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与帝国的遗产

Pascal

法国是由于1789年大革命才确立为民族的。1790年7月14日联盟（指1789年大革命时由法国各城市的国民自卫军自动组织的联盟—译注）节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宣布他们属于同一民族共同体。当时的理想是：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础上，人人享有自由，民族有权自决，建立制度以确保社会福利等。这些在1789年8月26日《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提出的愿望，继承了18世纪的《启蒙哲学》思想，并深受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影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提出了执法、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卢梭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中阐述了政治平等人民主权的观念。此外，这两本书还使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起草者深受启发。由此而提出的价值观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并被认为是现代民主的基础。这些价值观影响巨大，并指导了19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后来又被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所广泛采用。不过，这些原则未能被马上接受。虽然这些原则大部分被写进1791年的法国《宪法》内，并且更多地写进1793年的《宪法》，但也还需要时间，需要经过频频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才能成为不可剥夺的权利。第一共和国于1792年9月22日宣告成立。但1793年诞生的民主宪法从未实施。国内战争，以及在各条战线上反击欧洲国家对法国的联合进攻，导致法国进入恐怖时代。恐怖时代与1789年的崇高原则相去甚远。在1794年7月对罗伯斯皮尔执行死刑之后，《热月公约》（1794-1795）和督政府（1795-1799）导致波拿巴掌权。他在1799年至1804年任执政官，后来成为法国皇帝。1792年取消的君主制让位于帝国。帝国与君主国在结构和组织上大不相同，但法国人民在当了一段短暂的公民之后，又同过去一样，再次沦为臣民。在大革命和帝国的战争期间，法国曾试图将其模式与制度强加于欧洲大部分国家，但是给“被压迫人民”送去自由的初衷很快就转变为占领与兼并。“民族自决权”成为一纸空文。1815年，帝国崩溃，但法国并未因此而恢复自由与民主。路易十八复辟，又成立了君主国。1824年，查理十世继位。后来，1830年7月革命后，路易-菲利普开始了他18年的统治。1848年的革命的结果是成立了第二共和国，如同第一共和国那样，引发了政变。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了政变，并成立了第二帝国（1852-1870年）。在这些不同的统治时代，人民并未真正当家作主。直到1848年，仅限于少数纳税人举行投票，而大多数人发表政治见解，只是在几次起义期间实行过，这些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然而，政治的不稳定产生了根本变革，而这些变革最终导致近代法国的形成。这些变革首先是在领土和行政方面。1789年，法国的行政统一还未完成。法国被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区，在不同时期，区划也不同，有的互相重迭：执法管理区、行政管理区、财政区、省州、地区。这种复杂情况导致拖拉与管辖的冲突，并限制了国家的有效管理。在这一方面，大革命和帝国完善了在旧制度时开始的中央集权。在1790年，领土划分为若干个省，省划分为若干个专区，专区划分为若干个市镇，直到今天，省、专区和市镇仍然是法国人生活中稳定的地方实体。波拿巴八年雨月二十八日（公元1800年2月17日），波拿巴颁布法律，设立省长和市长（镇长），从而完善了这一措施，使之更加统一、有效。市（镇）长当时是任命的，如今已改为选举产生。因此，各行政区在平等的基础上一致了起来。通过竞争，招聘人员以能力取代了过去的特权。正是同一时期，出现了真正的公共机构，加强了国家在领土治理、基础设施的设立和城市规划方面的作用。统一的意愿也通过制定普遍适用的共同标准表现出来：制定了《民法》，对地产的定期测量登记，选择公制统一度量衡，如今这种制度已广泛使用。经济和社会的深刻转变是从大革命到第二帝国时期的明显标志。虽然法国在1789年至1815年间经历的动荡使英国占据了一定的经济优势，但法国也进入了工业时代，即采煤、蒸汽机、近代锻造、大型纺织和铁路的时代。在这方面，第二帝国是一个决定性的时期，尤其在1860年之后。此时，民主已被剥夺，唯利是图风行一时，始于1830年的以占领阿尔及利亚为标志的殖民冒险仍在继续，但与此同时，国家发生了深刻、迅速的转变，这些转变使法国成为一个现代强国：发展工业，建立银行和开创现代营销体系的大商店，改造城市，大规模的扩建铁路网，制定植树造林和防止水土流失政策。不过，尽管经济的兴盛不容置疑，但社会进步仍然滞后。19世纪上半叶，法国国内人民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无产阶级的严重贫困在工业城市中日益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