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意义——作者：蒋勋

hui2019

有一种岁月的律动，如犁铧穿越水田。

hui2019

生死禅悟




一位高僧现身说法

生就是死  死就是生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阿弥陀佛



我听不懂

不懂就问

问了  还是不懂



像得道的高僧

我盘膝打坐

面壁长思

想参破

那莫测高深的禅意



却总是参不透

走了很多路

经历许多事

终于琢磨出

禅说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说

是与世无争的出家人

阐述着

似是而非的道理

世间万象  世上万物

不外乎一声  阿弥陀佛



生要堂堂正正无私无愧地活

死要明明白白无怨无悔地去

这不是禅悟的

生死禅悟

hui2019

小人物的辛酸
　　刘明亮是我朋友，师专历史系毕业，2003年转岗到教育行业来，与我成了同行。身高一米八，人很帅，如果让他去演杨过，比黄晓明强多了。但他高大英俊的外表却盖不住一脸的沧桑，你一看见他，就会有这样的感触：这个人一定受过很多苦。
　　刘明亮确实饱经沧桑，虽然才30岁。他大学时是学生会主席，品学兼优，素有大志，每天在图书馆刻苦读书，博览群书，又加诗才飘逸，在大学时已经倾倒一群女生。他与学校领导关系融洽，大三入党，志得意满，毕业时由学校推荐，进了市委当秘书。这个名额可是多少善于钻营的毕业生梦寐以求的，刘明亮没送多少礼倒得到了，不能不说是有关方面慧眼识英才。小刘以为有了用武之地，雄心勃勃，要大显身手。不想每天的工作除了抄抄写写，搞些充满假话空话套话废话的官样文章外，更多的任务是四处赴宴，为书记市长秘书长等重要人物扛酒，有时一天赴宴达七八次。小刘一介文弱书生，喝不了二两白酒，只三个月，喝坏了肠胃，喝伤了头脑，唯一的好处就是喝得上医院有公家报销药费。就这样兢兢业业地工作，仍然有重要领导不满意，有一天，秘书长通知他来办公室，说经市委领导讨论决定，由于他在市委实习期内表现不出色，协调能力不强，不适合留在市委机关，为照顾他的情绪，下调到县文化局当科长。
　　这个决定对刘明亮是很残酷的，他到县文化局上班，成天神情恍惚，事后又打听到自己原来的岗位已安排给某市长的表弟，小刘感情上接受不了，一怒之下离职，去南方打工。
　　在南方闯荡了一年多，刘明亮发现南方与市委相似，党员才能当老总，他虽是党员，却没有背景，自然当不了老总。经理也都将亲戚安排在好位置。上层钱权交易，花天酒地。小刘的文章无人赏识，所有的单位都只要官样文章。刘明亮怀才不遇，无奈又回县文化局，科长的位置早让人坐稳了，小刘被再次下调，到镇广播电视站当小职员。
　　短短两年，从市委秘书到镇广播电视站小职员，落差何止千丈。刘明亮心不能平，无奈已娶妻生子，经济惨不忍睹，又要养家糊口，只有认命了。两年的风霜雨雪磨尽了这个有志青年的锐气，他停止写诗，不再梦想，老实干活，挣点可怜的薪水，养活小家庭。那么他经济到底凄惨到了什么程度呢？妻子没有工作，他月薪是四百元，结婚时负债一万，大家想想吧。这时的他给我写过两封信，一封写着：“我觉得我就像一根稻草，随风飘零。我根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我现在才知道我读的书没有一点用。不再读书，不再写诗。现在，我在一个小镇的广播电视站上班，唉，小单位有小单位的好，风平浪静，正好安身。我是个没用的人，我承受不了外面的风雨……”读了这封信，我当时就流了泪，也许是同病相怜吧。
