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诗三明”的诗人

——蔡其矫、范方、黄莱笙三代相传的师生故事

                       邓友华

三明诗群里三代诗人薪火相传的师生故事，继承了近千年前“杨罗李朱”的文化传统。以万寿岩和翠云书院为象征的这块土地，历来就有在师生间进行文化传代的地域文化性格。“唐宋以来，翠云书院培育庠生，贡生，禀生达677人以上，进士133人以上。”［1］如今，三明诗群“成员逾400人，遍布全球”。［2］三明诗群所续写的，就是从古到今的文化血脉!

         蔡其矫与范方：亦师亦友的两代诗人

要说三明诗群得先说范方，要说范方得从蔡其矫说起。

蔡其矫比范方大了整整二十岁，可以说是他的老师辈。

蔡其矫(1918-2007)，福建晋江人，8岁侨居印尼，后回国参加抗战，1938年入鲁院，1941年开始发表诗作，以《肉搏》一诗闻名。“文革”期间，下放永安达七年，成立了闽西北最早的文学社，开展文学采风，培养了一批文学青年。［3］

范方1938年出生在一个教师世家，“父亲是一个教书匠，家虽有十余亩薄地，却难于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故诗人童年就进入了他的家乡——福建顺昌的一所救济院半工半读。读小学五年级时他与家乡所有的孩童一道迎来了解放。可是不久他便背上了无形和有形的家庭出身的枷锁，虽然读书成绩优异，总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普通师范毕业后分配在闽西北山区沙县任小学教员。后被调进一家报社任新闻记者，在当记者时目睹‘大跃进’中那些荒唐和悲惨景象，向上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反右倾运动来时，被认作右倾，送到农村劳动。1960年在省里学习期间，又被以攻击‘三面红旗’，为彭德怀歌功颂德的罪名，送到闽江口的一个岛屿——浪歧岛劳动。1961年调省文学工作者联合会，任了一年的《热风》月刊诗歌编辑。由于城市压缩人口，他又被压缩到农村锻炼。后来一直在沙县任中小学教员、文化馆员。‘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文人’、‘三家村黑干将’等等。直到‘四人帮’倒台后，范方真正获得了解放。

“范方从小就爱好诗歌，幼年就能背诵百首唐诗、宋词以及泰戈尔、谢冰心的小诗，读中学时就在报刊上发表诗歌。1956年，第一首处女作《墓》组诗发表于《福建日报》海潮副刊。1957年福建的《热风》诗歌专号，在全国许多著名诗人的名字中，有一个陌生的名字——范方，谁能知道他当时投去《黄昏望闽江》这首诗时只有17岁。继后，他与诗歌结下了不结之缘，生活虽然多艰，但未能动摇他对缪斯的真诚，他写了很多，无法全部发表，因为不能适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当诗人进入精力旺盛的创作时期，正值十年浩劫，诗人不仅无法再提笔写诗，先前的手稿也付之一炬！”［4］

当一个社会处于非正常状态的时候，人才不能在殿堂或教坛上施展，就只能坠落于底层了，好在这块土地素有藏智于民和藏爱于民的传统。是金子，就是埋没在泥土里也会有人赏识的。就像李锐在下放时被一个女知青爱上一样，范方也是如此。“那时，建珠是知青，范方是下放干部，他们水一样合在一起。父亲一纸调令将她调回省城，她却偷了户口本又跑了回来，和他过着散淡的生活。”吕纯晖这位当年青州纸厂《诗外》诗社的散文诗人，范方先生以《送别》一诗相赠的三明诗群的成员，现为省文学院副院长，她后来在范方作品朗诵会上述说了这样的往事。［5］

“当时范方在沙县文化馆工作。蔡其矫、刘登翰、周美文经常聚结沙县，谈诗说文，评论时事。蔡其矫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诗篇《玉华洞》《乞求》《屠夫》《所思》，表达对时局的不满和真情的渴望。”

