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心理学互联网交流群微课第71次

主 讲：颜 浩（西山）

录音整理：辰悦

2019.2.20

上一次我们讲了老子，这一次我们要讲一讲孔子。孔子当年所生活的时代正好是春秋末期，在春秋末期，东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和领导权威已经大为衰退。当时出现了几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南方的楚国，甚至在后期还自称为王，最初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边鄙小国。东方的齐国也是强国，齐国是姜子牙的封国，所以跟周王室不是同一个姓，地位上要稍微低一点，但是齐国由于也是处于中原的边缘地带，所以通过历年的开拓和人口繁衍，变成了一个东方强国。然后西方的秦国也在逐渐地壮大，因为它也有更多的开拓空间。北方的晋国也开始逐渐地强盛起来，主要是它也有向北方开拓的空间。所以总的来说，强大的诸侯国在当时主要就是四个方向：东方齐国、西方秦国、北方的晋国和南方的楚国。当然处于中原地带的宋国也算是一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是因为它原先的封地面积就相对比较大，它是商王朝的后裔。当年周武王打败了商纣王之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后裔，就封了商纣王的亲哥哥微子启。微子启在商朝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大臣，武王把微子启封在商丘，建立了宋国，宋国是一个正宗的中原大国。

孔子的家世就是从微子启这血脉传下来的，孔子其实是商人后裔。孔子的十五世祖叫微仲，微仲是微子启的儿子。他的六世祖叫孔父嘉，在宋国担任大夫，已经是王室的支族了。然后再往下一直到一个后代叫叔梁纥，叔梁纥为了躲避宋国的战乱，逃到了鲁国的陬邑，在那定居，然后被鲁国的国王封为陬邑大夫。叔梁纥娶了一个妻子，姓施，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儿子。一个小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孟皮，是他的长子，但是孟皮小儿麻痹症，所以叔梁纥很不满意。他就请求当地的望族颜氏家族三个女儿中的一个来立为妾，颜家想叔梁纥年纪老，性情又比较暴躁，是一名勇将，号称为鲁国三勇士之一，于是就问女儿们的意见，结果大女儿、二女儿都不愿意，只有小女儿颜徵在愿意嫁给叔梁纥。传说颜徵在是16岁，叔梁纥是66岁，所以这年龄相差得实在太悬殊了。他们俩就在一座山里面居住，并且怀孕，没有举行婚礼，所以这次婚姻就被称为野合。徵在生下孔子之后，孔子三岁，他的父亲叔梁纥就病逝了。叔梁纥死去以后，施氏就把颜徵在从叔梁纥的家族封地上赶走了，而且同时被赶走的还有那个瘸腿的哥哥孟皮。颜徵在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的姑娘，她就带上了孟皮和自己的儿子孔子，三个人到曲阜的一个叫阙里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吧，过一种很清贫的生活。但尽管如此，孔子的贵族身份依然是得到承认的，他不是平民。在母亲颜徵在的保护下，同时贵族的家世背景对他也是有一定的帮助吧，孔子度过了一个非常勤奋好学的少年时代。

当时的人们是非常重视祖先的，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说基本上从后羿射日的这个传说时代开始吧，我们就转向了崇拜祖先，不再崇拜太阳了。华夏人是非常重视每年的祭祖活动。为了方便回到祖籍宋国去祭祖，孔子娶了宋国人丌官氏的女儿为妻。丌官氏是王室的侍从，专门负责为王室成员梳洗打扮，通常也是由一些下级贵族来担任的。他娶了丌官氏的女儿为妻子。大概在公元前的532年，也就是鲁昭公十年，丌官氏就为孔子生了一个儿子，孔鲤。因为当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一条鲤鱼给孔子，所以他的儿子起名为鲤。

孔子从20多岁起就开始从政，对于天下大事非常的关心，并且有很多治理国家的思考，也有雄心壮志，有一些独特的见解和看法。他一开始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小的官，管仓库。后来又替王室管畜牧业。大概到了公元525年左右，孔子30而立之年，就开办私学了，开始把自己平生的学问传授给一些弟子们。30岁到40岁之间，孔子通过游历，广闻博识，打开了眼界。他结识了齐国的齐景公和晏婴，并且带着弟子南宫敬叔去周王朝向老子问礼，向苌弘问乐。这是礼、乐方面的学习，就是老子是孔子的礼学老师，苌弘是孔子的乐学老师。孔子一方面自己开始教书育人，另一方面自己也在积极地吸取知识和学习。公元517年，鲁国内乱，鲁昭公逃亡到齐国的时候，孔子跟随前往，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甚至想要给他一块封地，但是晏子阻止了。晏子，晏婴，他是齐国的名相，这个人的思想是倾向于法家思想的，所以他跟孔子的想法是有所不同的。

