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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3 11: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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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青 发表于 半小时前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大地和全世界迅速传播着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弥天大谎，那就是中国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饿死了3000多万人，并鼓噪成了整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蓄意制造的一起最大的历史谎言和冤案。一、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谎言来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地发生了连续三年（1959年—1961年）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全国粮食大幅度减产，从而导致了死亡率有所上升。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当时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统计过人口，为什么一些国际国内反动派及别有用心的人就一口咬定，中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3000多万人至8000多万，甚至达到1个亿呢？经过查阅大量资料和国际国内专家教授发表的论述，也根据很多海外学者及专家以及包括部分在网上发表的文章的数据资料，终于得出了结论，原来这个饿死人的天文数据是用估算、比较、推算、猜测、假设、回忆和想象等方法得出的。（一）谎言的依据。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予以公布（见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报道了由此推算出中国1960年人口总数就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二）谎言的出笼。事实上，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1961年）前后，中国并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实际饿死人的数字。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登记数字，则是依据1959—1961年的人口登记数据和抽样或者建模估计而推算出来的，其准确性本身就大打折扣。而后来国际国内反动派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国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再一次经过估算、比较、推算、猜测、假设、回忆和想象，从而得出了更加极其荒谬的结论。首先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ale）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58—1964年人口登记数字提出的研究报告，估算出1958—1963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其次是美国人口学家Judith Banister将1958—1963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估计为3000万，被西方媒体所惯用。然后是中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推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00万人。上海交大教授曹树基更是估算出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245万。这种单纯的数字推论和估算，本身就没有什么科学性和可信度。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却使中国的敌对势力如获至宝，一齐鼓噪，以讹传讹，迅即掀起了一场反华、抵毁毛泽东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大浪潮。他们的“研究成果”迅速被国内外广泛引用，在引用过程中又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辛子陵推算出饿死了3755.8万人。吴敬琏估算出农村地区就造成了2000万至4000万非正常死亡。茅于轼说发生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饥荒。作家金辉以“四个推论”推论出“中国1959年到1961年仅仅中国农村就可能饿死了4060万人”。陈一谘说那三年被饿死的人数，在4,300─4,600万之间。丁抒说1959～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500～4,400万。丛进说1959～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000万左右。文聿说1959～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000万左右。Jasper Becker说：1959～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300～4,600万。苏明评论说活活饿死近6000万人。从很多海外学者及专家以及包括部分在网上发表的文章的数据资料显示则非正常死亡数字有可能超过5000万。一些精英更变本加厉地编造出“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了3000—8000万”，甚至饿死了1个亿，仅城市人口就饿死了600多万。这些谣言的编造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吉尼斯记录上也是望尘莫及的和绝无仅有的！二、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事实真相（一）引起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因素三年经济困难主要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和“左”倾错误等因素造成的。1、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以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这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直接因素。全国受灾最严重的有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等10个省，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三年自然灾害是在建国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时期，受灾面积大大高于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根据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6.8650亿亩）。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三年自然灾害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据统计，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2、苏联逼债。1960年7月，赫鲁晓夫摧逼中国政府还债。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政府一些贷款，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向苏联购买的武器，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共记人民币58亿余元。赫鲁晓夫妄图以此卑鄙手段压垮中国共产党。赫鲁晓夫逼债，对中国的经济困难，无疑是雪上加霜。但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宁可勒紧腰袋，忍饥受寒，还是还清了债务。3、“左”倾错误。1958年6月—1959年4月的十个月中发生了“左”错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跃进中的“浮夸风”。 “浮夸风”使国家对粮食产量的估算和统计失实和失真，因而发生了征过头粮的错误。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这种错误判断导致征收过头粮使农民挨饿，甚至个别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二是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 “共产风”把农民的生活资料和少量的个体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农民的个体储备一扫而空。