“经蔡其矫的联络，三明的诗界与外地诗人，特别是北京的《今天》诗人们有了往来。早在1975年，舒婷即与永安诗人们诗歌酬唱”。“1979年。舒婷的《帆》发表在沙县文化馆刊物《绿叶》上，受到诗评家谢冕好评。蔡其矫、舒婷后来有组诗首发在三明文学丛刊《希望》，如蔡其矫《生活的歌》、舒婷的《小窗之歌》。

“蔡其矫有海外关系，又有抄诗习惯，所以，他给三明带来的惊喜包括台湾诗歌。莱笙回忆说，他1978年上大学时，就有带台湾现代诗歌的手抄本了。这些是来自蔡其矫的传播——传播的是现代主义，蔡其矫曾说，说什么是现代诗？就是有意味的显示。1981年，莱笙在《武夷山》杂志发表长篇诗评《诗的发现》，赞赏的诗作者是北岛、舒婷、顾城、杨炼、张学梦、郭路生、芒克……探讨他们的朦胧风何以比口号风更有意味。

“20世纪八十年代初，范方向全国现代诗人征稿，编辑出版建国后第一部现代诗集《青春协奏曲》，收入了蔡其娇、舒婷、梁小斌、顾城、徐敬亚、王小妮、刘登翰、吕贵品、北岛、杨炼、韩作荣、陈所巨、陈仲义、张诗剑、王性初、谢春池、谢烨等人以及三明诗人的作品”。［6］

所以，三明诗群成员、诗评家昌政会说：“蔡其矫，是三明现代诗歌的拓荒者，三明诗群的启蒙者、导师，是他将《今天》诗人与三明诗人联系在一起，也是他最早将台湾现代诗推介给三明诗人。可以说，正是他的努力传播，才促成三明诗群目前的质地特色。”［7］诚哉斯言!

他们在现代汉诗上的超前努力

范方现代汉诗的追求是什么，且处在一个怎样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中？比他稍小一点的40后香港诗友巴桐与张诗剑就看得很明白了。顺便一提的是，他们都是在70年代从大陆去香港的。他们在《范方与中国现代诗》曾这样写道：

“中国诗歌从诗经到楚辞、汉赋，从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在变化、发展。从旧诗到新诗是发展，从浪漫派到现代派，也是一条发展的路子。中国新诗从二、三十年代开始就存在多元化的艺术，以李金发、徐志摩、戴望舒等为首的‘现代诗’，直到四十年代上海诗人辛笛等为首的‘九叶’一群仍接过现代派的火把。然而，纵观新诗发展史。似乎现代派终未在中国诗坛形成气候。五十年代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仅浪漫派力量削弱，现代派更是烟消云散”。［8］

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国诗坛流行的是苏联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楼梯似的政治抒情诗，以贺敬之、郭小川、李瑛为代表；到了文革后期，就是北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由徐刚执笔的《理想之歌》和部队诗人张永枚的《西沙之战》这一类了。其实，文学青少年也像小鸡一样有认母情结的，一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就认谁做母亲；如果不巧看到的是只鸭子，就会一辈子都认为鸭子是它的母亲。我是50后，没有三明诗群那批60后们的幸运，我在七十年代初期那样的文化沙漠里，能在报刊上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诗。那时还视为珍宝，我在给老凤岗里木屋用报纸糊墙壁时，还特地将这两首诗糊在好看到的地方，不时看着，以至当时都能背下来。到了文革结束之后，诗坛盛行的是郭小川的《秋歌》、艾青的《光的赞歌》、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在八十年代初，当叶文福的抒情诗、白桦的电影诗和谢冕、孙绍振及徐敬亚的“三个崛起”受到挫折之后，前两者的诉求已经宣告“阵亡”，只有受伤了的“朦胧诗”还能换个“现代诗”的名号继续在大地上摸索前行。

