其他罪行负有或分担责任”等提法，被外界抨击为将对相关问题研究和探讨构成新障碍。

该修正案迅速引发了以色列和各地犹太组织的强烈谴责。以色列政要纷纷谴责该修正案“毫无依据”、“改写历史”、“打压学术和言论自由”，表示“强烈谴责”、“不可接受”。以色列重要反对党“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甚至公开宣称“确实存在波兰死亡营”、“波兰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是共犯”、“数十万犹太人未曾遇到德国人而被杀”。以色列国家大屠杀纪念机构“亚德·瓦谢姆”则声明称该修正案“模糊了关于波兰人在大屠杀期间协助德国纳粹的历史事实”。“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主任希尔拉比称该修正案是对波兰极端政治势力的“怯懦投降”，将使波兰“蒙羞”。“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还致信波兰总统，担心新修正案“可能逆转数十年来波兰在大屠杀教育、研究和记忆方面的……努力”。“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则将这一修正案视为波兰与犹太人关系的“关键时刻”。

犹太世界的猛烈批评激起波兰舆论的强烈反应。面对国际舆论压力，波兰总统在签署修正案时称，“保护波兰和波兰人民的好名声很重要”，“我们有权拥有我们的历史真相”。在一次记者会上，波兰总理火上浇油地称“也有犹太人与纳粹勾结”。波兰媒体中的反犹情绪明显上升。有波兰电视频道称，犹太人对该修正案的反对，部分来自获取波兰资产的动机。还有电视台受邀嘉宾戏称“死亡营”可更名为“犹太死亡营”。更有波兰记者在媒体发文，称“我们正与犹太人作战”。曾任波兰总理的欧盟主席图斯克担忧，此种反犹言论将危及波兰在全球的形象，“关于华沙的负面舆论将形成一场海啸”。

这个修正案引发的舆论战和情绪对立很快带来外交关系的重要后果。包括以色列驻波大使在内的以色列官方抨击反犹主义在波兰抬头。以色列还拒绝了波兰企业对以色列证券交易所的入股。而波兰则有执政党议员呼吁驱逐以色列驻波大使。美国国务院则就修正案发表声明，称该修正案有损“自由言论和学术讨论”，并将影响波兰的战略利益及其与美以的关系。美国驻波大使馆威胁暂停美对双边军事合作项目的拨款。美国还对波兰政府实施外交制裁，包括白宫在内的美国政府将不会接待波兰总统或总理来访。3月26日，59名美国联邦参议员还联合致信波兰总理，就去年10月波兰议会通过的一项不利于在美大屠杀幸存者的资产追偿法案进行抗议。该法案规定，只有居住在波兰的直系亲属才能获得祖辈在波兰的遗留资产。

面对国内外舆论压力，波兰政府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以缓和与犹太人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如通过驻以大使并派遣特别外交代表团加强对以沟通，波兰总统为1968年波兰反犹、排犹致歉等等。

- 施害者？受害者？拯救者？波兰在大屠杀中的角色纷争 -

波犹（以）之间围绕纳粹大屠杀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的论争由来已久，新世纪以来则日益被双方视为体现集体身份认同的本质性因素，而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在2017年12月就职典礼演说中，新任波兰总理莫拉维斯基称非犹太裔波兰人在大屠杀期间拯救了犹太兄弟，这显示了“何为波兰人本质”。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德波斯基（Slawomir Debski）则如此回答“何为波兰人？”的问题：“我们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国家，是两种极权主义体系的受害者”。而以色列外交部秘书长在会见专程为新修正案赴以沟通的波兰外交代表团时“开宗明义”：维护大屠杀记忆是个高于波以双边关系的问题，它是“深入犹太民族本质的中心议题”。