同时穷队、富队拉平，出现了一部分人剥夺一部分人的情形。另外，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因素的公共食堂，造成了粮食大量浪费和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先后办起了39.9万个公共食堂，参加吃饭的人口有4亿，占人民公社总人口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有的食堂三个月吃掉一年的口粮。常年农民一家一灶个体吃饭，瓜菜代、低标准，老少年平均200斤粮。吃公共食堂不到3个月便把一年的口粮吃掉了。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两个月即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己经出现饥饿：到5月己有55个村255个食堂停炊。“共产风”把农民掏空了，吃光了！农民抵御灾害的能力更是降低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虽然在毛泽东的努力下，于1959年4月就基本被克服了，但毕竟构成了三年经济困难的因素之一。马列主义从不讳疾忌医，从不否认自己工作中的错误，而绝不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精英那样否认事实，歪曲历史。（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真相首先要特别说明的是，国内外不少媒体煞有介事地说，中国官方都承认1959—1961年饿死了1000万人。事实上，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更没有承认过，完全是莫须有的，是敌对势力移花接木强加给中国政府头上的。真实情况是：西方媒体根据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49—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推算出的中国1960年人口总数就净减1000万中演变而来的。由于后来引用次多，影响范围广，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中国官方承认的了。那么，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推算出中国三年自然灾害人口总数减少所谓1000多万是怎么回事呢？1、三年自然灾害人口总数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1956年至1959年期间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移，在大迁移中出现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44万人。这些重报、虚报的户籍在1960年至1964年期间被注销。我国在1960年9月至1964年期间进行了城市人口大精简工作，形成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在大迁移中出现了漏报户籍人口1510万人。上述漏报户籍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在1970年至1979年期间补报了户籍。二是由于上述户籍迁移原因，造成1960年至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这一期间我国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2654万人中， 1960年减少695万； 1961年减少598万，致使1961年户籍统计人口比1960年减少348万人； 1962年减少361万； 1963年减少397万； 1964年减少603万。三是1960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其中695万是由于上述人口户籍迁移的原因造成的，305万人是由于1960年新生婴儿漏报出生登记造成的（1960年新生婴儿漏报出生总数为420万）。四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3年。营养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体质衰弱者对疾病抵御能力下降，故而使一些人在连续饥荒中出现了早亡现象。这种情形是在全国范围零零星星持续3年发生的。它不会引起社会振荡，不会使人感到恐慌，仍属正常死亡。饿死人之说根本不成立，比如一个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饥饿待毙，其他4人必会救助，而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其死亡。一家如此，一个村亦然。一家有难，其他家决不会坐视不顾。不要忘记那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发生饿死人，即是区域性、群体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必将震惊全国，瞒是瞒不住的。五是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外事故（伤和病）。1958年、1959年、1960年，三年中约有4亿农民投入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挖掘的土石方，年平均约1．5亿立方。而许多工程都是民办的，自筹经费。如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工程，1960年开工，1969年竣工。还有大量民工投入铁路建设工程。这样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意外事故和疫病发生是难以避免的。六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1960年“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直接死亡5000余人。三年自然灾害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当毛泽东知道后，主动和全国人民一起挨饿，带领全国人民抗击灾难。有数据显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人口死亡率一直维持在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三年自然灾害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一个信息，是1959年春旱。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非常注意的。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三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运粮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不过这时，就全国形势而论并不严重，所以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情形下，1959年仍出口粮食41．6亿公斤。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全国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开始关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灾情非常关心，对灾区人民十分关爱，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3年共计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1959年底至1960年底爆发了农村缺粮高峰，全国农村平均每人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的《十年总结》讲话中主动承担了追求高指标错误的责任。11月3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贸易粮200亿斤左右。”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拔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万吨、169．5万吨、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万吨、6．6万吨、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粮率降为17．5％。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食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及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亿。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倾全国之力，加之解放以来连续十年大丰收积累下来的存粮较多和集体互助的优势，三年饥荒才未酿成大灾难，没有发生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经制度的优越性。而真正完全是被饿死的人是很少的，仅仅是个别地区、个别人和个别现象，也仅限于局部地区。