范方他们所探索和追求的现代诗在上世纪40年代的永安就有过。“范方在1985年回忆说：‘最早读新诗……记得还读了一本毛边纸印的《红灯》，李满红写的……那本诗口语化，很有激情，大多写抗战的’”。“李满红的这种劲健豪迈之气，在范方的诗中留有遗响。”［9］还有一位是覃子豪。他的《永安劫后》影响很大。覃子豪去了台湾，那股现代诗风就东移台湾，纪弦、覃子豪成了那边的开山鼻祖，现代诗在那边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刘登翰调入省城，从事台湾文学研究，有机会接触台湾现代诗集。范方通过蔡其矫、刘登翰和香港诗人等渠道，接触大量的台湾现代诗，彼岸的诗探索与范方的诗追求产生了强大的共鸣!［10］

正当台湾那边“叫嚷‘回归传统’的时候，海峡的这边又刮起现代诗风，鼓起现代诗潮，这种奇异的文学现象只能用历史的反映和时代的产物这句话来解释。什么时代就有什么诗歌。长期作为宣传政策，颂扬神灵的诗歌早已显得苍白无力了，不仅不要“假、大、空”的艺术，一切浅露的、表面的东西也无法打动人心。读者和诗人需要重新审视现实世界人的价值以及艺术精神和表现手法等，他们用冷凝的眼光透视生活的深层，以求真实、丰富与博大。于是在中国诗坛崛起了一批探索者，他们不同程度地受欧美现代诗的影响，津津乐道波特莱尔、瓦雷里、里尔克、聂鲁达、艾略特、金斯堡、艾利蒂斯和‘自白派’，但各人的主张不尽相同。舒婷是从何其芳古典主义中走出来的；范方在艺术探索中表现持重作风，既不复古，也不欧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发扬传统，张扬现代，建立民族型的现代诗，亦即民族传统的、中国文化背景、中国审美习惯的‘现代派’诗。他酷爱唐诗、宋词，对西方现代主义也有研究，但他明智地间接吸取了海峡那边全盘横移的历史教训。他的艺术个性鲜明，作品颇具特色，看去顺手写来，然而经过精心设计，在具体形象与抽象之间架设桥梁，词语作不寻常的搭配，常用象征，暗示，隐喻、多歧义和‘超现实’的手法以加强诗的伸缩性、张力和知性，他的大量作品关注现实与人生，既不装饰欢乐，也不低首叹息，对于人生的艰辛与苦难，他却把它孕育为生命的珍珠，他的灵视不为表层而迷惑，触角直往更深层次延伸。众多的评论家评及范方作品艺术最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是：深沉、厚重、机智、敏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现代意识，并融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文化于一炉，具有较高的文化与美学价值。”［11］

范方与黄莱笙：冥冥之中就仿佛注定了的师生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有缘分的，在爱情中就有“真命天子”一说，在师生关系上也是如此，有些人在冥冥之中就已经注定了是你的老师，哪怕相差几十岁、相距千万里，都跑不掉，像我外公的同学、教过陈景润和我爸的邓新圆老先生和我之间就是如此，我相信阿方与黄莱笙之间也是如此，何况他们相距的是那么近。

就在范方下放到沙县那年，黄莱笙出生在沙县。从此，这一对师生就开始了关于这块土地上的三明诗群的故事。几十年后范方病逝了，黄莱笙提笔写下范方与他的师生故事：

“那时，我家在沙县，沙县城里很多人都知道文化馆里有一个戴眼镜的范老师，是一个令人敬重的作家，还是从省里下放来的。我从小就喜欢文学，还在念小学时，大约是三四年级吧，时不时就偷偷地涂鸦一些模仿的小诗小文之类的文字。那时，我家大哥黄良正也是个创作迷，成天泡在文化馆中听范方老师说文学。有一天，应大哥之邀，范方老师来了我们家喝酒。那时，我们住在沙县城关的清水巷中，一幢二层的木房子，简陋粗鄙，但是房前是一个搭了瓜架的坪子，在那喝酒，颇有几分‘开轩面场圃’的情调。大人们喝着酒，谈着文学和风俗之类的话题，我躲在屋角听着，没多久就被范老师看见了，他招呼我上桌。我们家一贯的规矩是，大人喝酒谈事，小孩是不能上桌的。父亲替我谢了范老师，母亲就说，范老师下放来沙县的那年，这娃刚好出生。然后我就走到桌边问范老师好。范方拍拍我的肩膀说，听说你爱写，拿几篇来看看？我就飞跑上楼，怯生生地拿了一些文章下来。范方翻阅着，母亲期待地看着他，问这娃会不会有出息。范方放下稿子说，看来是个苗子。母亲大喜，忙说，我们没文化，拜托范老师收他当个学生。范方就说，好啊，让他跟良正多到我那去去。父母亲与大哥良正就高兴地连说谢谢。