　　然而，小单位就是世外桃源吗？正直的刘明亮在小单位就能平平静静过日子吗？我正在为他担忧，果然，第二封信几乎字字血泪。小小的镇广播电视站浓缩了一个大社会，站长贪婪粗俗，趋炎附势，成天醉生梦死，媚上欺下，觑得大学生刘明亮如草芥。同事之间勾心斗角，有利必争。刘明亮身在其中，小心翼翼，忍气吞声，务求自保。会计是某镇长的夫人，工于心计，平常对小刘一脸是笑，还大学生长大学生短的叫，厚道的小刘很感激她，直把她当亲大姐。一次公事，小刘将三千元现金交给会计，没有要求她打收条。年终结算，会计公事公办，伸手向小刘要钱，小刘这下子冤的，苦苦辩解，你想会计还会认帐吗？小刘万般无奈，去找站长解释情况，请他主持公道，会计随后进来，声泪俱下，捶胸发誓，而且痛骂小刘丧尽天良，诬陷无辜弱质女流。站里所有人员见风使舵，看见小刘势弱，纷纷指责他心术不正。小刘四面楚歌，只得打落门牙往肚里咽。
　　广播电视站是呆不下去了，恰逢单位搞人员分流，刘明亮是师专生，就分流到教育行业来。为了进镇中学，小刘几乎倾家荡产。要说凭他那点经济实力，就算卖血也进不了镇中，好在机遇还可以。在广播电视站时，由于笔杆好使（这当然是在市委时锻炼出来的），常被镇里管文教卫的副书记叫去为他写工作报告。这书记大字不识几个，却附庸风雅，以镇文笔第一杆自居。小刘带礼物上们，慰劳书记，请书记斧正自己的文章。居然找到了文学的知音，书记心花怒放，批评过小刘的文章，又拿出自己的杰作给小刘欣赏，小刘只能赞不绝口。书记最后拿来他的压卷之作，是一首绝句，题目是《自咏》，诗曰：浮云不共我山齐，华山绝顶有吾诗。一鸣惊人为书记，回看天下一丸泥。看完这首惊天动地而又狗屁不通的吹牛诗，小刘恶心得快要吐了，嘴里却连声道：“唐诗呀！真是唐诗呀！”不是小刘趋炎附势，实在是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书记手里。就因为文学知音的缘故，买通书记才只花了一千元，下一关是中心学校校长。有了书记作后盾，小刘仅花了八百大洋就让此人拍了胸膛，9月1日通知小刘到镇中报到。2号，小刘上镇中校长家，奉上四百大洋作见面礼，镇中校长嘴里说：“搞这些干吗？不必要。”手早伸过来将红包接走了。小刘马不停蹄，提了二百元礼物进副校长家门，认作老乡。
　　“这下好了，菩萨都拜到了，终于当上了老师，不须看人眼色，不须处处提防，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多好！”刘明亮长`出了一口气说。
　  我想，刘明亮的经历再普通不过，很多人都有相似的经历，很多人在权力下呻吟。在社会强大的惯性面前，个人几乎无法逃避，沦为工作的工具和上司的应声虫，这就是小人物的辛酸。小人物如同木偶人，被许多看不见的线操纵着，不能自主。不过刘明亮想得太天真了，当老师就能平平静静，就能不在强权下折腰吗？恐怕未必。唉，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奴役。我们每个小人物的头顶上，都被绝对的权力笼罩。况且，学校出现了新变化，这就是：校长贵族化，领导多员化，教师奴隶化，学生祖宗化，人际复杂化，加班日夜化，上班无偿化，检查严厉化，待遇民工化，翻身是神话。老师有八种死法，这就是：上告教委整死你，以人为本哄死你，选拔竞聘玩死你，调皮学生害死你，教学课改骗死你，工资不涨穷死你，评估晋级气死你，不让休息累死你。谁来救救乡村教师呀！

hui2019

如果说让路作记载，有脚印为底片、文字，那么声音则是他们坐在马车上时说的话和那对着牲口长长的吆喝。那些话朝天上飘，全是虚的，他们说话时仿佛能让人感到那些说出的事情悬在半空，多少年都不会落下来。就如到了吃饭的时间，在路上碰见，都要多余地问一声：“吃啦？”如若回答：“还没有。”也不会有人拉着你去他们家吃饭。