▲小说《苏菲的选择》同名电影剧照

对犹太人在纳粹“暗黑王国”中受难报以同情和愧疚，这种集体心理在战后西方基督教世界广泛存在，在波兰人中也不例外。小说《苏菲的选择》（Sophie’s Choice，作者为基督徒）描述了波兰女子苏菲（天主教徒）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苦难经历：为了让儿子存活，把女儿推向焚尸炉；像一只摇尾乞怜的小狗，卖命地为纳粹工作；忍受纳粹的调戏、强暴、变态的凌辱；违心地以色相勾引纳粹司令官；恐怖、耻辱、罪恶和绝望笼罩着破碎的心灵。但即使这样一个受害者，也对命运比波兰人更加悲惨的犹太人充满了负罪感，而宁愿在移民美国后忍受犹太情人的暴虐。这部畅销小说（以及根据其改编的电影）以一种象征的手法，表现了一个纳粹主义的受难群体（基督徒/波兰人），在面对另一个受难更严重群体（犹太人）时的沉重精神负担和赎罪意愿。

但如何定义波兰在纳粹大屠杀历史中的角色和地位？受害者？拯救者？还是施害者？这在波犹之间带来经久不息的论争。

在波兰长期以来塑造的集体记忆中，波兰人倾向于接受自身受难者、抵抗者和救助者的角色和身份。波兰在历史上一再遭受德、俄等周边强国的瓜分；波兰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直接占领；除300万波兰犹太人，还有近300万非犹太裔波兰人在二战期间遇害；波兰流亡政府一直在参与抵抗德国纳粹，并努力向世界提供关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情报；还有6700多名波兰人因不顾个人和家庭安危救助犹太人而被“亚德·瓦谢姆”授予“国际义人”称号，多于其他任何国家；包括流亡政府在内的波兰政治组织也没有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纳粹领导的种族灭绝。这些历史事实，似乎可以印证波兰人集体记忆中关于其在大屠杀历史的正面身份体认，支持其民族自豪感和受害者悲情。这种倾向主导着波兰的相关历史研究、教育机制，有时还体现为外交诉求。

波兰准官方机构“国家记忆研究所”（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的主要使命就是维护波兰民族在二战期间以及此后集体受难的记忆。波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个纪念馆，都以受难和抵抗为主题。“波兰犹太人历史纪念馆”除了展示波兰犹太人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还重点展示了波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令人难以承受的受害细节。“华沙起义纪念馆”所展示的，则是1944年波兰地下抵抗运动试图解放首都华沙并避免苏军接管而向纳粹占领当局发动起义的历史事迹。起义者在力量高度失衡的情况下，勇敢坚持战斗了63天，付出了15.4万丧生的代价，最终失败。华沙后来在德军撤退前被夷为废墟。而苏军则在斯大林的命令下，静待德军完成毁灭行动才进入华沙。位于格但斯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馆”，旨在将波兰和中东欧在二战中的经历注入欧洲乃至世界记忆中，重在展示“总体战”下的集体苦难。但这种历史叙事在波兰民族主义者看来不够“爱国”。波兰舆论提议建立的“波兰大屠杀纪念馆”（Polocaust），则更加聚焦于波兰历史受害者的身份认同。

在此种受害者意识的推动下，波兰与周边主要邻国的历史积怨显性化，并加剧了波兰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2017年，波兰议会的一个研究团队发布报告称，波兰在二战期间遭受欧洲国家中最大的损失，有权获得德国的巨额赔偿。该团队负责人在2018年3月进一步提出了高达85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向德国索赔的主张，在2017年也获得了时任波兰总理的公开支持。对俄罗斯，波兰在国内致力于消除苏联领导人和苏军纪念碑、像等显示苏联/俄罗斯历史影响的象征物，还于2007年设立“卡廷事件遇难者纪念日”，纪念二战期间苏联在卡廷森林秘密处决2.2万名被俘的波兰各界精英。

但波兰人试图塑造和维护的兼有悲情和英雄主义的正面形象和集体记忆的努力，一再遭遇来自犹太世界的冲击和“解构”。在战后的纳粹大屠杀历史叙事中，“波兰责任论”却是个不断发酵的话题。