“那是我第一次见范方老师，一见面就认了师徒。从那以后，课余我就老往范方住处跑，那时范方单身，我们去他那儿无所顾忌，听他说文学评文章谈诗歌，很是来劲。”

“那时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中国的文坛都是‘三突出文学’和‘样榜戏’，范老师对我说，那些东西不看更好，然后就拿了歌德、雪莱、拜伦的作品，要我整本整本的抄录，至今，我仍然留了一二十本早年的诗歌抄本。有一次，范方非常兴奋，他说，蔡其矫来了一趟，留下了一本惠特曼诗集，于是，我们一边抄录惠特曼一边琢磨中国诗歌走向问题。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天安门广场变成悼念总理的诗的海洋。周美文、刘登翰等人聚在范方住处，一同探讨天安门诗歌，范方叫了我们几个旁听，我记得他们一致的认为，天安门的诗海暴露出了中国诗歌的形式危机，那晚谈得很迟，我听得似懂非懂，因为第二天要上学，范老师让我先回家，良正、卫平几位留在范老师住处刻天安门诗歌蜡板直至通宵。

“从那趟以后，范方老师就一直引导我们共同探讨中国诗歌形式创新问题。在这种探讨中，我们开始注目象征主义、意象派。大约是1977年，蔡其矫介绍舒婷来到范方处交流诗创作，同时又牵线同北京的北岛、顾城等人建立了诗歌创作研究的联系，范方老师带着我们不断地拓展了文学诗歌的创作视野。后来，范方又引领我们琢磨台湾诗歌，在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中研创三明诗群的美学个性。

“1978年，我考入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上路在即，范方老师恋恋不舍，写了一张字条，说，到学校后，你拿我这张字条去找孙绍振老师，他会给你更多更好的帮助的。”［12］

黄莱笙是孙绍振的学生，这让我很意外。我本来没想写三明诗群，写得人很多，我不爱凑热闹；是那天陪杨庆桢去文联，听黄莱笙说起他与孙绍振这段师生情，他的高考成绩原本是可以上复旦大学的，就是冲着孙绍振才去上省师大。这话唤醒了我自己的记忆。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也喜欢写诗，我喜欢的诗人在全国是闻捷、郭小川、白桦和徐刚等，在本福建省最喜欢的是刘登翰和孙绍振，这两个北大同学在当时都是合写的。那时在报刊上看到他们的诗作，都会剪贴起来珍藏着。恢复高考时我想去考大学是居委会的人不让我报名，我如果能去考且考得上省师大的话，我也会投到孙绍振的门下去做他的学生。后来我为了养家糊口去开书店，碰到孙绍振有本在本省出版的有关幽默说话技巧的书还特地重点推荐，弄邮购时在《中国青年报》的广告上有，后面自己编印的书目上也有，让她销往全国去。到了九十年代末，有位本地学者跟孙绍振有联系，还来说给我听，说孙绍振讲：“你们三明不是有个友华书店吗？”那学者还说：“孙绍振是我们省的文化头。连他都知道你。”我听了很高兴，就像70后听到周润发、刘德华知道自己一样。所以听到黄莱笙说的那一刻，我被他高出几十分还直奔孙绍振而去的壮举而感动了，就决定要写三明诗群的师生故事。

黄莱笙说，他拿着范方的纸条去找孙绍振老师时，对方已经知道他要来了，也就是说，范方还另外写了信推荐黄莱笙。那几年，他是孙绍振老师家的常客。那时他还年青，连被子都不懂得要怎么洗，几年下来都是师母洗的。我心想，什么叫爱生如子，这就是了。

