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移民带来的全球化社会难题

Anubis75

【欧洲时报网】尽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差异显著，但中法两国正面临同样的问题——富豪移民。中国这边，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国际移民报告指出，中国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而在法国，有“大鼻子情圣”之称的知名影星热拉尔·德帕迪厄，近日宣布放弃法国国籍，事情正闹得沸沸扬扬。

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资本和人才密集流动本属正常，中法富豪“出走”的直接原因也不相同——根据上述报告，子女教育是中国富豪移民们考虑的第一因素，保障财富安全位列第二，之后才是高品质生活、可多生子女、税率更低等因素；而“大鼻子情圣”等人选择离开法国，则是因为社会党政府正在实行高额的“富人税”。但倘若探究深层原因，无论是中国还是法国，亿万富豪移民都对应一定的社会心理和制度困境。

长期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国，充满各式各样的机会，用发展的眼光看，本是资本和人才的追逐之地，早期也的确如此，但由于法律规章、投资安全、公平竞争、财产保护、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使得这片土地如今更像一个纯粹的“逐利之地”，乃至出现“将家庭成员和部分资产通过投资移民方式转移到海外，自己一个人留在中国国内经商”的“裸商”现象，令人尴尬。

这种经济增速与社会环境的不和谐，不仅困扰着中国的亿万富豪，也是很多中国百姓的焦虑所在。他们的共通之处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越来越缺乏耐心等待更加优越的发展环境，不同的只是那些有更多财力支撑的富豪可以利用全球化之便移民他乡。

与“变化太快”的中国不同，法国经济社会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任何过激的新政都可能打破这种平衡。新政府计划对年收入超过百万欧元以上的部分征收高达75%的“富人税”。虽然政府一再解释这是一种危机时期的特殊措施，仅实施两年，但仍然有不少富人决定或打算移居他国。尽管从逻辑上看，这样的政府似乎并不错——可以平衡收入差距，利用这部分税收惠及穷人，更何况法国跟大部分发达国家一样，存在长期税收不公的现象，在危机时期“矫枉过正”也不失为良策。然而，现实表明，这种做法的效率极其有限，超过一定的度，就可能产生意料不到的结果。

有人认为，“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对富人征税过重，会打击人们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最终伤及经济发展。虽然法国并没有出现“宁可吃光花尽，也不愿投资创业”的状况，何况有些打算出走的富豪恐怕几辈子也花不了他们的巨额财富，但全球化时代无疑给了心有不满的富豪离国移居的选择。

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国和法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再联系今年以来世界上多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出现移民潮，这说明其间存有一定共性——对于国内问题的不满，借助全球化的便利，以“出走”或者“逃离”的方式进行解决，既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常态，也带来这个时代独特的社会难题。

这个被冠之以“全球化”的时代，大大降低了人才与资本流动的经济与心理成本，这也倒逼着每个国家必须处理好国内的社会公平问题，若稍有不慎或者懈怠，必然导致不假思索的人财外流，进而不同程度地影响本国经济社会发展。

在全球化加速之前，无论是“经济发展先行，社会建设渐进”的做法，还是通过征收高额富人税、遗产税来促进社会公平和代际公平，都具备充分的合理性甚至普遍性。但在全球化纵深的今天，社会建设的滞后未必能让“先富起来的人”愿意等待，高额的富人税也未必能让大部分富豪心甘情愿，因为这里得不到的，外面的世界可以给予，并且作为人财的流入国，也十分乐意接收像中法富豪移民这样的群体。
本来，作为文明发达社会的一个基本参照标准，就是如何维护社会公平，而要做到一点，合理运用税收杠杆本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事。但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异虽然明显缩小，而各国内部的贫富不均却日益严重，以致美国的一些巨富都承认交税比例太低，导致社会平衡遭到严重破坏。

包括中国、法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积极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但诸如富豪移民这类问题的出现，则需要各国政府更多考量社会公平的全球化含义。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缩小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异，但同时也产生了贫富严重不均的后果，如何通过协商和妥协，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趋势，应是全球化下一阶段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对这一更深层的现实视而不见，必将导致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

如意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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