早在20世纪60年代，埃利·维塞尔就曾提出：只有在当地人期望成为一个无犹太人社会的地方，那些装载着人群、令人窒息的运畜列车，才能在暗夜中畅行无阻。在上世纪70年代，耶胡达·鲍尔等重量级大屠杀史学家提出“周围波兰人的态度是犹太人命运的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波兰在大屠杀中至少还有“冷漠旁观”的一面，这在当时的犹太世界整体上是个共识。

“Holocaust”一词的对象是否应该包含惨遭纳粹屠杀的其他群体，如吉普赛人、波兰人等等，这在70年代末的美国引起了公开的纷争。“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出于维护群体间友好关系出发，主张其受害者为1100万，即“600万犹太人以及500万其他群体的人们”。推动设立“总统大屠杀纪念委员会”的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也支持这种表述。其他族裔群体的社团组织，如“波兰裔美国人大会”，也要求将其他群体包含进去。但委员会主席埃利·维塞尔则坚决抛弃1100万这个数字，而主张“Holocaust”的受害者主要是600万犹太人。这种立场获得了在大屠杀历史问题上拥有无可匹敌话语权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裔的积极支持。最后，委员会采用了明显有利于犹太人的定义，而大屠杀中600万犹太人遭受劫难成为主流通行的提法，“1100万”的数字渐渐被人们所遗忘。这场大屠杀受难记忆为多个群体“共有”还是犹太人“专有”的争议，以有利于后者的方式结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著名导演朗兹曼（Claude Lanzmann）在其9个小时的大屠杀（Shoah）纪录片中，也曾指控一些波兰人因反犹卷入了大屠杀，成为纳粹的帮凶，结果引来波兰政府的抗议。波兰历史学家和公众承认当时波兰社会存在反犹情绪，但并不接受反犹情绪与犹太人遭受种族灭绝的悲剧存在关联的提法。

80年代末至90年代，东欧剧变后波兰相对开放的社会氛围，及其在外交上向西方转向，都有利于波、犹之间推进大屠杀历史的研究和对话。波、犹之间关于波兰人在大屠杀中角色的争论也出现了一段缓和、和解进程。一方面，部分波兰学者开始反思和质疑波兰自身关于大屠杀期间殉难者/英雄主义的传统历史叙事，开始打破一些敏感的禁忌。1987年，波兰学者布朗斯基（Jon Blonski）撰文提出，波兰人面对纳粹主义野蛮暴行而无动于衷，负有冷漠不作为的“共同责任”。此种观点引发了波兰国内的第一次关于战时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的辩论。另一方面，犹太学术界和舆论界的立场也出现了部分松动。1988年，在耶路撒冷的一次研讨会上，德高望重的以色列大屠杀历史学家伊斯雷尔·古特曼（Israel Gutman）就波兰人在纳粹大屠杀期间的“不作为”表达了谅解。他在发言中指出，“我有时听到犹太人指责波兰人故意不帮他们，……。尽管确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救助犹太人，但波兰人在占领条件下无法根本上改变犹太人的命运。……道德上也没有律令来要求一个凡夫俗子冒着自身和家庭生命危险来救他的邻居。……”90年代，关于波兰人在大屠杀中发挥关键角色的旧成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不少犹太学者的质疑。

▲以色列大屠杀历史学家伊斯雷尔·古特曼（Israel Gutman）

但波、犹之间此种相互和解的势头在新世纪戛然而止，双方围绕波—犹关系和波兰人在大屠杀历史中角色的争论热点丛生，矛盾尖锐。原籍波兰的美国学者杨·格罗斯（Jan T. Gross）通常居于新纷争的中心。他所著的《邻人》（Neighbors, 2001）、《恐惧》（Fear, 2006）、《掘金热》（Golden Harvest，2011）等著述，史实清楚，话语尖锐，并侧重于一些极端个案，有以偏概全之嫌，在情感上很难让波兰民众接受。由此，波、犹之间一再围绕历史问题出现舆论风波，波—犹关系也形成一个下降的螺旋。