黄莱笙在文章中说：“孙绍振老师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其学说独到，境界颇高。由于我在进入孙绍振师门之前，已跟着范方老师学了六年的文学，打下了良好的根基，也由于两位恩师都是先锋开拓型人物，有着一致的美学倾向，我对孙绍振老师的学说消化得较快，出了孙绍振老师的师门，我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汉诗的理论装备。天缘机巧，我又到了三明地区工作，那时的范方早已先到了三明文联负责创作，这样，我等于是又回到了范方老师身边。范老师十分高兴，说，你可以把孙绍振的东西用到这里的创作指导上了。

“后来，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的《现代汉诗创作美学》专著时，孙绍振老师给写了序，序中声称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并重笔提到了范方。”［13］

范方、孙绍振与黄莱笙之间的师生故事这般动人，只能说是天地有情，造化佑人，得先有这样的师生故事，后面才会有文化传承的星光灿烂。黄莱笙是群星闪耀的三明诗群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范方：一位培养了一大批诗人的诗人

范方是中国当代诗坛上最具老师风范的诗人，他所培养的诗人数量之多，可能只有同是三明但教的却是旧体诗的余元钱老师可以媲美。如果说有什么差别的话，余老师的学生全是中老年人，而范方的学生青一色都是青年诗人!这两位诗人老师的诗教，共同提升了这座城市的诗风，让其成为即使是放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独具一格的诗城。

三明日报副刊部主任詹昌政在“海峡两岸范方作品研计会”上说得很到位：“范方是一个热心于文化传承的人。三明的年轻诗人都得到过他的指点，他指点的方式很独特：大家一起喝酒、泡茶聊天，好像除了诗歌没有别的东西好谈；还有一点就是写信，诗信来往频繁。他这样面对面、手把手地把他对诗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经验传承给我们。就这样，形成了一群把诗歌当作精神追求的‘三明诗群’。这是富有衍生力的一群，他们和范方一样，追求纯粹。”［14］

三明日报记者、女作家王艳蓉曾写过：“范方为人真诚，交友广阔，莫逆之交遍布海内外。三明诗群成员昌政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范方的家曾经是许多诗歌爱好者的容身之处、学习的课堂、切磋诗歌的场所。范方不善言谈，习惯于一手捂着茶杯，一手挟住香烟，笑眯眯听人神侃，有时插叙几句，有时呵呵大笑，极富憨厚的长者之风。印象中，他嗜烟，喜酒，好茶。”［15］

三明市文联主席黄莱笙说：

范方老师是三明诗群的旗帜。

在三明，工作之余，我走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范方老师的写字间，与范老师坐在一起，好象总有谈不完的话题。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后期和整个九十年代，范方老师最大的精力是关注台湾诗歌，培植三明诗群。

范方的最大特点是民间诗歌活动活跃频繁，一个是传抄佳作，一个是书信往来，一个是参与民办刊物，一个是参组聚会，因此，联系面很广，艺术思想始终居于先锋前卫地带。在中国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之前，范方就已同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许多诗人作家有着较多的书信交流。

三明诗群正式组群之前，范方重点参与和指导以崔晟、卫平、钱斯平为主的《星星》诗刊，在那个时期，《星星》是三明一带最有水准和影响的民办诗刊，范方确定编辑和创作方向，崔晟负责组织操作，后来四川出了一个官办的《星星》诗刊，为了避免重名，崔晟就将“星星”砍去一字，更名为《星》诗刊。三明诗群的美学倾向在《星》诗刊中已呈现端倪。八十年代上半期，《星》休刊了，蔡其矫、周美文、刘登翰等人也已离开了三明地区。可是，与此同时，赖微、詹昌政的《君子兰》，高珍华、邓祖兴《农民诗歌报》等一批民间诗歌刊物在三明活跃，三明钢铁厂、青州造纸厂等厂矿的创作群涌现了不少，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范方当作了自己的指导人，春雷、静芬等不少在高校中活跃的诗人迁居三明地区一带，从三明出去在新华社的周俊祥、在《人民日报》社的朱碧森、在浙江衢州的鲁萌一回到三明都会到范方那里谈诗。不知不觉地，范方老师成了远近一带的诗歌活动轴心。