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的饿死人事件（史称“信阳事件”）只是个案而已，全国仅此一例。可以肯定地说，假若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在旧中国，不知要饿死多少人，何止千万！那可真正要上亿！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度难关，才避免了旧社会悲剧的重演。当八十年代初国内外敌对势力大肆鼓噪中国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饿死了几千万人时，广大农民就反映非常强烈，义愤填膺地斥之为“完全是胡说八道”！从我的家乡就可见一斑。我的家乡当时是四川省达县地区渠县河东公社云一大队第六生产队。众所周知，达县地区是四川省的偏远山区，渠县又是最穷的农业县。三年自然灾害时我近10岁，刚读三年级，据我所知，我们生产队乃至大队和公社都没有饿死人的现象。我的父辈们当时听说其他地方有人饿死根本就不相信，他们有很大的疑问：“即使粮食不够吃，还有野菜，人是活的，怎么会饿死呢？”那时有人民公社，那些被称为“五保户”的孤寡老人生活都是有保障的（生产队有提留款和提留粮），都没有一个人饿死的，何况还有子女的怎么会饿死呢？那时农村一家人的口粮来源：一是生产队分的；二是国家救济的；三是向邻居和亲朋好友借的。还有生产队私自把种子分来吃了的。另外，实在不够吃的还可以吃饲料和野菜等。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家父母兄弟姐妹共计七人，家里粮食不够吃，就把给猪和牛准备的干红苕叶子和萝卜叶子拿来与粮食一块煮起吃。象我们渠县这样穷的县都没有人饿死，何况那些还要富裕一些的县。假若说真有人直接饿死，那一定是因为懒惰连野菜都不愿意去挖的人。至于城市更不可能饿死人，因为那时城市人口是国家每月定量供应粮食，是有保障的。那种估算有600多万城市人口饿死更是无稽之谈！三、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谎言的罪恶目的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就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这种有依据的推断，为什么没有人去鼓噪呢？又据历史记载，抗战时国民政府为了拉壮丁就害死1400万人，为什么没有人去过问呢？说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俗话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国际国内反动派及其极右分子编造中国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饿死了3000多万人乃至8000多万甚至1个亿的谎言，进而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诬蔑我党和毛泽东头脑发热发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刮浮夸风，大搞共产风，推行“左”倾路线，也由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专制”，最终导致严重经济困难。他们借此大做文章，不顾事实编造谎言，无限夸大死亡数据，恶毒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作为这些谎言的刨制者和谣言的散布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是那些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在1958年前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1978年我们党宽宏大量给其恢复工作后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编造谎言，不遗余力地的更加丧心病狂地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把编造成的谎言和谣言当成“事实”，作为恶毒抵毁毛泽东和抹黑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有力“炮弹”，肆无忌惮的去抵毁毛泽东，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请看国内一些极右分子和所谓精英们绞尽脑汁荒诞无耻的丑恶表演：——现在的血汗工厂、黑砖窑、黑煤窑，以及地沟油、三鹿奶粉、毒食品，以及118万裸官祸害中国人民的罪恶，这都不算个啥，比毛泽东时代“被饿死” 几千万人好得多啊！——纵使1亿5千万国企职工失业下岗又怎么样，纵使饥民四野、“ 医闹”四野、“黄毒”四野又怎么样，都没啥大惊小怪的，比毛泽东时代“被饿死”几千万人好得多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解放战争时期，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伤亡约130余万人；国民党军伤亡约600万人左右；而三年困难时期,居然“被饿死”最高人数达7000万人。——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发生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毛泽东实践的那一段共产主义是人间地狱，饿死37558000人，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750万人。——作家金辉更是拿出写小说的看家本领，把谎言当作事实而推波助澜：“40,000,000人……无声无息消失的四千万人。＝439枚广岛原子弹杀伤的人口。＝三年中每周爆发一场唐山大地震。三年……4000万，这无疑是人类生命史上单位时间内最大的人口减员。但全球有史以来数百次灾难性大地震，吞嗜的生命总数也不超过500万人（中国人则独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再严重的水灾，亦极少有亡人百万人级规模的。在近20年中，全球的自然灾害（热带气旋、地震、洪涝、龙卷风、火山、滑坡、海啸等）造成了大约280万人的死亡。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长期战乱和连年饥荒使总人口锐减上千万至数千万的记载，但其时间跨度是十几年、几十年至一两个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5年，死亡840万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动侵华战争，8年中使2100万中国人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7年间，全世界总共有4000 6000万人死于战火，平均每年不到1000万人。然而，我们中国，却在和平的年代，在安定的时期，在风调雨顺的岁月中，消失了数千万人。”在“我国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这一世纪谣言的制造和传播过程中，金辉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观点在国内外被广泛流传，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在1959年—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是举世公认了的，包括世界各国甚至反华势力在内都不可否认。但正是这个金辉，居然不承认发生了自然灾害，甚至恬不知耻地说是“风调雨顺”。“风调雨顺”还能饿死几千万人吗？傻瓜也不会相信！这完全是睁起眼睛说瞎话，其恶毒用心是要企图证明三年经济困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真是利令智昏！这比他的美国主子及其走狗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可恶到了极点！无耻到了极点！丧心病狂到了极点！还有一些不明真相和别有用心的人也鹦鹉学舌地跟着喧嚣，以发泄自己的一已私愤和对社会的不满。综上所述，编造中国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饿死了3000多万人乃至8000多万甚至1个亿的谎言，是国际反动派人为制造的反华借口，是国内敌对势力特别是1978年“反右斗争”被全盘否定后的一大批极右分子散布的谣言，是泼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污水。他们不是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按照数字推论的结果去歪曲事实和描写历史，妄图把主观臆造出来的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3000多万人强加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罪恶目的，为复辟资本主义摇旗呐喊和鸣锣开道。
谎言终归是谎言。它欺骗得了一时，但欺骗不了一世！更欺骗不了永久！
太教科书了就没人信了。大批人口去砸锅炼钢，超英赶美，谁种地出粮？毛只是军事天才，没有治国能力。中共这几年无可厚非，是伟大的，但错误也是要可以说的，大跃进，文革，6.4，你别告诉我这些都是天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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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zhangxiaol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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