在儒家思想里边，君臣长幼的次序这一点，对君王来讲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因为在当时诸侯政治生活中尾大不掉的现象很严重。相对于周王朝而言，诸侯国们逐渐地壮大起来，然后开始不那么听从王室的招呼。诸侯王其实在自己的国家治理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说鲁国，也有一些家族，像三桓，是比较厉害的，就是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鲁桓公的后代。三桓的家族势力非常的大，左右鲁国国政，使鲁君很被动，这也是一个尾大不掉。然后在三桓家族内部也一样，比如说季桓子，就是季孙氏，在这个最有势力的季孙氏家族里面，也有两个家臣是比较有力量的，一个就是阳虎，另一个是公山不狃。其中的公山不狃占据了季孙氏的最大一座城，叫费邑，也不是那么听招呼。所以“尾大不掉”是一个让各级王侯都比较头痛的问题。孔子主张恢复和重申周礼的长幼次序，对诸侯们既有吸引力，又有约束感。

在公元前504年，鲁定公六年的时候，鲁国的国政主要由季孙氏家臣阳虎在掌控。一个小小的家臣控制了季孙氏，甚至进而掌管整个鲁国，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孔子认为，这不是一个适合他参政的环境，于是就开始专心地在家里编写、修著《诗》、《书》、《礼》、《乐》等等，整理这些典籍。与此同时，也经常周游列国，那么他的弟子就在鲁国或周游列国的路上跟他学习。

掌权的阳虎特别想要拜见孔子，希望能够听听孔子的意见，但是孔子并不想见阳虎。其实他们两个很早之前就有过节，当孔子年幼的时候，季孙氏举行贵族大会，按照孔子当时的身份，是可以去参加宴会的，但是却被阳虎挡在了门外，不让进去。但是现在的孔子已经今非昔比了，他的声望日隆，名气越来越大，才华横溢，阳虎在路上遇到孔子的时候，就希望孔子能够参政。孔子并没有明确地拒绝，于是阳虎就让孔子担任鲁国的小司空。司空实际上是负责建筑工程、祭祀等这样一些事宜的。由于政绩较好，鲁定公11年，孔子就被任命为鲁国大司寇。甚至还曾经代理过鲁国相三个月。代理国相第七天，他就杀掉了一个叫少正卯的人。这个少正卯，他祖上可能是周室的少正这个官，所以少正是姓，然后他的名字叫卯。当然也有人说，有可能他是鲁国的在职少正。

关于杀少正卯这个事，历史上是比较有争议的。尤其是少正卯的尸体被曝3日，也就是说3天示众，然后才被收葬，并且史书上说“鲁国从此大治”，似乎少正卯是一个多么有问题的人，是一个奸人。子贡曾经忍不住去询问老师：“少正卯有什么问题吗？一定要杀他。”孔子历数了少正卯的五大罪状，认为他妖言惑众，是一个奸人。然后另外一个说法是，少正卯是一个传播法家思想的人，法家思想在当时是比较实用的，也是比较吸引人的，所以孔子的很多学生都被吸引过去听课了，这可能让孔子感到非常的有问题。在他看来正统的见解对学生吸引不住，异端邪说却非常吸引人，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是世道沉沦的一个特征，那么杀掉少正卯也许可以把一地的风气给拯救过来。孔子采用的是霹雳手段，下手很狠，很果断。但是平心而论，假如说真有少正卯这么一个人，真有这么一件事，少正卯只是因为在讲学的过程中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就要被杀，那么孔子是做得过分了，显然跟孔子自身的很多思想观念都是不吻合的。