hui2019

泥土弥漫着生活的意味,如同反弹古老的民谣, 一辈又辈 弹出了太阳 又弹落

hui2019

在她的篇首语《熬至滴水成珠》里，我触摸到了她煎熬的是什么。煎熬的是对生活潜规则中的不适应、不喜欢、极厌恶之事，可是作为社会人她无法挣脱，渐渐地从朋友和身边人身上寻找到了许多的感悟之念，渐渐用宽容之心来理解生活中种种厌恶事。

庆幸的是作家有文字为伴，与书结缘，将种种生活感念化为简练优美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便促成了《熬至滴水成珠》问世。

hui2019

在时间深处沉默
张开手掌，我的指尖搜寻到微凉。指尖似乎是个暧昧轻佻的字汇，从齿到舌，一种圆润潮湿的气息，在滚动里逐渐靠近我。通过指尖传递的信息，我捕捉到了风以及风带来的四季。

       四季就这样在我的手指中变幻，春到夏，秋到冬，天地万物无开始亦无终结，是一个满圆。

       只是这满圆，与我们，与有限的个体生命，不能算是圆满。满圆和圆满，中间穿插着岁月遗落的沧桑缺憾，长长的时间被分割成一个个等距离的小段，分配给每一种有形无形的物种。我们不过是极平常的一支。不能达到终极，四周有清澈的凹陷，看得到却不能添满。是一个温柔的凹陷，由时间主宰。

       这样一想，有时候，会突然心生难过。愈加感觉生命的粗砺艰涩，就算华丽也是虚弱。生命就是独一无二的决绝，在时间的婉转中慢慢凋谢，不间断的和过往告别，和昨日告别。

       每天都要经过一条树木交缠的小道，银白色的路面落着叶片，无声沉寂。涉过命运的繁华之后，它们知道唯一能和自己相伴的只能是沉静。我尽量把脚步放轻一点，不再惊扰它们此刻的梦境,若此能够小小的成全一下它们想安静回味的心，也是好的。路的尽头是小山，疏朗的秋冬景象。因为视线的低凹无法涉到更远的地方，只好被局限在眼前一方静止的画面上。苍黄的主色调下，游韧着些许遒劲的沉绿色，不过冬的常绿树木身怀时间的记忆，把娇媚的翠绿渲染成上跋涉后的苍劲沉郁。我总觉得这样沉重深刻的沉绿色是岁月赐予的恩泽，好象人之走到老年，虽然失去了青葱的水嫩，却更蕴集下生命不妥协不张扬的苦韧；有一些胫骨直立的霸王草，虽不见一丝翠色，还是保持了一副霸气，刚硬地占据在视线的最前端。更多的还是斜枝朗木，光秃的枝桠空隙中显现着生存的倔强和无奈。少了绿色的遮掩，林木愈见清晰的轮廓，和人变得亲切起来，好想迈开大步，不管不顾的翻过矮墙深陷进去，做片刻远离车尘的山中神仙。突然又想起儿时极爱爬山，一个人在褥热的大中午悄悄出动，找一处背荫的凉快地方，躺上那么一小会儿。四面是安静的，于是，小小的心也就安静下来。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尚不能懂得安静的真正内涵，但和烦杂的日常相比，这样的安静也是极容易教人沉醉不知归路的。

       相较于繁乱吵闹的翠绿，我更喜欢这样的空廓和寂寥，宛如打开一扇门，眼前是过尽千帆后的原野，苍茫不失真切。山的简约和淡然展现的是生命走到暮秋时的从容内敛，一枝一叶，一花一朵，开过了，还有姿态存在。

