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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有两个王子,经历是最不寻常的。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释迦牟尼。他经历了繁华生活,看破了生、老、病、死的百态万象,他想找寻出一种解脱的途径来,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甚至扩大到所有生命。
还有一个是离曹雪芹时代不远的皇帝,那就是传说纷纭的顺治皇帝。这位生命短促的皇帝,是否真正到五台山做了和尚,还是个不解之谜。但他不止有过这个念头,而且已在宫里剃度过,这都是可以考查到的。这位年轻的皇帝不是为了全人类,倒是想超脱自己。
毫无疑问,他们两个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前者,的确是位大哲学家,也和他所追求的救世的道路相称。而后者则微不足道,顺治想用蝉蜕的办法,逃脱出血族社会政治生活的桎梏。适得其反,他得到的是加倍的还击。不管他下的"罪己诏",是别人强迫他颁发的,还是他自愿颁发的,反正都一样,说明他不过是一个儿皇帝。甚至想逃入禅门亦未可得。金銮座保不了他,莲花座也救不了他。
曹雪芹虽不生在帝王家,而生在包衣世家,但如果说对人生,由不知到知的过程,则和两位前人有极大相近的地方。因此很多人把他们互相比附,这也不足为怪。"色空说"和"索隐派"的出现,都充分可以证明这一点。
释迦牟尼认为了解人生的终极,是无"我",从这儿才能得大智慧,才能一切解脱,无挂碍,无恐怖,究竟涅槃。这时,也无所谓"法",可以遨游大自在天,达到了真如境界。实际上,释迦牟尼度化不了世人的,他只能做到自我完成。他确实做到了。
顺治则什么也没有做到。他在政治文化方面,向往汉化,反而促使满族元老更加紧满化的统治;他想使政教合一,但他又不懂得是宗教先行呢,还是政治先行?结果两下落空。他想使现实和理想统一,但他的理想,却是属于他个人的,不是属干人民的,所以这种破灭,只能促进他的自我毁灭……
曹雪芹看到这两条路都不属于他的。他想走另外一条路,这就是"升华"的道路。
当然,这"升华"的道路,也不是曹雪芹发明的,这在历史上,是早有先例的,最光辉的例子,就是屈原、司马迁、关汉卿、汤显祖……
他们都把自己的遭遇,把自己的血和泪,凝结成为文字,用它记录下内心的向往和理想,使自己的感情升华,利用一种艺术形式,把它记录下来。因此,曹雪芹才写下了《红楼梦》(《石头记》)。如果没有这一段经历,他是不会制作出这部长篇小说的。
在这种实践中,曹雪芹离开庄周,就走得更远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庄周提倡"坐忘",还说颜回说自己能达到"坐忘"的境界,孔子佩服之余,也要追随在颜回之后。庄周假托这段故事,是为了加重这个"坐忘"的分量。其实,"坐忘"的不是颜回,而是庄周自己。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便说: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又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
由这段"作者自云"中,就宣布他不但不能"坐忘",而且在"念及"之余,还要"一一细考",使这段记忆"坐实",不但不"忘",而且刻石为"记","记"和"忘"刚好相反。这就更证明曹雪芹的思想,不是庄周思想的余续,他已完成他情极之毒的"至极"的思想了。
由以上的认识,不难看出,曹雪芹是不会真正地向色空中来寻求解脱的,而是在艺术升华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出路。
近来经常有人问我:你写曹雪芹时,如何来写他要写《红楼梦》的动机和要求呢?我想,就试着先谈谈曹雪芹与庄子思想的异同,来作为这个问题的粗浅回答吧。
至于这个"升华"说,并不是我的发明,早在几十年前,似乎就有人觉察到了。当然,光是个"升华"说,并不足以概括曹雪芹。这倒不是故作跌宕,因为写作本身,并不光是精神的转化过程,或是一种内心的记录而已。创作当然是以情感来感染别人的情感。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最后还是要以他思想的高度,来作为衡量他的最后标准的。因为一个作家,总是受着他的思想支配的。郑板桥画竹子,要求人们还要到画面外面去看他的竹子,现在说作家的背后,也就是这个意思。同时,作者创造出来的背后,也就是我们要加以"钩沉"的世界。
摘自《沉酣一梦终须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