孔子担任大司寇以及代理国相的工作之后，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削弱三桓的力量，就是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削弱他们的力量，因为对鲁国来讲，尾大不掉，这三家做大以后，对鲁政权的稳定是有问题的。那么从什么地方入手呢？孔子决定从“隳三都”入手，就是这三家都建了高大的城墙，是于礼制不合的。按照周礼的话，王、公、侯、伯、子、男，对自己的城墙高度是有一定的规定的。城墙是防卫力量的象征，把城墙修得太高，甚至超过了国君和王室，那么这很显然就很容易造成一种潜在的反叛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当王室要平叛的时候，就变得特别困难。所以在周王室早期就已经制定了相应的规定，城墙的高度是有地位限制的。但是这三家却修了很高的城墙，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城墙拆掉，才能够把这个权利重新集中到国君手里，重新树立鲁定公的威信。孔子做这个事情是有法可依的，这三家里面的季孙氏、叔孙氏是支持并且愿意接受隳三都的做法的。为什么愿意接受呢？其实，原因就在于季孙氏、叔孙氏自己最高大的城邑都被家臣占据，表面上跟这些家臣还是上下级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已经指挥不动这些家臣了，所以他们很愿意借助国君的力量，借助孔子的提议，借此机会把城墙给拆了，治一治跋扈的家臣。欢迎光临易明心理网，谷歌搜索直达。

在隳三都的过程中间，季孙氏重要的家臣公山不狃就窜通了阳虎，这两位权臣就开始叛乱了。他们叛乱的方式是反攻鲁国都城曲阜，鲁定公慌忙地逃到了季孙氏家，又在季孙氏家的保护下逃上武子台。鲁国的军队在武子台上抗击公山不狃的叛军，成功地保住了国都。公山不狃在这地方没有打赢，然后季孙氏和叔孙氏联兵，把公山不狃和阳虎都驱逐了出去。公山不狃最后就逃到了齐国，然后再借由齐国的力量陈兵边境。所以使得孔子隳三都的工作半途而废，因为在靠近边境的那个城市就不敢再拆了，怕挡不住齐国军队的进攻。

三桓对孔子隳三都的做法其实也挺矛盾，因为毕竟拆的是自己的城市，所以对孔子的支持力度也就大为下降。公元前497年，齐国送了80名美女到鲁国，然后季孙氏季桓子就接受了女乐。结果君臣天天迷恋歌舞，不理朝政，这让孔子很不舒服。孔子和季桓子之间出现了矛盾、疏离。不久鲁国进行郊祭，按照惯例，郊祭以后的肉，贵族们要分享的，结果季桓子就决定不给孔子送肉。孔子是个明白人，就离开鲁国，开始了平生时间最长的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学问的阶段，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首先来到了卫国，并且得到了卫灵公和夫人南子的召见。孔子为什么首先选择卫国呢？因为孔子曾经也赞扬过卫灵公。因为被孔子赞扬，孔子是天下的文化名人嘛，所以卫灵公也沾沾自喜，对孔子的到来也非常高兴。卫灵公和他的夫人南子是老夫少妻，这个南子在宫廷里边很有威望，也很有权威。南子又是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女人，主要是外界对她的议论比较多吧，说她多么妖艳，老是在迷惑国君，比较淫荡等等。因为谣言比较多，所以孔子的弟子子路就很直率地批评孔子，孔子为此还感到很难为情。孔子在卫灵公这得到了尊重，但是却不能够真正地参与到政事里边，孔子的施政主张也不能够被卫灵公完全接受，并且还经常有人在卫灵公的耳朵边说孔子的坏话，所以孔子觉得自己在卫国也呆不下去了，就带上弟子离开了卫国，去往陈国。但是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多次回到了卫国，不止一次，好几次都回到了卫国，因为也只有卫国这个地方，才对孔子有比较好的接纳。

其间孔子也多次回到鲁国，卫国和鲁国是相邻的两个国家嘛。在鲁定公去世之后，鲁哀公继位，那么在第二年，孔子又从鲁国到了卫国。卫灵公询问孔子兵法。但是孔子最想要跟卫灵公谈的是仁义礼智，不太愿意谈论战争之法，所以他就拒绝了。拒绝卫灵公之后呢，就觉得不好意思再在卫国呆了。他在卫国待不下去就去曹国，但是曹国的国君不理他，他就到了宋国，宋国的司马讨厌他，他又不得不离开宋国。总之，他开始像丧家之犬一样到处流浪了。