▲原籍波兰的美国学者杨·格罗斯（Jan T. Gross）

《邻人》一书致力于揭示犹太平民在战时（1941年7月）的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Jedewabne）遭受波兰人集体屠杀的历史真相。长期以来，波兰人认为德国占领者制造了这起屠杀。但该书基于大量的访谈和回忆录，提出犹太人的波兰“邻居”制造了这起屠杀。邻居们先殴打1600名犹太居民，然后将后者赶进谷仓付之一炬，活活烧死。该书迫使波兰人不得不直面自身反犹历史和战时集体屠杀犹太人的历史罪责，并迅速引起波兰以及更广泛的西方舆论的关注和热议。一些波兰人将格罗斯的指控视为对波兰民族的“诽谤”和“污蔑”。波兰“国家记忆研究所”还就此开展调查，在被杀犹太居民数字以及纳粹德国对这一屠杀事件的卷入程度等方面提出异议，但并未推翻波兰人是这一事件主角的定论。

《恐惧》一书则将视线转向战后初期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关系：许多犹太幸存者回到家乡，但仍然受到波兰人的反犹敌意和暴行。典型事例就是“凯尔采屠杀案”。1946年7月4日，在波兰中部城市凯尔采（Kielce），一群暴徒残酷杀害了42人，其中大多数为犹太人。在格罗斯看来，战后波兰人此类的反犹主义，很大程度出于他们对战时纳粹帮凶和屠杀犹太人的罪责被追究的担忧。针对格罗斯的历史叙事，波兰舆论界同样未能推翻历史事实，但提出了不同的归因。一种将之归因于波兰人担心犹太幸存者收回他们在战时占为己有的犹太人财产，这可以等同于匪盗行为，而非出于反犹主义。实际上，这确实是许多大屠杀幸存者战后试图重新回归家园时的现实遭遇。迄今为止，犹太人在东欧国家（重点为波兰）追索战前资产仍然阻力重重，纷争众多。另一种则将之归因为犹太人积极参与和协助苏军对波兰的占领，引发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敌意。凯尔采许多被杀者与苏联秘密安全部队存在着紧密关联，甚至穿着苏联安全部队的制服。后一种解释实际上反指犹太人战后遭受波兰人反犹暴行为“咎由自取”。这又揭开了波—犹关系中的另一个伤疤：即波兰人关于犹太人帮助苏联控制波兰在内的东欧各民族的成见和怨憎。在后冷战时期东欧国家普遍推行“转型正义”和“去苏联/俄罗斯化”的进程中，“亲苏/俄”指控同样是一种充满历史悲情的强大话语，可以为反制犹太人提供道义高地。

《掘金热》则揭示了战后一些波兰人挖掘犹太死难者遗物，搜寻遗留黄金以致富的事迹。该著作再次揭示了一些波兰人借助犹太人受难而致富的不光彩一面。在2015年一篇发表于德国《世界报》的文章中，格罗斯甚至宣称，“波兰人杀的犹太人比德国人还多”。此言很快引发波兰政府的抗议和反制。2015年10月，波兰政府以毁坏波兰“良好名声”为名，对格罗斯展开“诽谤罪”调查。接着，波兰总统杜达要求重估1996年授予格罗斯的荣誉勋章。

格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著述，解构了波兰人关于自身无辜、受害和英雄主义的集体记忆和历史叙事，并引发波、犹之间激烈论战和情感恶化。围绕二战历史问题的纷争，使波兰人在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中面临巨大的外部挑战。捍卫“历史名声”，建构并维护一种在时空上一以贯之，能够提供自豪感的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由此成为波兰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愿景。

- 欧盟内在的记忆规范裂痕 -

塑造和表现怎样的民族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不仅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也是地区国际政治的映像。曾经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日渐遥远模糊，而欧洲许多地区却正经受着“历史的报复”。充满悲情的受害者记忆或自我颂扬的民族英雄主义记忆在欧洲许多国家和民族沉渣泛起，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相互助推。