       在时间的容器里，我们和山一样，盛开，收敛，收拾起一地的落叶。然后打包，把自己寄还给悠悠天地。可见，山并非不老，纵然来年重新上路，但此风景已经非彼风景。

       昨日已逝，空余黄鹤。

hui2019

国人常常认为个人的小事之中也有天意，这就是很深广的世界观

hui2019

重申文学的灵魂关怀
                                                         谢有顺

大中小
　　[ 中国人常常认为个人的小事之中也有天意，这就是很深广的世界观，它不是一般的是非标准所能界定的——现实、人伦是非分明，但天意、天道却在是非之初，是通达于全人类的。中国文学缺的就是后一种胸襟和气度。因此，文学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国当代文学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

　　我最近一直在想，其实中国文学自古以来都有“通而为一”的大境界，不过多数时候被过重的现世关怀遮蔽了而已。王国维说，“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确实，设若眼界困于现世得失，或为世俗之心所累，文学的格局、气象势必越来越小，直至趋于庸常。但我们在曹雪芹、鲁迅、张爱玲这样一些作家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学的另一种传统：它们不仅是关怀现实、面对社会，而是直接以自己的良知面对一个心灵世界。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作家被现实捆绑得太紧，作品里的是非道德心太重，因此，中国文学流露出的多是现世关怀，缺乏一个比这更高的灵魂审视点，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这个超越精神，当然不是指描写虚无缥缈之事，而是要在人心世界的建构上，赋予它丰富的精神维度——除了现实的、世俗的层面，人心也需要一个更高远、纯净的世界。所谓“天道人心”，“人心”和“天道”是可以通达于一的。中国小说惯于写人的性情，所以鲁迅才把《红楼梦》称之为“清代之人情小说的顶峰”，而在人的性情的极处，又何尝不能见出“天道”之所在、“人心”之归宿？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后，中国小说是越写越实了，都往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上靠，顺应每一个时代的潮流，参与每一次现实的变动，结果是将小说写死了——因为小说是写人的，而人毕竟不能全臣服于现世，他一定有比这高远的想像、希望和梦想，如果忽视了人的这种想像、希望和梦想，人就是不健全的人，这样的文学也就是死的文学了。
　　所以说，文学的精神维度应是丰富和复杂的，简化是文学的大敌。文学当然要写人世和现实，但除此之外，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也注重写天地清明、天道人心，这二者不该有什么冲突。比方说，中国人常常认为个人的小事之中也有天意，这就是很深广的世界观，它不是一般的是非标准所能界定的——现实、人伦是非分明，但天意、天道却在是非之初，是通达于全人类的。中国文学缺的就是后一种胸襟和气度。因此，文学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国当代文学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胡兰成说，“可珍重的人世是，在拥挤的公车里男人的下巴接触了一位少女的额发，也会觉得是他生之缘。可惜现在都觉得漠然了。”正是因为作家们对一切美好的、超越性的事物都感到“漠然”了，他们的想像也就只能停留于那点现实的得失上，根本无法获得更丰富的精神维度。现实或许是贫乏的，但文学的想像却不该受制于现实的是非得失，它必须坚持提出自己的超越性想像——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远离精神的屈服性，进入一个更自在、丰富的境界。
