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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童癖患者也许不能扼杀自己脑子里的性幻想，但经过积极的预防治疗，他们也许可以控制自己，不把幻想变成行动
最近国内媒体对恋童癖的探讨，让我想起十多年前在德国《时代周报》上读到的一篇文章《我迷恋6岁的孩子》。我那时对“恋童癖”了解甚少，一直本能地以为，恋童癖就是躲在社会阴暗处的变态狂，是时刻窥视并会利用一切机会去伤害小孩的极少数的一部分人。但《时代周报》的那篇文章刷新了我的认知，因此记忆格外深刻。我第一次知道，1）恋童癖患者数量真不小，2）恋童癖治不好，3）但通过治疗，也许可以防止恋童癖成为罪犯。
现在回头把那篇文章找出来，发现那已经是2008年的文章了。通过搜索我发现，在那篇文章之后，《时代周报》还进行了一系列后续报道。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让《时代周报》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持续报道呢？
1.让恋童癖者不要成为罪犯
克劳斯·拜耳（Klaus Beier）教授是著名的柏林夏里特医学院（Charité）性科学与性医学研究院的院长。2017年10月，因在预防恋童癖犯罪、防止儿童遭受性侵害方面的杰出贡献，被授予联邦十字勋章。拜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十几年了：2005年，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一个全德国范围内独一无二的项目“预防黑暗地带的儿童性侵”在柏林开展起来。项目的口号是“不要成为罪犯”。这里所说的“罪犯”就是恋童癖患者。
2018年7月，由拜耳教授主编的、介绍和总结这一项目的著作《恋童癖，恋少年癖和儿童性侵：柏林的“反社会性行为”治疗》，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柏林的治疗项目为例，从理论和实践上介绍了治疗恋童癖和恋少年癖的可能性。书里囊括的治疗对象既包括成年人，也包括青少年。对这两个人群，书中分别录有详细的治疗模块和练习作业。
拜耳教授最初的设想是，鼓励恋童癖主动承认自己的性嗜好，接受专业人士的帮助，从而预防他们成为儿童性侵罪犯。项目有保密协议，但报名人不能正有官司在身。
一开始，项目组织者本来以为应该没什么人会来报名，结果却有500多人打来电话咨询，其中包括两名女性，还有一些电话来自邻国奥地利和瑞士。最后有300多人亲自来到研究院填写了关于性经历和性行为的调查表格，项目组最终建议150人前来接受治疗。
根据《时代周报》的报道，德国每年登记在案的儿童性侵案约有1万5千起，此外还有大概6万起案件处于黑暗地带，也就是并没有被揭发出来。当然，性侵儿童的罪犯并非都是恋童癖。根据有记录的案件估算，大概40%到50%的儿童性侵案是由恋童癖者犯下的。拜耳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推算，在18到70岁的所有男性中，大概1%的人有恋童倾向。恋童癖形成的原因在科学上还是个未解之谜，“谁能把这个问题解答了，可以提名诺贝尔奖”，拜耳教授在《时代周报》的采访中说。
在《时代周报》的报道里，向夏里特医学院求助的人，年龄在17到67岁之间，来自各个社会和教育阶层，其中40%的人有文理中学毕业证（有资格上大学），60%的人是主体中学（职业预备学校性质，毕业后经过职业培训就工作了）和实科中学（有资格上应用技术类的大学）毕业。58%的人对男童有性冲动和幻想，42%的人针对的是女童。
2.矫正恋童癖者在认知层面的扭曲观念
在参加治疗之初，很多人会感到比较失望。他们本以为，一经治疗，自己马上就可以变成普通人。然而，恋童癖无法根除，项目组所要做的是矫正恋童癖在认知层面的扭曲观念，这是治疗的重点。
项目协调人雅尼娜·诺伊泽（Janina Neutze）为《时代周报》的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小女孩坐在在公园长椅上，把手伸到裙子里挠痒，一般人看到这种举动，会单纯地认为小女孩在挠痒。可是恋童癖者会认为，小女孩是在吸引他的注意力或者小女孩想自慰。
破除这样的自我欺骗，对参加治疗的人来说是一个挑战，几乎一半的人从治疗中退出。项目组最终的目的是让参与治疗的人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有效的自我警告系统，在和儿童单独相处时意识到自己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危险并及时离开。一个完成治疗的学员就将这个自我警告系统成功应用在生活中：有一次，他在路上扶起一个跌倒的小女孩。小女孩对他表示了感谢，并想和他一起走一段路。这时，他头脑中亮起了警告性的黄灯，然后马上和小女孩告别。“她当然感到很失望，但是，如果不离开的话，就太危险了”，这位学员说。
在一些情况下，参加治疗的人也会得到一些药物辅助治疗，也就是我们俗话中所说的“化学阉割”。这些药物可以减少性欲，降低脉搏强度，让人更容易控制自己的行为。
▲ 拜耳教授主编的著作《恋童癖，恋少年癖和儿童性侵：柏林的“反社会性行为”治疗》，刚刚在去年出版。
3.治疗效果
从对已完成治疗的人的观察来看，他们在认知层面的扭曲得到明显矫正，对潜在受害人的同理心也明显增强，拜耳教授在2009年的项目总结中这样写道。另外，在每5年进行的后续调查中，完成治疗的人中没有任何人性侵过儿童或者青少年，项目组在2016年10月的总结中写道。