1985年初夏的一天，范方老师、崔晟、卫平、我，还有几位记不清了，聚在范方老师家中喝酒，谈到诗歌活动状况，大家都认为有组群的必要。范方就说，崔晟、卫平为《星》花了大量精力，他们现在都忙不过来，现在应该轮到莱笙来操刀了。我见不能推脱，就提出了一个三明诗群以学会形式组群，理论与创作并进，直指现代汉诗美学探讨的建议。大家说好，然后又酝酿了一个“大浪潮”的名号。范方很高兴，说，他亲自去找原任三明市委书记邓超为“大浪潮”题个字，并亲自写一个诗群的美学追求，然后，过些日子到青州造纸厂搞一个诗歌作者聚会，作一次组群号召，认可我们诗观的都可以自愿加入这个诗群。不久，范方就以三明文联的名义在青州造纸厂召开了一次诗歌创作座谈会。会后，范方老师果然拿了诗群的诗观《写在前面》和邓超的“大浪潮”题字以及一个诗群第一批作者的名单给我。1985年8月26日，我编发了《大浪潮》第一期，由此宣告三明诗群正式组群。

范方的《写在前面》提出三明诗群的三个美学追求：第一，重视纵的继承和横的移植，纵横之间不可偏颇。第二，我们的视野所及应是最令人诱惑的——现代，我们所关注的是处于现代时空交织的现代人和处境、心态、价值、现代生活的底层的声响；加强现代诗的知性、敏感性——永远是我们最高的心灵境界，静观是我们涉及万象的方法。第三，技巧、语言仍系我们所追求的。大技巧后的返朴归真应是上品。我们提倡清新、朴素、自然，提倡诗的密度、质感与张力。范方强调，关键的是如何建设起我们强健繁富的汉诗。

从范方老师的倡导和三明诗群组群的初衷可以看出，三明诗群不是一个地域型的团体，而是一个现代汉诗的美学集合。如果说它带有地域色彩，是由于它因三明的地缘而发展起来，这个诗群中的诗人和理论家都与三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它在本质上不是一个地域的组织，而是一种美学追求的群落，特别是持有这种美学观点的人为数不少已不在三明地区工作和生活，比如，崔晟、春雷、静芬、皇阳等诗群的骨干都在厦门，诗群骨干的朱碧森则在美国纽约和费城一带拥有若干出版社和报刊产业坚持着汉诗美学的探讨。我粗略作了一个估计，当年范方老师带出来的三明诗群的创作和理论骨干约有三分之二以上不在三明了。由此也就形成了一个局面：范方老师提出的创作主张，倡导的现代汉诗美学倾向，这些探讨活动已不仅仅圈定在三明，而是遍布世界各地。与此同时，三明诗群在三明地区范围内，又涌现了一大群新生诗人，以“诗三明”网站的网络诗人为例，有着相当数量的理论和创作优秀人物，其中为数不少的赞同汉诗美学倾向并以三明诗群成员为自豪，这说明，三明诗群仍然具备强劲的生命力。［16］

2003年9月11日，诗人范方在三明逝世。范方是海内外知名的诗人，国家二级文学创作，是三明第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他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诗歌达数千首，诗集《还魂草》、《剑魂蝶影》、《今夜星夜》相继由花城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先后五次获福建省诗歌大奖；被海内外诗歌界誉为“中国现代诗的探索者”；诗集《还魂草》获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新诗集评奖提名。［17］

记得那天是中秋节。有三明诗群的成员匆匆路过我的书店时告诉我这消息。他有句话我永远都忘不了：“阿方没有孩子，我们都是他的孩子!帮他守灵、值班，操办后事。”

范方去世后，他的故交自发将他患病以来创作的150多首未发表的作品，以及他生前出版的《还魂草》、《今夜星空》、《剑魂蝶影》三部诗集的诗作和早期作品，整理结集为厚达500多页的《还魂草——范方诗存》，由香港的朋友出资出版。

臧克家曾有诗云：“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这句诗用来形容范方是刚好的。他生前善待着每一个前去求教的诗歌青年，把他们当自己的学生悉心指教。如今，他活在他三明诗群的学生们的成就中。他得到了三明文化界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礼遇。

老师永生，阿方不朽!