　　周作人在一九二O年有一个讲演，他说：“人生的文学是怎样的呢？据我的意见，可以分作两项说明：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周作人这话，在今天读来，还是那么新鲜。文学是人性的，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如果作家真能以这三个维度来建构自己的写作，那定然会接通一条伟大的文学血脉。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作家中，能写出真实人性的人太少了，很多作家都把“兽性”和“神性”等同于人性，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所谓“兽性”，说的是作家都热衷于写人的本能和欲望；所谓“神性”，说的是作家要么把写作变成了玄学，要么在作品中一味地书写英雄和超人，没有平常心，这就难免显露出虚假的品质。另一方面，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表明在个人的秘密通道的另一端，联结的应是人类，是天道，是人类基本的精神和性情，“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然而，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基本上都徘徊于种族、国家、乡土及家族的命题之中，个人的视角得不到贯彻，人类性的情怀无从建立，所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局限性，不幸被周作人过早地言中。
　　这个时候，重申曹雪芹、鲁迅、张爱玲这样一些作家超越道德、政治、种族、国家、乡土及家族的写作品质，对于我们认识一种健全的中国文学，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曹雪芹以“通常之人情”写旷世之悲剧，鲁迅以“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这双重身份写“灵魂的深”，张爱玲以无所不包的同情心和“无差别的善意”写生之悲哀和生之喜悦——他们写的都是人性、人情，但他们又都超越了人间道德的善恶之分，超越了国家、种族这样一些现世伦理，都在作品中贯注着一种人类性的慈悲和爱。他们的写作，不能被任何现成的善恶、是非所归纳和限定，因为他们所创造的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悲哀的，但又都是欢喜的；每个人都在陈述自己，但又都在审判自己——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文学中最为重要、但至今未被重视的精神传统。
　　中国文学只有重建起这一精神传统，才有望为人类性的根本处境作证，才能达到新的境界。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有困局，其实都与此相关。文学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变革，若要再指望通过一些局部的改造而获得新的前景，已经没有可能；中国文学需要的是整体性的重建。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文学中建立起灵魂关怀的维度，并恢复灵魂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种以生命、灵魂为主体的叙事伦理，重在呈现人类生活的丰富可能性，重在书写人性世界里的复杂感受；它反对单一的道德结论，也不愿在善恶中挣扎——它是在以生命的宽广和仁慈来打量一切人与事。
　　中国当代文学急需重建这种叙事伦理。尤其是其中的生命关怀、灵魂叙事，作为写作中必不可少的精神维度，更为当代文学之所需。
　　我希望看到有一批作家，成为真正的灵魂叙事者。他的写作，不仅是在现实的表面滑行，更非只听见欲望的喧嚣，而是能看到生命的宽广和丰富，能 “饶恕”那些扭曲的灵魂，能有无所不包的同情心，能在罪与恶之间张扬“无差别的善意”，能对坏人坏事亦“不失好玩之心”，能将生之悲哀和生之喜悦结合为一，能在“通常之人情”中追问需要人类共同承担的“无罪之罪”，能以“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这双重身份写出“灵魂的深”——这些写作品质，在日渐肤浅、粗糙的当代文学中几近绝迹，可以说，它直接导致了当代文学的苍白和无力。
　　特别是当代小说，大多还是走“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路子，把“兽性”当人性来写的人也不在少数，精神上的狭窄和浅薄一目了然。因此，一个作家是否具备生命的广度和灵魂的深度，就直接决定了这个作家写作境界的高低。我注意到，已经有一些当代作家，开始从现世的道德、是非中超越出来，正走向生命的仁慈和宽广，正试图接续上中国叙事文学（以曹雪芹、鲁迅、张爱玲等人为代表）传统中最为重要的精神血脉。
