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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舆论及政府人士对《查理周刊》过火举动的谴责声中,有这样一种声音:“我们国家的人民希望和平地生活,我住在巴黎郊区,而那些像《查理周刊》之类的人肯定不住在那里。”法国劳动者联合工会秘书长谢莱克的意思很明白:郊区是穆斯林移民集中居住的地区,治安较差,而《查理周刊》对穆斯林先知的讽刺无疑将加剧社会秩序的动乱与不安。结合近期就是否应给予外国人投票权一事的民意转向,可以看出,当文明冲突的烈度增加时,西方在移民问题上趋向保守。 给予旅居法国的非欧盟国家外国人以地方选举权的承诺,曾为奥朗德的当选贡献了选票,最近却成为政治对手用来揶揄他的话题。奥朗德虽批评“那些(煽动)撕裂、对立、分裂的人”是“笨拙的”,但不应回避的是,整个西方对于跨文明移民的宽容态度确实出现了松动。 “人口流动是历史的发动机”,西方的优势是随着欧洲人口向全世界的强行扩张确立的。站在今天西方的立场来看,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经济仍需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和利益,但面临难题:西方人自身的衰落和“全球移民危机”。 持续发酵的债务危机,其根源是西方人的危机,职业精神的普遍丧失和自我放纵的蔓延,西方人在社会生活上已不再具备道德优越,它未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借助非西方移民的刺激而重新找回活力。 对非西方文明来说,向西方移民是自我强化的进程,故移民潮一发不可收拾,直到今天,西方吸收非西方移民在绝对数上早已超过它在历史上输出的,而大量跨文明移民带着对异教的虔诚和母文化尊严冲击着社会,给西方带来持续压力和改变。 这就是西方面对跨文明移民的两难处境:一方面,西方的重振离不开非西方的活力,它所宣扬“普世主义”也注定要保持文明边界的开放;另一方面,傲慢使西方高估了自身的转化力,保持了文明异质的移民给它带来就业和社会管理等多方面难题,使其面临不断调整。 法国人对给予非欧盟国家外国人选举权的担忧,正是对眼前这波穆斯林怒火的警惕,但法国社会也不会因此停止给予移民投票权的尝试。这即是两难处境在一个西方国家的具体体现。穆斯林移民的人数和出生率令法国人担忧,一旦地方选举的口子打开,自己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将不断向穆斯林传统妥协,甚至,西方文明的主导终将拱手让位。而这一过程的合理性,又恰恰是西方自己的信仰。 理解西方的处境和立场,有利于跨文明移民在不断震荡的西方移民政策中自处。治安和就业问题只是跨文明移民问题的表现,根源却在文明的摩擦。法国人是典型的文化主义者而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立法接受可以讲完美法语的黑色非洲人,但无法接受在校园里戴面纱、穿长袍的穆斯林姑娘——尽管她们是白人。 难以融入西方主流文化,同样是华人移民身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是西方与中华两大文明在社会生活层面未出现显著的摩擦。这更多是因为二者接触较短也较浅,因好奇而保持礼貌的阶段距离因交融而亲善还很远。 中华文明温和宽厚的气质注定其不是一个主动树敌的文明,随着它的魅力日益被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所感知,当今世界理应期待华人成为解决跨文明移民问题的典范。在此愿景达成之前,华人可以在维护和争取自身权益的基础上,尝试体谅居留国的处境立场,冷静、智慧地应对和包容涉及自身的文明摩擦,处理好自身与所处社会的交融发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