“漂白”历史的修正主义倾向并非波兰独有。中东欧国家尚未完成民族国家身份建构的历史进程，仍然致力于建构一种能给予国民“自豪感”的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这些国家纷纷通过立法、纪念活动等方式颂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哪怕这些英雄同时还曾对其他民族（如犹太人）犯下严重罪行。在斯洛伐克，一名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教士在全国受到纪念，人们积极参加纪念他的游行，或为他四处建纪念碑。波罗的海国家也刮起一股纪念本地“党卫队”的歪风。匈牙利、克罗地亚、乌克兰等国则纷纷颂扬二战期间屠杀犹太人的武装组织，或为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行为开脱罪责。2015年，乌克兰还专门通过修正案，将否认二战期间乌克兰武装组织功绩的言行定性为“犯罪”。与此同时，那些急于转换门庭，实现快速“去共产主义化”和“去俄罗斯化”的国家，还致力于抹除苏联时代的“记忆遗迹”，如在公共场所拆除苏联领导人和苏军战士纪念碑、像等。围绕侵略罪责、爱国主义、纪念碑像存废等问题，这些国家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纷争不息，冲突不断。

历史记忆塑造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倾向，还往往影响到现实问题的舆论氛围和政策实践。发掘负面历史遗产，传播和煽动历史积怨，显然成了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对抗俄罗斯的重要工具。拆除苏联时期的纪念物，也往往成为许多中东欧国家抵御“俄罗斯威胁”的重要一环。将自身描绘成大国强权的受害者，或向德国重提二战旧账，显然有助于支持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并抵御“老欧洲”在财政自律、司法改革、安置难民等领域的外交压力。但历史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往往为反犹、排犹言行的沉渣泛起大开方便之门。将一些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归于某种形式的“犹太阴谋论”，是当今一些欧洲极右翼势力惯用的策略。这种“犹太阴谋”具体可归于乔治·索罗斯，或者被视为来自某个强大的“罗斯柴尔德集团”。反犹憎恨言行在欧洲许多国家的泛滥，也已引起“反诽谤联盟”等犹太组织的焦虑。

欧盟将自身定义为“规范性权力”。法、德等欧盟核心成员国尤其长期以身示范，致力于维护和传播二战以来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规范。长期以来，欧盟积极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所代表的国际刑事司法普遍管辖权，对移民、难民和少数族裔群体实施宽松包容的政策，反对反犹主义和排外仇外言行，等等。这些规范确立的重要基础之一，就在于欧洲国家对于纳粹大屠杀和反犹主义历史罪责的深刻反思。承认和直面纳粹侵略和大屠杀历史罪责，使新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不再重演，内嵌于欧盟整体的社会政治规范结构之中，与其他相关规范形成有机关联。德国尤其因直面历史罪责而在国际舞台成为“规范性权力”的典范。

鉴于沉重的大屠杀历史包袱，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否定大屠杀或其他种族灭绝，公开表达反犹主义，不仅是一种违反欧盟“政治正确”标准的行为，在许多国家还会遭受刑狱之灾。2006年，英国人戴维·欧文因在1989年否定毒气室的存在而在奥地利被捕判刑入狱三年。近年来，英国工党接连封杀甚至开除一些公然发布关于大屠杀历史或带有“反犹”倾向的“挑衅性”言论的党员。2016年，伦敦前市长利文斯顿曾宣称“希特勒曾在30年代支持锡安主义”，结果被工党封杀至今。近期法国巴黎一名高龄大屠杀幸存者被暴徒杀害，引发了数千人上街游行示威。法国总统马克龙高调参加葬礼，并发表演说谴责反犹主义。土耳其长期反对将亚美尼亚大屠杀定义为“种族灭绝”，这是被“老欧洲”视为“非我属类”而迟迟不予接纳入盟的一个因素。

波兰等中东欧新入盟国家在大屠杀历史和反犹主义等方面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欧盟自由派精英所坚持的欧盟共同规范和价值观大相异趣。欧盟的自由主义记忆规范在那些国家明显“水土不服”。内在的记忆规范裂痕，凸显出欧盟扩大进程中内部凝“心”工程的严重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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