　　青年小说家东西就是其中一个。这是一个重要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在同代作家中几乎是最有深度、也最有现代感的。从《没有语言的生活》开始，东西一直在探索个人命运的痛苦、孤独和荒谬，但他的小说有丰富的精神维度：一面是荒谬命运导致的疼痛和悲哀，另一面他却不断赋予这种荒谬感以轻松、幽默的品质——正如张爱玲的小说总是能“给予人世的弱者以康健与喜悦”一样，读东西的小说，我们也能从中体验到悲哀和欢乐合而为一的复杂心情。他的《没有语言的生活》，写了三个人：王家宽，王老炳，蔡玉珍，一个是聋子，一个是瞎子，一个是哑巴，他们生活在一起，过着没有语言的生活，但即便如此，东西也不忘给王老炳一个简单的希望：“如果再没有人来干扰我们，我能这么平平安安地坐在自家的门口，我就知足了。”他的《不要问我》写的是另一种失去了身份之后的荒谬和焦虑。因为没有证件，卫国的身体成了非法的存在，这本来是荒谬的，但东西在小说的结尾特意设置了一个比赛喝酒的细节，从而使这种荒谬带上了一种黑色幽默的效果，越发显得悲怆。应该说，东西是一个真正对任何事物都“不失好玩之心”的作家，他的作品也通过一种“善意”和“幽默”，写出了生命自身的厚度和韧性；他写了悲伤，但不绝望；写了善恶，但没有是非之心；写了欢乐，但欢乐中常常有辛酸的泪。他的小说超越了现世、人伦的俗见，有着当代小说所少有的灵魂追问——这一倾向，在他最新发表的长篇小说《后悔录》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东西是少数几个形成了自己的叙事伦理的作家之一。
　　在叙事伦理的建构上，余华也是觉悟得比较早的作家之一。早在一九九三年，他就在《活着》的“前言”中说：“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当绝大多数作家都还停留在发泄、控诉和揭露的阶段，余华已经意识到，写作的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并能够“对善与恶一视同仁”，能“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这确实是一种不同凡响的写作觉悟。余华后来能写出《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小说，显然是得益于这一叙事伦理的影响。因为有了这种“超然”、“一视同仁”和“同情”，《活着》才如余华自己所说，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的；《许三观卖血记》才成了“一本关于平等的书”。必须承认，余华对善恶、是非以及道德判断的超越，对“超然”和“平等”的追求，使他走向了一个新的写作境界。
　　贾平凹的叙事伦理也值得研究。他在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秦腔》的“后记”中说：“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古人讲：文章惊恐成，这部书稿真的一直在惊恐中写作……”在“赞颂”和“诅咒”、“庆幸”和“悲哀”之间，贾平凹“充满矛盾和痛苦”，他无法选择，也不愿意作出选择，所以，他只有“在惊恐中写作”。《秦腔》之所以能成为乡土写作的重要界碑，与贾平凹的这种“矛盾和痛苦”、这种“惊恐”是密切相关的。假如贾平凹在写作中选择了“赞颂现实”或者“诅咒现实”，选择了为父老乡亲“庆幸”或者为他们“悲哀”，这部作品的精神格局将会小得多，因为价值选择一清晰，作品的想像空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但贾平凹说“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才是一个作家面对现实时的诚实体会——世道人心本是宽广、复杂、蕴藏着无穷可能性的，谁能保证自己对它们都是“知道”的呢？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活跃着太多“知道”的作家，他们对自己笔下的现实和人世，“知道”该赞颂还是诅咒；他们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也“知道”该为他庆幸还是悲哀。其实这样的“知道”，不过是以作者自己单一的想法，代替现实和人物本身的丰富感受而已。这令我想起胡兰成对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的批评。苏轼与王安石是政敌，而两人相见时的风度都很好。但是，“林语堂文中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当事人更甚。苏与王二人有互相敬重处，而林语堂把王安石写得那样无趣……”胡兰成的批评不无道理。相比之下，当代文学界的很多作家在帮人物“憎恨”（或者帮人物喜欢）这事上，往往做得比林语堂还积极。
　　中国当代文学界太缺乏能“对善与恶一视同仁”、太缺乏能宣告“我不知道”的作家了，“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式的作家倒是越来越多。结果，文学就越发显得庸俗和空洞。就此而言。东西、余华和贾平凹等人在叙事上的伦理自觉，值得推崇。
:  

