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见死不救”入罪的立法考量

jinlouis

法国“见死不救”入罪的立法考量
上海《东方早报》11月3日发表旅法学者杨年熙文章《法国“见死不救”入罪的立法考量》，解析了法国“见死不救”入罪的细节及其历史背景，结合前者在中国大陆掀起热议的小悦悦被碾事件，兼论对“见死不救”行为的管制。文章内容如下： 广州佛山小悦悦车祸案后，沸沸扬扬的议论很快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是否应该立法惩治“见死不救”？ 其实，人类社会最初的法律，以及之前的“因习成俗”，和“约法成章”，均在将社会导向文明，加强凝聚力，促成进步。直到16世纪，德国尚有全家男女老少赤身露体走在大街上去公共澡堂洗澡而不以为羞的状况。以后由宫廷带头建立礼貌和羞耻观念。当时的一条条禁令在现代社会不过是日常行为，也就是说立法的必要性早自动消失。而在一个尚未开化的社会，领导者制定戒律和惩治办法管理人际关系，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公共道德。因此法律和道德实际上有相辅相成的渊源。当然，法必须公正周全，才能确保善良风俗和道德生活。 法国将“见死不救”定为刑事罪，可判5年监禁和75000欧元罚款。条例的制定是依据判例增补修改而渐趋完善，并非一开始便逐条拟定。基本上有两个“不救助即犯法”的先决条件：1、对自身和第三者不构成危险；2、若不救助，对方会有致命之虞。历史上，法国人对处罚“不作为”难以接受，而惩治一个见死不救的人便是在制裁不作为，因此迟至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立法。当时政府担忧法国抗敌组织报复德国占领军和通敌法奸，民众普遍冷漠，会回到以牙还牙的原始社会状态。立法的一个基础推理是：“不反应等于不明言的共犯”。小悦悦事件中，若第一辆面包车的前轮压过孩子便被路人阻挡下来，孩子很可能不至死于非命。这是一个明确成立的见死不救案例。前后至少18个人不约而同地漠然对待，连一通报警或叫救护车的电话都不拨，则不光是共犯的问题，更让人叹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人性”何在！ 有人提到“旁观者效应”，亦即认为别人会管。等而下之的想法是：“别人都不管，我为何要管？”但是，救助致命危难必定是自己面对那一刻的即时反应，不能考虑别人如何。法国法律并不强迫大家当英雄，对非医护专业者的救助技术和保护受害人的安全措施亦不要求，因此定罪最多的判例是未拨电话报警求助。在小悦悦的情况，最佳做法是拦住第一辆车，告知将车刹紧，万勿移动，接着围起现场叫救护车和报警。因为对某些重伤者不能拖其四肢随便移动，何况保持现场以利调查。若第一辆车前後轮两次碾压逃逸，还来得及阻断两头车流，围起安全现场……然而没有任何人这么做，第二辆车的司机不是视力有严重问题便是喝醉了酒。所有开车的人都应知道，在和前车相隔数分钟之后如此碾压，说没看到地上的孩子是不可能的。 有评论说广东佛山人其实很有人情味，这是特殊个案。在小悦悦出事后一周，一岁男童小杰也确实在佛山市民和司机即时抢救下得以死里逃生。大陆上的好人好事必定不少，小悦悦案压过了其他，一来因为案情残忍，再来摄像记录留下了实证，电视观众有如置身现场，感受和意见都多。至于电视台不避讳儿童观众，重复任意播放，将不忍入目的画面平常化，在事件的后续处理上也算不得文明了。 “见死不救”管制法必有执行上的困难，主要和三种概念交叉：个人自由，免于危险的权利，以及“非蓄意杀人”。法国判例对能否强制一个人去救助危难，以及是否能强迫被救（自杀者）都经过研究，从细节立法。小悦悦案一点不混乱，拨电话求助绝无可能被诬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看来真需要以立法来唤回中国人的良知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