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在陈国和蔡国之间，他被困住了，被当地的一些奴隶们给包围了起来，这些奴隶们当然是受公侯贵族的唆使。幸亏子贡找到一条小道逃出去，找到了楚国国君，是楚国人派兵来迎接孔子，才使得他们免于被饿死。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也曾经多次遇到一些隐居的人士，这些隐居的人士都对孔子提出了直率的批评，大意无非就是孔子的想法是不太吻合这个现实社会的需要的。其实这不是孔子受到的第一次批评，当年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候，老子的言辞中间就隐含着某种批评的意思在里面。老子曾经说过，就是在《道德经》里面，我们读到过这么一段：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等。天下人心是每况愈下的，是在不可避免地逐渐衰败。孔子试图重新提振人心，按照周礼的这个规范去规范人伦次序，用的是礼仪，然后他讲的是仁和义。但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人心已经不能够靠仁、义、礼来维系了。可能其中有一些人，那些善良的人，直率的人，正直的人，他们会崇信仁、义、礼这一套说法。但恐怕更多的人，他们已经不相信，或者也不能够靠这些来维系了。因为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得人口爆炸，人口爆炸性的增长结果是资源变得紧张，于是人们之间难免就会争利，因为争利而不再去顾及对他人的责任，不再以一种仁爱之心对待别人，这恐怕就是这个时代的风气。如果要想约束这个时代的人心，逐渐地改善这个人性，首先只能是用法律，严刑峻法，用法律来建立秩序，然后在法律建立的次序之上再来提倡仁义道德，恐怕才是可行的。但是孔子一直不愿意掉到那个地步，对那些以法治国的国君，他经常看到的是苛政猛于虎的一面，缺乏仁爱。电影《孔子》里面，他在季孙氏的城邑里边，在费邑，他看到的就是一种苛酷的施政方式，对百姓的高压和钳制。确实在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有权的人对无权的人采用高压和钳制来建立一个社会秩序。孔子反对这种苛政猛于虎的格局，倡导那种宽松的、平等的、友善的、有秩序的人际关系，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

他周游列国多年，过得就像丧家之犬一样，然后终于等到了鲁哀公11年，他在外边游历了整整十年，出现了归国的良机。鲁哀公11年的时候，齐国讨伐鲁国，孔子的弟子冉求带领鲁国的军队，抵抗齐国，获得了胜利。当时季孙氏掌权者叫季康子，季康子就问冉求：“你的指挥才能是从何而来的？”冉求说是向孔子学来的。可见，孔子其实是精于兵法的。冉求趁此机会就游说季康子，希望能够把孔子迎回鲁国，不要再在外面漂泊。季康子就决定礼迎孔子回鲁国。孔子回到鲁国之后呢，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地急于投身于政治了，但是他依然希望能够影响季康子的政策。他就被敬而远之了。孔子看清楚这个形势以后，就开始埋头著书，专心于学问了。

鲁哀公14年春天贵族们打猎的时候打到了一只麒麟，孔子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他说：“吾道穷矣。”因为麒麟是孔子的一个象征，他就把他正在写的《春秋》在这里停了下来。孔子的门生们有很多人在各个国家都在做着大官，确实孔子的门生们也很有才华，所以在孔子的暮年，他已经不需要担心自己的生活，也不需要颠沛流离了，他的门生们、弟子们在给他提供着有力的帮助和照顾。但另一方面，有一些特别重要的门生也逐渐凋零了。颜回早早地病逝了，子路在卫国的内乱中被剁成肉酱。这些情况对孔子来说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打击，孔子觉得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两年之后，鲁哀公16年，春天的时候，孔子梦见自己在两根楹柱之间祭奠祖先。他说，周朝的人死的时候是在房子的西阶进行殡殓；商朝的人是在两根柱子之间。而自己是商人的后裔，所以这个梦在说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到了4月11号的时候，他就去世了。

孔子这一生也可以说是波澜壮阔了，从一个学富五车的翩翩少年，到在政坛上初露头角，在大司寇的位置上大有作为，然后又遭遇到政治上的挫折，然后周游列国去体验这种世道的艰辛和学问难以推广的困窘。这些过程都让他的思想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精炼。即使在他处于困境中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过他的思考。恰恰是困境中的思考，为他思想体系的成熟带来了非常大的飞跃性的发展。

电影《孔子》，虽然说在很多史实上面是乱套的，人物的设计方面也有点问题，但是这个电影，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达，它主要表达的是孔子精神境界的历练，而不是他现实生活的历练。或者干脆说，周润发演的那个孔子，是抽掉一些内容以后加以理想化的孔子。影片中当子路被卫国聘去做官，在跟子路告别的时候，孔子却从“天下大同”的理论位置上往后退了。他告诫子路不要操之过急，可以“和而不同”。就是他生怕子路急于推广他这个儒学的观念，然后造成一些问题。他的意思是要慢慢来，改革不能太快，要以一种和的方式来进行。但是恐怕时间没有给子路更多的机会。因为卫国在国君去世之后，南子按照国君的遗愿，让其中的一位公子郢担任国君，但是公子郢逃避了。而原先被废掉的那个公子就叛乱了，招来了晋国的军队，不仅杀死南子，也杀死了保卫卫国的子路。子路还没有能推行和展开孔子的思想，就在战争中牺牲了。