hui2019

读海子诗

春天  大地的歌唱
在埋葬死亡的山岗响起
大地的歌唱中有你的歌唱
一股刺心的怀念在歌声中
开始了悠扬

在广阔的麦地上
钢铁的冷漠在阳光下繁衍
你的诗歌被祖国的泥土紧裹
蕴藏着雨水  篝火  漆黑的夜
蕴藏着孤独  恩情  悲欢离合

你安坐在天堂之上
打量着麦子的生长和生命的舞动
等待收割的姐妹们
在高高的山岗
眺望着成熟的到达

黑暗已在城市的上空飞翔而过
你的行走依然在孤独里
目光和目光的距离虽说已经消失
痛苦还在丈量着地狱到天堂的历程
丈量着家乡的现在和村庄的过去

马匹奔跑着  你的马匹知道
阳光就在不远的白昼里
热烈着和花朵的热恋
人们却在秋天的苹果上
看到了春天的颜色

这时你在受难中构筑的完美
已经抵达思想的石窟
你的探求还在不幸和幸福中忘情
哪怕是让自己迷失在天堂的黄昏
也无法停止

hui2019

尊重别人的快乐

早晨六点，我醒了，便起床，洗漱，下楼散步。之后坐在校园花坛里的长椅上看白云绿树，听鸽咕鸟鸣，大口呼吸新鲜空气，享受难得的闲适。

一位晨练的女士跑过来与我打招呼：“嗨！你早！”

“你也早哇！”我对这位可爱的阳光女人一笑。自从我搬到这个校园居住，她待我特别热情，每次看到我老远就绽开笑脸。

“平时没见你起这么早，今天是不是心情烦燥睡不着？”她也坐到长椅上来。

“我昨晚睡得很好啊。”

“你看上去不快乐。”

“为什么？”

“听说你每天下班回来，不是看书，就是构思文章，多苦多累。”

“你不懂，我是苦中作乐，自得其乐。”

“我不信。像我们四个一起打麻将，三个五个一堆聊天才叫乐。人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要看开点。”

“你们整晚打麻将，又输钱又累人，乃是苦中作乐；三五成群说笑嘻闹，是闲中找乐。我平时也看电视、煮饭、做家务、与老公争论。”

“你老公比你大多少？”她笑着问。

“五岁。”我勉强回答。

“看起来不像啊，又黑又显老，像是一个很大的哥，十几年前则像是你的……长辈。哦，别见怪。”

“怎么会呢？又不止你一人这么说。”

“听说你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在婚姻中快乐吗？”她不甘心。

“他细心地照顾我，忍受我的坏脾气，做我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并提修改建议。我觉得他很适合我。”

“那他怎么没陪你下来坐？”

“他还没醒。”

“他睡得着，你睡不着，所以说你不快乐。”

“你的快乐就这样简单？”

“大清早的既不跑步，也不做操，独坐此地，是顾影自怜吗？”

“我在看美景，感受和谐。”我抬头看看在绿树与楼群间呼朋引类的鸽儿鸟儿，又看看天上淡白粉红的云彩，对这位似乎可爱得过分的女士说。

以后这位女士见到我时，不再热情地打招呼，而是有意躲避像不认识似的，以至我想喊她都没有机会。这是为什么？我并没有得罪她呀！我纳闷了很久。人各有快乐，你有打麻将的快乐，我有写文字的快乐，就像自然界，鱼虾有水中游玩的快乐，鲲鹏有蓝天展翅的快乐。人生在世，要互相尊重别人的快乐方式。

hui2019

父辈的文祸

文／叔兮伯兮




我的父亲而今是地方文坛上小有名气的作家了，他在有关领导与友人的帮助下自费出版了一本书，那是小小说、散文、杂文与打油诗等等的大杂烩，在旁的行家看来当然算不得什么，于他却是个人努力奋斗的莫大成功。并且，靠文字起家，磕磕碰碰大半辈子，也没惹多大的文字麻烦。

父亲平日是典型的中国式长辈性格，面色严厉，不苟言辞，惟有在外应酬喝醉回来，才酒气熏天的与我们谈心，是交流也似倾诉，往往发自肺腑真言连珠。他谈到多年前，他作为复员军人，还只是集体干部，换言之，他不是吃皇粮的，当时乡政府这样的年青人不少，数量甚至超过国家干部。每年的转正指标就那么一两个，僧多粥少，无不削尖脑袋挤独木桥。我家非但上溯三代都是赤贫，那年月连同姓湾子里的族中都没有一个公家人，裙带关系不通，只好巴望于工作出色，以期领导赏识。都是年轻人，都有所待，激昂的工作热情不分伯仲，你抢着把办公室擦得窗明几净，我起个大早把厕所扫了又冲。要想脱颖而出，勤快是远远不够的，我父亲瞅准了另一条终南捷径。那就是写通讯报道，在党报上露脸，姑且不说沽来的虚名和可怜兮兮的稿费，关键是宣传造势对领导政绩大有裨益。在机关上班的年轻人注意了，尤其是志存高远而苦无青云梯的“寒士”，这里面的学问大了，至今仍然不失为追求进步的法门。

