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半大小子》

刚哥

“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此俗话指：十三岁到十八岁的男孩正是长个头最能吃饭的年龄段。若在半大小子的岁数饿了肚子，则终身只有十三岁时的身高。此一说似有根据，仅以四川地区为例，1949年出生的男性多数身高都在1米7以下，因为他们的半大小子年代恰逢62年的大天灾。
     我们这一届呢，虽然挺过了天灾却没躲过人祸。也许人们还记得用粮票的年头，按规定年满13岁的孩子粮食定量本该上调到32斤，可“大革文化命”给忙忘了这事。于是从1966年起，13岁的孩子都没能给加定量，26斤一个月的日子竟拖了十年。本来配给的油和肉就少得可怜，肚里没油更饿得厉害。为此城里的半大小子几乎都成了灾民。
顺便说句题外话，我母亲家族因属俄侨，十几个表兄妹中，男孩身高都在1米8以上，女孩身高也都超过了1米7。按理说我家姊妹几个也不该矮，所以弟弟刚满13岁就长到了1米73。我唯一的弟弟恰好是文革中饥饿的半大小子。
父母成了“走资派”被关进牛棚，被抄得一贫如洗的家里只剩了十四岁的我，和十三岁的弟弟。父母的工资被“冻结”了，“革委会”每月只从冻剩下的工资里抽出十块钱作我姐弟俩的生活费。可是光买定量米就得八块钱，定量煤和票证肉和油当然就买不起了，连每天买毛毛小菜也不能超过六分钱。
对于弟弟来说我是唯一的家长。可我以前只会当学生。望着每顿饭都刮锅舔勺还骨瘦如柴的弟弟，我除了哭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四处奔波终于从街道缝纫厂揽到一点活，给成批生产的童装钉扣子锁扣眼。一对扣子扣眼的加工费是四厘钱。运气好的时候每月能挣到四块钱。就这四块钱也全买了麦麸糠皮，掺到面粉里烙成饼吃，就算拉的屎像牲口粪，毕竟能填肚子。
弟弟每天的任务是到厂后边农田公路两旁拾柴搂树叶。老天保佑，方圆几十里都是桉树。这桉树含油重，就是青枝叶也很好烧。
我的工作则是上午在附近田边地头割蒿草，背回来晒干好过冬烧。下午就做针线活，还要每星期去一次牛棚给父母送换洗衣服。
弟弟拾柴中午不回来，只早上临走揣两个糠面饼。他有不少拾柴伙伴，都是和他一样的半大小子。他们喜欢往田野里跑，毕竟土地一年四季都长吃的。弟弟每晚回来都能从柴筐里掏出点什么，野果，榆叶，菜皮，苕梗，有时还能弄到一包青豆或玉米尖子。
我怕他学坏去偷别人庄稼，每每厉声追问那些东西的来路。可无论怎样训斥打骂，对一个吃不饱的孩子并不比挨饿更难受。
一天已经过了半夜，弟弟才哭啼啼地回来。进屋开灯一看——天！不光柴筐没了，连他身上也一丝不挂！赤条条的背上一片乱糟糟的血口子！
“我只吃了一个，”弟弟缩在墙角哆嗦着向我认错，“姐，真的！我只吃了一个。那蕃茄还是青的！农民就把我衣服剥了赔……还用麻筋抽我……我知道偷东西不对，可我实在太饿……”
给弟弟烧水洗澡，又用盐水擦了背上的伤。我找出件打满补丁的干净衣服，还是硬起心肠狠狠数落了他一顿。我们是“走资派”的“狗崽子”，被抓住打死都活该。再说柴筐和衣服都是钱买的，姐俩如今靠山山崩，靠水水流，我们已经穷得连针都丢不起了！
那以后一段时间，弟弟不再去田里。除了拾柴他又开始捡废纸卖给废品收购站。那年月满街都是标语传单大字报，遇到开“批判会”拾到的废纸能卖一块钱！黄昏，弟弟又和几个同学去火车货站当搬运工。可没干几天就被更凶狠的半大小子们打了回来，加上当年的职业收荒匠多如牛毛，捡废纸同样要打架拼命，半大小子可不是中年汉子的对手。弟弟再也听不进我的劝阻，又和同伴们跑到庄稼地里去了。
管不了也不想管了。弟弟清早连糠饼子也不揣就走。且总是天黑尽了才回来。且还总是伤痕累累浑身是泥却还挺高兴。除了大捆柴草，又脏又破的衣服里都包着些烂瓜老菜。每每进屋就生火涮锅，洗净那些烂瓜菜再加上一把米，黑糊糊煮一大锅菜粥，姐俩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之后冲个凉就倒头大睡。
又是一天傍晚，弟弟刚回来，一个男孩大呼小叫地来喊他，说食堂大师傅跟造反兵打起来了，邻近的半大小子们闻声竟同时冲出家门，呼啸着往食堂跑去。
厂里工人有一半是单身汉，所以食堂很大，每天有一千多人在食堂吃饭。可别人打架关孩子们什么事？我怕弟弟闯祸，忙收拾好门窗也随后跟了去。
到地方才知道，食堂大厅的饭缸被打破了，白花花的米饭洒了一地。上百个半大小子正趴跪在地上抓饭吃。那些白米饭被造反兵的皮鞋踩扁碾烂混进不少泥沙垃圾，甚至口痰鼻涕。可瘦鬼般的孩子们看也不看就匆匆塞进嘴里。
造反兵被这帮不期而至的孩子们吓了一跳，足愣了半个钟头才想起吹哨子驱赶，并派人召集厂里的“专政大军”来平息“暴乱”。食堂大师傅却更是奇怪，面对疯抢国家财产的“暴徒”并不气愤也不阻止，只坐在一边抹眼泪。
正当庆贺“大革命”胜利之际，竟发生抢饭事件，我预感造反兵绝不会轻饶“暴乱份子”，又急又怕我拼命喊着找着弟弟。
“专政大军”很快挥舞着钢钎向食堂扑来，半大小子们呼啸一声便纷纷逃窜。弟弟不知从哪跳出来，慌忙拉住我一阵狂奔。直到回家关上门才气喘吁吁解开背心拴成的包。
“姐，你也吃，还热乎着呢！”
大约两斤米饭，混杂了不少泥土煤渣，还有一只死蟑螂。弟弟刚才已经把这样的饭吃了个九成饱。我把那包饭淘洗干净，又加了些切碎的老菜皮再重新煮一遍，居然整整吃了三天！
不过弟弟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弄不清是碰的还是被人打的，他左额连眼圈都青了，将近半个月才消肿。那期间给牛棚里父母送换洗衣服就我一个人去。
妈妈终于察觉出不祥，连连逼问，我只好说出弟弟参加了抢饭事件。幸亏那天已是灰蒙蒙的傍晚，造反兵没认出弟弟，否则父母又会多出一条罪状。妈妈也知道弟弟饿肚子，又得知他挨打更是心疼，就从她自己的伙食里拿出十斤饭票硬要我带回去。
到食堂打饭全靠弟弟，别看他个子大，却比我更会厚着脸皮求掌勺的大爷给“添一点”。那位大爷好像也认出他是厂长的独儿子，便每每要他等到最后，好把剩饭底脚全刮给他。
打饭回来弟弟总洋洋得意，四两饭竟按了紧紧一小盆！那饭是为干力气活的工人做的，又干又硬当然很经饿。可我仍要加菜加水再煮一遍，好能多吃几顿。
饭票吃完也到了秋天，我把针线活放到晚上，白天和弟弟一起加入了捡地脚的行列。
打过稻谷的田里总会洒些谷粒，孩子们和老娘们便整日在田里跋涉，把踩进泥里的谷粒抠出来，拿回家洗净晒干，然后用石臼舂碎，连糠壳带碎米一起煮着吃。
那些日子，几乎家家都吃这种糠米稀饭，因为再过些日子就是冬季和春荒，所以先把定量粮贮存起来好过冬。我家的糠米稀饭还多一样内容，就是食堂大爷给留的一小筐菜皮菜梗。尽管那些“菜”老得象柴棍，不过在那种年月能白得点果腹的东西已经是天大的福份了！
收完稻谷紧接着是收红苕。农民也难，苕垄翻了又翻才满载而归。农民前脚走，后脚立刻挤满捡地脚的半大小子。为几片苕叶或一根苕藤而争吵打架的此起彼伏。那是一场战斗，菜色的孩子们拖筐拎锄，边挖边和着泥土把手指粗的苕根大嚼一顿。