                我与阿方的交往

阿方不是我的恩师。我的恩师是陈学尧，阿方是学尧的同辈、同行，也是我的老师辈，但不是那种有提携之恩恩同再造的恩师。我开始学写诗的七十年代中期，他还在沙县，还不知道他，倒是知道刘登翰就住在三明一中，还多次远远地看到其在校园里散步构思，我虽然已在用他写诗的路数写了《梅园新村忆总理》的组诗等诗作，但文革创伤与自己的个性还是让我没有前去求教。到了1978年，我因不让我参加恢复的高考已在命运的逼迫下去奋身一搏写相声了，学尧就是当时帮了大忙的恩师。到1979年，我有写《我们这一代》的长诗，但因思想解放的尺度超过了口径，也就没怎么往外拿，再后面我为了记录自己家世命运去写小说，就与诗渐行渐远。等到白桦的电影诗《苦恋》在1981年受批判后，更是与四十年河西道不同不相谋了。阿方是1979年调来三明地区文化局的，他的诗风与我不同，也就走得不近。但我时常陪学尧去列东，而且开会或讲座也都经常见面，跟他也很熟了。有次跟学尧一起去他家，正好看到他和崔晟喝酒醉，两人的醉态可爱得很，至今都还宛如目前！

崔晟是我这辈诗友中的才子帅哥，他诗写得好，演艺和组织才能俱佳。记得他当时是在木器厂对面的藤草社上班，是二轻的，跟我一样是个集体工。他在时常有文艺会演的七十年代末，是二轻局业余宣传队的台柱。我有去过他上班的地方，他也有来过我凤岗里家的三楼。那时三明的诗友中就在传抄着北京《今天》的民办诗刊，我第一次看到就是他送来给我看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和“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就是这样看来的。那时是处于民间流通的半地下状态，九年后我在凤岗里的老客厅开书店，所卖的畅销书中有本《朦胧诗选》，这两首诗就赫然印在前几首中。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崔晟抄诗的功夫很了得，我有本1957年的《人民文学》，上面有当时部队青年诗人公刘的短诗，跟他说起，他说是已经有抄过了的。他们筹办《星星》诗刊时开会，有叫我去参加，记得是在列东老街崔晟租住的老木屋里开的，我印象中是离军子舅很近的，当时觉得外公解放前的房子应该就在不远处。到00年代我写《古镇》时细细地问过母亲那方位和形状，外公以前的住家原来比我想像得要大好几圈，他住的那房子可能就是外公的家。那次见到了叶卫平，是还在师专读书的一个学生才子，长发飘飘，很潇洒的诗人模样。大家还一起给将办的诗刊似刊名，记得当时我有说到用“探索”、“知音”之类的。再后面，第二次开会前的傍晚，我从三标厂推着自行车都到河边的公路了，看到面前的西北方天空黑云压城，暴风雨将至，就萌生退意了。那下是面对自然气候，其实我惧怕的是政治气候的反复无常，我父亲在文革中因所谓的反革命集团送了一条命，我从此离任何社团都远远的，连文学社团也是如此。那个傍晚，我思想斗争的结果是没去。此后，他们的活动就没去参加了。再到后面，我思想上的启蒙老师白桦挨批，我到图书馆去抄那部电影诗，四五万字做两天抄掉。我抄的诗跟他们不一样的。我要的是思想解放的诉求，他们要的是表现形式上的革新。所以，抄诗，从天安门诗抄，到抄《苦恋》的电影诗，再到抄现代诗，以及后面人们抄席慕蓉的诗，抄得都是诗，但质地因历史进程而大不相同。天安门诗抄造就了四人帮的倒台，《苦恋》之抄是要紧的不改，只允许形式更新，只让娱乐至死!

