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到民国,八十一个朝代几乎全是在战火和谋杀中诞生,朝代交替时帝王几乎都是死於刀剑、毒药和囚禁。 中国人杀戮中国人,中国人谋算中国人,中国人虐待中国人,中国人专制中国人,直到中国人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奄奄一息,外寇乘虚而入、横扫中原。 中国不是没有改革者,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 中国不是没有正义者,扬业、岳飞、于谦,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 中国不是没有革命者,朱元彰、李自成、毛泽东,没有一个不像自己的敌人一样走向独裁。 失去了天道、只剩下人道的神州,早已不再是神州,乃是一个赤裸裸的人州。 噢中国,你顽梗地不肯抬头仰望昊天上帝,怎能不一代代沉溺於人的阴影之下;你一直拒绝任何永恒绝对普遍的天赋价值,怎能不使急功近利的投机主义泛滥成灾;你既然坚持认为除了你自己别无拯救,那么,你怎能不一次又一次陷入你自己酿造的苦水、火海和血泊之中!
(主题歌)
母亲啊
不要再哭泣
你已经太憔悴
多少逆子吞杀
多少浪子沉醉
多少赤子头落地
多少游子不思归
为什么、为什么久久没有父亲的消息
神州噢我的母亲
神州噢我的母亲
你听你听
这是父亲的呼唤
那寰古的深情
一千三百多年前,唐朝高僧玄奘离开长安,前往西天取经。他到了天竺国印度,苦苦钻研了十余年,带回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经论。这件事被明代吴承恩写成神怪小说《西游记》,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西天有真经,西天有极乐,不知为什么,这个传说一直撩拨著东方人的心。可西天究竟在哪里?如今人们知道,印度和中国不论地理和文化都同属於东方。印度《阿弥陀经》所向往的西方极乐世界,显然不是印度,还得继续往西寻觅下去。 唐僧骑著白龙马终究没有走出东方,倒是西方使者一千多年後展著科学的翅膀来到了东方,带来了令中国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新事物:万国全图、坚船厉炮、逻辑推理、天体运行、民主共和、市场经济和耶稣基督。 从此,再也没有一个词像西方这个词一样,令中国人爱憎交加、百感交集了。 从此,中国人的命运就跟可恶、可疑又可爱的西方纠缠不清,合也合不来、割也割不断了。 1582年,利玛窦来到中国。他不是意大利政府的特使,也不是中国朝廷的贵宾。他是一名上帝的使者,一头扎进了中国最底层,在广东肇庆乡村里一住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後,他入京传道,先後带领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水局郎中李之藻、监察御史扬廷筠皈依上帝。 上帝的使者也给中国带来了科学。利玛窦传授几何、天文、音乐、绘画、水利和火炮技术,写了十几本书。 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作者李约瑟说:自从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後,中国的科学与世界的科学便汇成一体了。 清朝顺治年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是朝廷的钦天监正,负责制订历法。他与顺治友情深厚,免礼相交。 汤若望75岁去世,葬於利玛窦身旁。他们的尸骨长眠在北京,他们的名字写进了《明史》和《清史》,他们的生命属於中国。 1692年3月22日,康熙发布敕令,列数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准许自由传教。 在《生命之宝》一文中,康熙明确表示: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是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明分得永生。 十八世纪初叶,梵蒂冈教廷派遣34岁的主教多罗来华,以“捍卫纯正信仰”为名发布谕令: 不能用“上帝”这个名字,要用拉丁文“徒斯”(Deus):教堂不许悬挂“敬天”一类匾额:不准敬孔祭祖:不能称许中国古经,等等,违反者开除教籍。 康熙立即将他逐出国门。 四年後,雍正真正敲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丧钟:信教的中国人一律处以极刑,教堂一律没收,传教士一律赶出国门。 噢!伟大的十八、十九世纪,你这人类历史的转折点!纺织机、蒸汽机;电力、电讯、铁路、石油;法国革命,天赋人权,三权分立。中国啊!为什么恰恰在人家突飞猛进的日子,你却昏厥过去了呢? 清廷一劳永逸地赶走了上帝的使者,砰然一声关上大门,过起木乃伊一般的“太平盛世”! 接下来,是一段最刺伤民族感情、却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故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噢,昊天上帝!你为什么非要打开神州之门,强迫她拥抱世界,却全然不顾她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感情呢?你为什么软硬兼施、乃至恃强凌弱,非要从沉睡中打醒她、从骄傲中降伏她,哪怕她一百年愤愤不平、二百年耿耿於怀呢?难道你非得将西天真经包裹在隆隆炮火中,伴随著羞辱和泪水为中国洗礼吗? 如今,一百五十年过去了。当中国终於走出黄河、汇入大海、即将展翅翱翔於蓝天的时候,回头望去,那珠江的炮火,塘沽的硝烟,满清皇帝的刚愎自负和一败涂地,一切羞辱仿佛都带著一丝神秘、一份天意,向今天的腾达和明天的希望招著手。 