我父亲醉眼朦胧，神色既惭愧又庆幸，打着酒嗝儿，继续追忆往事。写而优则仕，并不是只有我父亲才具有这种战略希冀，当年乡政府有两个人码字只为转正谋。我父亲先天底子薄胸仅点墨，笔杆子抡得像程咬金的板斧，搜肠刮肚竭尽所能，连当时还在教民办的我母亲也绞了进来斟字酌句，绕是如此，投稿十不中一。另一个论起来不知是叔叔还是伯伯的，据说背得来新华字典，并且那位大叔文思敏捷，写稿摇笔即来。当我父亲还在为发表在版面角落上的火柴盒欣喜若狂的时候，他已经隔三差五地有豆腐块了，当我父亲终于在地区日报上有了巴掌大的地儿，他已然有作品杀进省报，并准备向人民日报进军了。

不过，后来那位大叔遣回老家做生产啦，父亲连续八年获得地区日报“优秀通讯员”称号，毫无争议地提了干。这缘于那位大叔因文得祸，一场鹬蚌相争就此幸免，依父辈当年的处境，他们虽是难兄难弟，更是竞争对手，假如一直那么拼下去，前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保不定谁走后门，谁背后捅刀子使坏。

事情是这样的。那位大叔多喝了几瓶墨水，文人的不该犯的臭也就犯了，他在报上发一篇大快人心的杂文，讨伐有的领导下基层，不知是来调研，还是来旅游，车尾箱总是满载而归，乍看盛情难却，实则形同索要。父亲读得满口生香，击掌赞赏，想人之所想，言人所不敢言，自己想到而没能耐写出，颇为恨恨。三个月后，父亲倒抽一口凉气，如芒刺在背。父亲的亲密同志被没头没脑地按上一个莫须有的失职，永远地告别政治舞台。

文祸史不绝书，戚夫人“永巷哀歌”，司马迁惨遭宫刑，乌台诗案诸类诗祸不胜枚举，明朝文字风波恶浪汹涌，及至大清掀起文字狱，腥风血雨，高潮迭起。古今无不相同，我那位大叔的似锦前程并不是毁于文字迷信、皇权崇拜，但招致头头的嫉恨却是一定的。

多少年后，我工作了，竟阴错阳差也进了基层，一不小心还成了宣传干事，也堂而皇之搞通讯了。常有怪现状，徒生不平之气，郁结于胸，不吐不快。我顿悟，真正的诗人愤怒了，“虽千万人，吾往矣”，“无论大神的愤怒，还是山崩地裂”，都不能令其缄口。而若是我以父辈的文祸为鉴，若干年后，也许仅是几年的光阴，我被彻底同化了，对“出来‘旅游’，哪能不带点土特产走”司空见惯，竟至腹诽渐无。那么，我不仅不再年青，连愤怒的毛病都痊愈了。

hui2019

爱情在拉丁文是“死亡”，因此爱情产生了死亡

hui2019

这样的经典爱情还有很多，比如梁祝，比如牛郎织女，比如董永与七仙女。。。它们正是一半在路上，一半在家里；一半在坟墓里，一半在记忆中；一半在现实生活中，一半在文学作品里

hui2019

学者季羡林说过，生命的意义在于“承前启后”，对这四个字我想了很久，又专门与朋友讨论过，终于弄明白了其内涵。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在自己的专业上能做到承前启后就行了，经济学、教育学、护理学、医学、文学等领域都需要承前启后。哪怕一个农民，只要努力耕种不使田地荒芜就算尽了责任，倘若还能使那块田地产生比以往更好的经济效益，那他就活出了色彩，活出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