在更改了姓名、年龄和职业后，一些参与治疗者的个人体验也公布在网上：
“我的性嗜好还和原来一样，但是它变得不再可怕，并且变得没什么意义。因为我很明白自己的责任所在，所以我在和青少年相处时很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当我感觉我要失去控制时，我知道可以在哪里得到帮助。我最新的认知让我对青少年的性渴望变得很弱，所以这种失去控制的情形到现在还没有发生。”
“对我来说，治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将性幻想和性行为的责任分开对待。我不能阻止儿童对我的性吸引力，但是我可以做到绝对不与儿童发生性接触。”
项目组还鼓励接受治疗的人向家人和亲近的朋友坦白自己的性欲求，以加强社会监督。这对他们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一名恋童癖者写到：
“一年前我告诉了我父母。在我的女朋友知道后，我觉得，我也应该告诉我的父母。最开始，他们对此感到非常震惊，特别是我的母亲，我父亲还好一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关系变得有些奇怪。他们以为，我每见到亲戚或熟人家的孩子，都会克制不住自己（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以他们每次都让我离得远远的。现在我们的关系又好了些。他们对我说，我还是他们的儿子。告诉我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4.争议和反对
即使是在倡导包容的德国，夏里特医学院的这个项目也引来了争议和反对。这个项目最初的三年由大众汽车基金会赞助，从2008年开始，由联邦司法与消费者保护部以国家资金支持。诺伯特·德内夫（Norbert Denef）是《我被性侵了》一书的作者，他曾是德国性犯罪受害者联合会主席。他在网络上给默克尔总理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该项目是“对受害者的嘲弄”，并且质问，国家竟然愿意为罪犯花纳税人的钱，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用于帮助受害者呢？项目成立之初，在研究院的门口还一度停着一辆公车，上面用大字写着：支持对祸害孩子的人动用死刑。
与其他类型的性侵犯相比，人们对恋童癖可以说是“零容忍”。德国里根斯堡大学在2015年对854名路人做了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恋童癖的容忍度比性虐狂还低，超过50%的人表示，可以接受性虐狂当邻居或同事，而只有4.8%的人表示可以接受恋童癖当邻居，11%的人可以接受他们做同事。更有48.6%的人表示恋童癖应该被关起来，26.7%的人认为，恋童癖最好去死。
由此可见，夏里特医学院的预防项目要得到普通大众的理解和支持并不容易。然而，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够开展下去并得到联邦议院的支持，恰恰是因为它弥补了一个漏洞：从法律角度讲，只有把犯罪付诸于行动的人才能被判刑，但并不是所有的恋童癖都把自己性欲求付诸行动。法律不能仅仅因为他们脑中的幻想而将他们判刑。所以，该项目支持的并不是罪犯，而是帮助恋童癖患者阻止自己把脑子里的性幻想付诸行动，也就是预防他们成为罪犯。
5.不能光靠法律惩罚，还要预防
到今天，从柏林发起的这个项目已经在杜塞尔多夫、里根斯堡、汉堡、基尔等11个德国城市建立了分点。2011年，这些分点共同构筑成预防网络——“不要成为罪犯”，按统一的质量标准为恋童癖提供咨询和治疗。除了预防儿童性侵，项目也将下载和观看儿童性侵照片纳入了预防范围。除此以外，夏里特医学院在2014年还为12到18岁的、有恋童倾向的青少年设置了预防项目。从2018年1月开始，该治疗成为公共医疗保险承保项目。根据项目组发布的数据，截止2018年12月底，共有10499人与项目组取得了联系。其中3672人在各分点进行了初步诊断和咨询，最后有1783人被推荐接受治疗。
夏里特医学院发起的这个项目可以说给了我们一个看问题的新角度。一般来说，我们希望严惩儿童性侵犯，但只靠事后惩罚远远不够。《时代周报》2018年的一篇报道写道，下载和观看儿童性侵照片在德国会被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即使如此，在接受采访的510名恋童癖者中，仍有四分之三的人曾经看过或占有这样的照片，其中一部分人还是经常观看。另外，一旦犯案，恋童癖者再次作案的可能性很高，再犯率最高可达80%。也就是说，光靠惩罚效果有限。因此，在恋童癖患者还没有把性幻想付诸行动之前进行积极的预防和治疗变得格外重要。他们也许不能扼杀自己脑子里的性幻想，但也许可以控制自己，不把幻想变成行动。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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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9-8-8 03: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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