一八四○年的炮响,送来的不仅是鸦片和强权,还有中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科技文明、民主自由和基督信仰。 当西方资本贪婪吸食中国血浆的时候,上帝的使者们却默默地将生命献给了中国。 1862年马克思坐在大英博物馆里,以智者的口吻嘲笑中国像一块“活的顽石”,他也许不知道,早在三百年前,传教士范礼安已远涉重洋,以生命和爱来呼唤中国:顽石啊顽石,你何时才开呢? 马礼逊来了,死了,船长曾问他:“你想改变这个泱泱大国?”他回答说:“不,是上帝。” 李提摩太来了,死了,他的私人秘书梁启超成为中国的赤子。 戴德生来了,死了,他的儿孙五代献身中国,他说:“我若有百万英镑,不留下一块不给中国;我若有百条性命,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成千上万的西天使者,在误解、敌视、困苦和牺牲中,前仆後继,来了,死了。 他们这是为什么?是为了钱财吗?不,他们都是清贫的人。是为了列强吗?不,他们是列强的批评者。是为了名声吗?不,他们总是悄悄来了,从一个舒适的地方来,又悄悄死了,有的一家老小死在义和团的刀下,有的死在穷山恶水、饥寒交迫之中--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耶稣也是这样来了,这样死了。 当天道进入凡世,当神圣化作现实,竟是这样奇妙,这样恢宏。 数不清的西天使者,步耶稣的後尘,背著十字架,一个个来了,一个个死了。 他们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种籽。 一粒种籽落在谷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 当宋尚节把美国化学博士文凭丢下太平洋、毅然投身於传道生涯的时候,当倪柝声将夜半的更声敲响、开辟出一所又一所神州教会的时候,当王明道一步一步走回监牢、将释放书退回给狱吏、甘愿为信仰坐一辈子牢房的时候,当西方传教士全部被赶出中国,当无神论严酷地控制了整个神州,中国基督徒却百倍地涌现千倍地发展,噢昊天上帝啊,您威严的脚步分明已经踏上了神州,这脚步是如此气势磅礴、不可阻挡! 黄河之水来自大海,归回大海。神州大道来自上天,归向上天。 早在一百多年前,李鸿章、严复、郭嵩焘就断言:这一次临到中国的,是一场两千五百年从未有过的天地大变局。 这场天地大变局,也不是西方人好心来帮忙,西方炮舰背後不过是一群利欲熏心的商人和恃强凌弱的政客。 叫它命运也好,叫它时势也好,两个世纪以来激荡著中国的这股力量,既不是出自中国,也不属於西方,乃是冥冥之中上帝的恢宏意旨。 保守派全盘拒绝上述一切,如乾隆、慈禧和毛泽东。洋务派只要经济器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和邓小平。变法派效法政治制度,如康有为、梁启超和胡耀邦、赵紫阳。真正从信仰层面进入了西方文明根基的人并不多,也不曾形成什么派,如基督徒徐光启和孙中山。 孙中山早年就读於檀香山一所基督教中学,後来在香港一所公理会教堂接受洗礼。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不果,随即组建“兴中会”,十年後扩建为“同盟会”,受推为总理。 孙中山以耶稣之心为己心,以上帝之道入治道。他说: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说“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孙中山说,对中国来说,不是“知易行难”,乃是“知难行易”。三千年根深蒂固之大弊,是国人从未获得过真知,一直敬畏那不当敬畏者,却不敬畏那当受敬畏者,如此不识道,谈何行道呢?所以,建国之基,当发端於心理;除旧更新,必须认识上帝。 当汪精卫、蔡元培等国民党人激烈反对基督教的时候,孙中山谆谆告诫教会“决计不作帝国主义者之工具”,同时强调辩论只会使基督教真义反加明了。他庄严宣称:不但我是基督徒,我一家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是基督徒,且有家庭崇拜,同时异常清醒地说:政教分立,是近世文明各国之公例,少了政治纷扰,教会才得发挥真善美之宗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即颁布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实行民主、改造文化的法令。 当袁世凯重兵压城,孙中山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慨然让出总统职位,专心从事建设事业。 当袁世凯扼杀共和,图谋复辟,孙中山又屹然挺身而出,三度发动护法北伐。 1925年2月22日,孙中山病逝北京。他在遗训中说: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又说: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这真是一个基督徒,高风亮节,荣神益人。这真是一个基督徒,矢志於神州道统的光大复兴。 直到如今,唯一一个在誓不两立的海峡两岸都高高耸立著的巨型人物,就是这位孙中山。 孙中山这个名字,必将随著神州道统的大复兴,在二十一世纪放射出通天的光彩。 张学良,这位当年在西安事变中软禁了蒋介石十几天的风云人物,在台湾被蒋介石软禁了四十几年之後,终於体悟大道,归向了上帝。 张学良谈话:
本来我不是基督徒,我是一个军人。可是我现在是、可以说是一个很规矩的基督徒。做一个基督徒要紧的就是由心里真正的信。我们信神就是把一切事情都属托在他身上,我们跟神接近,他自然就接近我们。(我们)心里真正的信神,才是真正的认识神。神是应该赞美的。 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百岁老人的心灵归宿,是否预示著他一生所挚爱的这个古老民族的精神命运呢? 二十世纪下半叶,行将冲出两千五百年惨淡阴霾的神州,突然回光返照一般,从谋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孙中山,一下子跌落到蒋介石和毛泽东手中。 国共两党打了三年,国民党一方死了171万中国人,共产党一方死了150万中国人,三年共有321万中国人被中国人杀害。 共产党一方的中国人说:“这一伟大胜利,归功於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勇於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善於斗争的巧妙艺术。” 这短短五十年,仿佛是两千五百年的一个缩影。 1949年,共产党执政大陆,立即追杀国民党残部,不到半年就消灭了170万跟随国民党的中国人。次年,镇压反革命处决了50万中国人,另有450万中国人被严加管制。 1954年,东北局书记高岗和中央组职部长饶漱石被清洗。 1957年,民主党派领袖章伯钧、罗隆基等55万中国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 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以及张闻天、周小舟被打倒。 1966年,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宣部长陆定一,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扬尚昆被打倒。 接下来,邓小平被打倒,贺龙、陈毅等一大批开国功臣一个个遭了殃。 1968年11月,刘少奇被冠以“叛徒内奸特务”罪名,押送到河南开封一间小屋监禁起来。一年後,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含冤死去。 这是一张刘少奇的儿子填写的“尸体火葬申请单”。
死者姓名:刘卫黄。
年龄:71岁。
职业:无业。
申请人:刘源。
与死者关系:父子。
不出两年,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法定继承人林彪,也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毛泽东真的成了中国人民的上帝。
(红卫兵:毛主席万岁…
林彪:…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人民,十亿人民,也在这个强人面前,彻底暴露了灵魂的空虚无物, 彻底暴露了无神论的疲弱不堪。 从大跃进的狂热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从“超英赶美”的梦呓到“解放全人类”的梦呓,噢人民啊!你怎么解释你这一次又一次的灵魂昏厥,你怎么推卸你这一次又一次的荒唐责任! 1966年,毛泽东八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几百万红卫兵--决心誓死效忠他的青年学生。 他们远远遥望著城楼上那个几乎望不见的小黑点,热血沸腾,热泪滚滚,以为那正是拯救他们,不,不仅仅他们,是拯救全人类於水深火热之中的伟大上帝。 (新闻简报)毛主席啊毛主席,今天两次来到我们中间,您神采弈奕,红光满面,您的精力这样充沛,身体这样健康,这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 没想到两年後,1968年,这位中南海里的“上帝”,突然下令将他的狂热崇拜者们,5400 万青年学生,下放到农村边疆去“接受再教育”,留下了整整一代人如泣如诉的苍凉悲歌。 噢中国人,你上当了吗?你受骗了吗?不,你依然没觉醒,你仍旧不明白。 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丑态百出,神州大地生灵涂炭,爱国忠良几尽灭绝,国民经济近乎崩溃,人们依然对著毛泽东的遗体哭得痛不欲生,宛如天崩地裂、世界末日一般! 人心中有一个洞,非得上帝不能填满。中国人啊,你一日不认识真正的上帝,你空空荡荡、六神无主的灵魂就必然寻找人造的上帝来替代;你一日不敬拜那当受敬拜者,你就难免去敬拜那原本同你一样有罪有限的某一个强人。 一个个真龙天子们,已经糟蹋了你祖辈的全部虔诚;今天你再次用新的虔诚祭奠出独裁者、大救星、假上帝。 崭新的国号和纪年,时髦的主义和宪法,无法遮盖一颗陈腐昏溃、不见天光的民族灵魂。 柏杨谈话:
中国的文化就是政治文化,而这政治文化的内容是顶著一个君,顶著一个「神」,所以它又是一个官僚文化。这官僚文化说起来就是一个马屁文化,就是屈服文化,就是奴隶文化。哪有说人可以造神的呢?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人是造神的。只有一个人可以造神,无上权威的皇上。 1978年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与1861年恭亲王的洋务运动,本质上有什么两样呢?只是时代不同了,邓小平成功了。 成功了又怎么样?当青年们开始向这个人欢呼赞美的时候,当渴望真善美的灵魂又一次投注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厄运已经离他们不远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坦克车隆隆驶进天安门广场,又一次碾碎了青年们的梦幻。 这些曾经热烈欢呼、曾经屈膝下跪、曾经对邓小平寄予热望的人们,又一次跌破了眼镜。 天安门啊天安门,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为天安门--昊天上帝赐给神州儿女的平安之门呢? 1992年,邓小平南巡,掀起了一股发财致富的热浪。几年来,人欲滚滚,经济腾飞,惊煞了世界。一时间人们全身心沉溺於“不管白猫黑猫”的亢奋状态。天真的西方人也认为,连续10%的年增长率,便可以逐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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