这电影里边的南子和现实中的南子是不是同样的，我们很难做判断，因为古书由于古人的一些偏见，有可能对南子是妖魔化的。真正的南子也许不像史书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淫荡之人，是一个误国祸水。但是呢，电影中的南子又变成了一个能够支配卫灵公的人，也不符合史实。其实卫灵公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国君，南子在卫灵公的身边起到的是一个助手的作用，而不是一个干政者。但不管怎么样，电影对南子的塑造有很成功的一面。也就是说，历史上的这个孔子，我们不知道他的阿尼玛是什么样的，通过孔子的学问和为人，要去探寻他的阿尼玛，那恐怕只能是就像电影中描述的南子那样，是一个极其活泼、妖艳但又率性真情真意的女人。南子的真情真意、善解人意，就像孔子对于世道人心的那种理解和了悟；南子对孔子的爱慕，就像孔子对世道人心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南子的美丽、活泼，就像孔子对他的精神世界的高度创造力和灵性；南子的声名狼藉，就像孔子在诸侯国之间的不被待见。所以电影中塑造的南子，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就是孔子的阿尼玛，孔子灵魂的模样，所以这个塑造是成功的，我认为。然而儒学的最终命运，却是王权的侍从，仿佛“亓官氏”，相当于南子的阴影——后宫人。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传承千年，并且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支柱，固然离不开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大力推荐，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内核，天然的具有这样一种力量，就是儒家文化代表我们民族心理深处的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是不甘堕落的，我们这个民族并不真的甘心堕落到了只在礼义廉耻的这个层次上打转转，而不往上升。知识分子的良心是抬头望天，仰望星空的，所以孔子的思想必然会传承下来。

孔子思想的最重要的核心是仁。仁，就是爱人，对人类的一种博爱之心。育人，从仁展开。仁的两面是忠和恕。所谓的忠，自己所喜，成全别人，相信别人所喜和自己所喜是一样的，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忠是由心而发的，所以忠字底下是一个心，上面是一个中。这个忠也是中心的意思，就是把你的心灵作为这个世界的中心，以己心来承载这个世界，那么很自然地就是忠于国事，天下为公，就是它应有的延伸之意。当一个国家以国君作为象征的时候，这个忠就会投射到国君身上，所以自古以来，从儒家中诞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忠臣良将。但是，投射出去的“忠”会偏离本义内核，并被对方人品所绑架。忠于独裁者，难免为虎作伥；忠于昏庸者，难免有志难伸；忠于暴戾者，难免受其残害。只有保持清醒头脑和独立人格，首先忠于初心本愿，才能将“忠”施之于各种人际关系。这个恕呢，是如心，就是像自己的心，它和忠是一体之两面。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字是这样的解释。所以忠是自己喜欢什么，就去成全别人的喜欢；恕是自己不喜欢什么，就千万不要加到别人身上。所以说忠恕是一体之两面。

然后再往下延伸，从仁往下延伸，在家庭内部是孝悌，在公共生活中就是义、礼、智、信、勇。义代表的是以天下为己任，对他人负责，担当道义。礼指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在这种人际关系里面，人们是平等的。礼包含多方面，广义来讲，与天的关系，与地的关系，与鬼神的关系，也属于礼的范畴。儒家讲究敬天地，远鬼神，人人平等。当然了，儒家的人人平等是有长幼秩序的，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平等，但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平等。人们在这个平等的根基上，由于教育环境诸多的影响，成长起来可能会成长为君子和小人这两极。儒家是提倡成为君子，不要成为小人的。如果我们今天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儒家的这段陈述的话，其实很好理解，君子就代表成熟的健全的人，而小人代表的是由停留在过去年幼的子人格状态支配的人，也就是说是一些不成熟的人，没有成长起来的人，往往屈从于生物本能。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肯定会碰到种种的问题，碰到种种的困境、困扰，是难以很好地去克服与解决的。在礼下继续延伸，就是智。智可以用来处理各种世间人事，可以格物致知，通晓天地之间的各种知识和道理，这个智就是要智慧明理。但若世风日下，这个智就难免要降格到聪明应对，明哲保身了。在智下再延伸下去，就是信，讲究人要诚实敦厚、信守诺言、表里如一。因为在人与人之间，如果讲到人际交往成本的话，信可以把这个成本降到最低，人们相互之间以诚信相待，不欺骗。然后信往下延伸就是勇，勇气。如果一个社会不公，或者是我们碰到一些困难和障碍，这个时候是需要讲究一个人的勇气的，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或者是以正驱邪的勇气。