饥饿的日子还没结束，我家又降临更大灾难——母亲在批斗中死于非命，父亲在牢里被打成了残废。眼泪没干，我又接到一纸强迫“狗崽子”下乡去边远山区的勒令。
临走那天，只有仍枯瘦如竹杆的弟弟来送我。作为饯行，姐弟俩平生头一回进了饭馆，要了四份八分一碗的阳春面。弟弟很快吃完了三碗，又盯着我手中的半碗流口水。

蹚过岁月的长河，当年的半大小子都步入了不惑。早已不再饿饭，如今也有了半大小子（他儿子刚满十三岁已经身高1米85）的弟弟现在的身高是1米76。就是说十三岁以后他又幸运地长了三公分。虽然在本家族里他最矮，可我们姐弟俩都对那三公分有万分感慨——但愿未来天下所有的半大小子都别再重复我们那样的经历。

（此文曾于80年代末多次投稿均未予发表，后有“旅英作家虹影”来成都推销《阿难》时特打电话向我解释，说她的《饥饿的女儿》与我的这篇《饥饿的半大小子》“很相似”是因为我们属同时代的人。我的拙作从没公开发表过，她怎知道我写过这篇作品？再者她比我小二十多岁，怎么会和我是“同时代的人”？一直迷惑不解！）

蓝鸟

感谢分享

斗牛场

有这样与别人不一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