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器材的革新，是发生在70年代**后期。那时闭关锁国，国外的情况无从知晓，国内却是开始出现了便携式“单反”相机。上海“海鸥”牌相机是最早面世的，正方立柱形状，重半公斤左右，有支架可固定于地上，但大多时候，则可用双手捧着移动。相比于维多利亚照相机，要轻巧方便得多了，其灵便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单反相机问世，很快将维多利亚相机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从照相机的历史舞台消失无踪。
70年代末，医学院毕业后，去广元410医院当住院医师。当时小小医生，月工资才42.5元。咬着牙，省吃俭用，用榨菜下饭，不食荤腥，如此数月近一年，终于省下钱来，求到一张“购买相机票”，托同事回上海探亲时，花了125元，买回一台海鸥。
买回来后，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形影不离。“海鸥”的工作原理，还是遵从的塔尔博特的照相术。不同之点是其凹凸镜安放位置不同，光线折射后显示在相机顶部，人眼需俯视向下观影。为防折光刺眼，顶部嵌入磨砂玻璃，观影时需要随时调控光圈大小和镜头远近，以期得到最佳印象。
调节相机自身参数，以及取景角度、光线、色彩、衬景等，是细腻活计，急躁不得马虎不得，不然就会使待拍景像扭曲或模糊。调节，要不怕麻烦，要细致周到，要沉下心来，做水磨功夫。这时，最好有人指正点拨，及时纠正错漏之处，以便快速进步，收事半功倍之效。
放射科申济泰医生，50岁出头，是个照相发烧友，谈起照相理论眉飞色舞头头是道，野外实践风雨无阻注重细节，兴致高昂时，甚至忘记家事公事两耳不闻身外事。我与他亦师亦友，在他的教诲下，我被引入摄影的门槛，有了初步的认知，并逐渐地积累起自身的心得体会，并能乐在其中。
与“海鸥”相机相配，是天津或是青岛出产的黑白胶卷，依曝光敏感度，分为“110”、“120”、“135”几种型号，又有24张和36张规格。胶卷少而贵，自然舍不得浪费，选址取景要花费许多时间，不求最好，只有更好，力争每张胶卷都能留下美好的影像，不致于虚掷时光和精力。
照相后，胶卷要拿到相馆去洗印，有时甚至要寄往外地，即花钱又躭搁功夫。所以，照相的行家里手，通常是自己动手洗印，并能借机修正不足、剪接并编排照片，吹毛求疵，力争满意。我当时借光申医生，利用放射科的洗印室，周末和晚上空闲时，夹带私货冲洗胶卷。记得开始技术不过关，丢三拉四，胶卷显影和定影的时间掌握不好，常出现底片模糊不清或空白。有次，外科汤医生拿来一卷胶卷求冲洗，我将其显影定影的时间过短，导致胶卷一片空白。虽然申医生打圆场将事情揭了过去，但我仍深感内疚寻机补救。终于在其后不久，汤医生家庭聚会时，我主动上门，拍了两个胶卷的照片，完美洗印出来，算是还偿了欠债。
通常说，“艺不压身”。这洗印技术，一旦掌握，就不易忘掉，照了几卷胶卷，兴趣一来，亦拿洗印练手，从中自生出不少乐趣。80年代，我去武汉医学院工作，后来又来伦敦国王医学院，还偶尔自己洗印照片。直到90年代后，出现彩色胶卷，且商店洗印成本变得非常便宜后，才偷懒而不再自己动手了。
到了80年代，国门开放，与国际接轨，照相器材更新迅速日新月异。黑白胶卷进化为彩色胶卷。相机体积变小，由俯视转为正视。鉴于普罗大众们照相，其目的不外乎留存影像，表明自己曾到此一游。特别是那些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更是必须照下来，这是以后与亲戚朋友聊天吹牛的资本。而只有极少数人，或是职业摄影师，或努力朝专业靠近，他们仲爱的，不是照相留影，而是照相本身，不是产物，而是过程和结果的质量优劣，才会注重细枝末节，力求精益求精。
所以，商家从中看到了商机。他们简化了相机的设置，将取景、光圈、角度、色彩等参数，都由工厂设定，不需劳动使用者大驾去调节，由此为用者省却许多麻烦。用者只需将相机镜头对准要摄景像，从相机后框观看那景像，粗略地调节，沒有了倒立成像，既看既摄（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看准了，按下快门按纽，“咔嚓”一声，照完。这种不动心思不需技巧随看随照方便快捷的相机，被称为“傻瓜”相机，而用者，自然也就是“傻瓜”了。其实，大多数民众，并不在乎“傻瓜”的名号，只要能照出相来就行了。再说，随着制造工艺的改进，傻瓜相机进展神速，在各方面几能比美专业相机，甚至不遑相让。相形之下，傻瓜相机易用又便宜，其普及程度，远超专业相机，几乎达到人手一只。
计算机和网络通讯的发达，数字化技术的成熟，智能化手机得到普及。相机也不再需要胶卷，甚至也不需要相机自身之实体，它被数字化，成为了数码相机，而数码相机又被整合到手机内，成为了手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今后将会如何发展，实在是难以预料，我们且好整以暇，拭目以待。
巴郎记于 202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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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1-8-1 14: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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