所以儒家的这套思想体系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对于我们今天怎么样做人仍然是具有很好的积极的指导意义的。你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吧，我们是不得不运用一些智慧甚至小聪明在挣扎，或者是运用一些勇气去争夺，为自己的生存打开一片天地。在这个过程中间，已经很难做到对人的完全的尊重，对他人承担责任，爱他人，将心比心。这个时代只能靠法治来维系，就像战国时期，或更糟。我觉得那个时代人们的诚信度还是很高的，所以也很好欺骗，欺骗激起的复仇怒火也更为猛烈。今天的中国人对欺骗的免疫力较强，因为自身也经常轻诺寡信，也因此真正伤到人的欺骗往往是突破底线的，比如假奶粉、注水肉、毒疫苗。今天连法治维系都不能够完全做到，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公，酝酿着动乱的力量，人与人之间丧失相互的信任甚至连礼貌都做不到了，社会正在走向互害型社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哀。倡导孔子的思想，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有它的积极的意义，但是必须是在宪/政和法治的基础上，它才能够重新生长起来的。离开了法治的土壤，孔子所倡导的这些思想依然只能是少部分人所能够坚持的一种理想的境界了。而坚持以一种君子的方式去生活的人，有可能要经历更多的历练和苦难，很难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去开启一个幸福的人生。我不想谈很多，谈不过来，太多了，但是我们可以谈一谈孔子的思想在历朝历代跟统治力量结合的过程中间，被选择性地运用的问题。儒学作为权贵婢女的命运旅程。

前面说到这个仁，它有忠恕这一体的两面。当权力介入和运用孔子的这个思想体系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的时候，它很自然地会选择忠和强化忠，然后把恕给剔除掉。历朝历代统治者对忠的这个运用和强调越来越夸张，以至于走向了反面，而对于恕这方面的运用却几乎不被提起。现代有神经心理学研究认为，权力会带来**，脑损伤，确实如此，因为权力倾向于贯彻自身意志而不管受体情况，会丧失共情和理解能力。权贵期待别人忠于自己，我自己喜欢的是被忠诚，所以我就让别人成为忠诚者，那我自己不喜欢的是痛苦，那就千万别让我痛苦，让别人痛苦。而且发现，让别人痛苦，别人会害怕我，会更听话，所以我不喜欢的痛苦，就加到别人身上。这显然是违背恕的理念的，所以它要把恕剔除掉。对忠的滥用和对恕的抑制，就扭曲了孔子的思想，最终发展到后来就是，根本就不崇信仁义了。

理学的兴起，存天理，灭人欲，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是孔子的思想在中华民族经历了五胡乱华、宋室南迁等灾难、灾变之后重新复出，出现的一种进化和演变；但另一方面，也偏离了孔子思想的一些内核，把人欲从核心的位置给剔除了。剔除人欲之后的这个人心，还剩下什么呢？我们的心灵天然是包含了本能和欲望的，把这部分剔除，那就只剩下一个空架子，所以必然的，这个体系将塑造和产生伪君子。

在今天，我们需要充分重视忠恕两方面的并重和平衡，重新焕发恕的一面独特的魅力和力量。恕就是真正的如心，此心向彼心，将心比心。在恕这样一种理念的指导之下，对他人的谅解和包容就是应有之义，这种谅解和包容才能真正地凝聚人心。这就像电影中孔子跟子路告别的时候的谆谆告诫，让他要重视那个和，而不是一味地求同。我不知道历史上孔子跟子路告别的时候，所说的内容里面有没有这样一种东西，但我想一个经历了那么多沧桑世故的老人，他应该会那么想，这本来就是从他自己的思想内核“恕”出发所应该有的部分。所以真正的儒家恐怕是能够做到求同存异，天下大和的，而不是一心以天下大同为己任的儒家。天下大同就是乌托邦，必然会削足适履，截长补短，带来一些灾难性的结果，就像“存天理，灭人欲”滋生了伪君子一样，乌托邦必然走向暴政。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衷心感谢孔子这位伟大的导师，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人类文化史上有他，使得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延时至今，有了一种坚实的再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