我开书店倒是和阿方打过一些交道。我好像开店前就有去他家找过他说我的想法。记得他家是在群艺馆的顶楼，而他人在晚上的时候时常都在旁边的一个二楼的办公室看书看报或写作。好像晚上爱呆办公室的后面是高珍华，大概也跟范方老师学的。范方听到我这样的业余作者肯去开书店，很是支持。他跟我说了福州树人书店读者去买书挤得里外三层的盛况，还讲了福州潘秋书店的潘秋就是写诗的业余作者去开的书店，潘秋有写过一首《蚯蚓之歌》很好，还说省文联系统也有个文艺书店。我开店以后，凡是三明作者的书有来找我的，我都给予方便，上架销售，其中最上心的前是阿方，后是童大焕，就是因为交情甚好。好像他的三本诗集都有卖过，销量最好的是头一本《还魂草》，供不应求，后面都没书卖；走量差的是第三本《剑魂蝶影》，拿来很多，但走了很久都没走完最后还退还他不少。我还说他：“你怎么给诗集起个武侠小说的书名？”他自嘲地说：“就是因为现在武侠小说好卖，诗集不好卖，才起个武侠小说的书名了。”而他有师友的诗集要出版发行，也会叫人来问我。前面还会写张纸条，像蔡其矫准备出诗集，他就写张字条叫高珍华来找我。当时的情况二十多年后已记不住了，但那纸条却被我珍藏下来了。我卖了二十几年书，过手的纸条和单据河水一样多，却会把这张纸条留到现在，可见阿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再后面，只要是阿方让来的有没有纸条我都很热情，再后面凡是本地作者的书，只要不是境外出版的（按当时的规定此类书禁售），都会帮忙卖。

阿方家住在东新二路东侧山脚下林委那条路旁边的群众艺术馆的房子，记得八十年代初和学尧一起去时是住楼下，八十年代后期我自己去时是住楼上。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再去时，与东新二路正对着的山脚巳于1993年盖起了图书馆和档案馆大楼。2002年元旦童大焕临去北京前请客就在路口处文化系统房子一楼的酒店里，到了那就想起阿方住在附近。小童出第二本书时将与前一本有关的文章编在一起，我的《关于书名》就和范方的信是上下页，荣幸之余还觉得小童疏忽了，怎么没在目录中将众作者的姓名列出来。再后面的2015年起，我经常跑档案馆，也不时会想到阿方住在附近。记忆依然清晰，但土地是在变迁，阿方似已远行，而诗群却在壮大。所有的一切看似纷繁复杂，我近年却试图用陈景润和我来穿梭着这块土地上的并非没有关联的人与故事。其实，谁说没有关联呢？阿方家不到百米处就珍藏着陈景润的学籍档案，阿方倾心培育的三明诗群如今成为像陈景润一样响亮的文化品牌，在三明的上空闪耀着光芒，他们和另一品牌“杨罗李朱”一起展现出在师生间进行文化传代的三明地域文化性格……

注释

［1］此数字为岩前王本增先生提供

［2］［15］王艳蓉：《《范方和三明诗群》讲座在市图书馆举办》，三明文艺网，2017年12月21日

［3］［6］昌政：《“三明诗群”与台湾诗坛》，黄莱笙主编《三明故事》，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248页

［4］［8］［11］（香港）巴桐、张诗剑：《范方与中国现代诗》，转引自“诗意的憩居的博客”

［5］昌政：《范方：骨子里都是暗香——范方诗歌朗诵专场侧记》，昌政的博客。

［7］同［3］，第245页

［9］同［3］，第244页

［10］同［3］，第249页

［12］［13］［16］黄莱笙：《岁月范方》，莱笙博客

［14］昌政：2006年5月17日上午“海峡两岸范方作品研讨会”发言纪要，昌政博客

［17］子云：《那些年，我们在诗三明》，转引自“昌政的博客”

               二0一八年五月十四日至五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