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海外华人的法制意识

西华

钱跃君
2005年3月

许多中国人签证延长被刁难，生意场上被人骗得血本无归，日常生活中被人整得窝窝囊囊。我不认为是因为法官判案中偏心，也不因为这些同胞不了解德国法律的具体内容，而是缺乏法制意识.

法制意识

法盲只不过不了解德国法律而已，即使德国人也不是各个了解德国法律的。但关键在于是否有法制意识（Rechtsbewusstsein）。所谓法制意识，就是当你做事或遇到纠纷时，脑子里是否有一根弦：现在要当心了，对再好的朋友也不能掉以轻心；现在该出击了，谁侵害我的利益就对谁不客气；估计会产生法律纠纷了，保险起见先到律师那里咨询一下。可惜许多中国同胞的法制意识，甚至都不如一个德国普通的工人。

△一位熟人的儿子在俱乐部里因争执而被人打得头破血流，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没什么可以客气的，立即到医院做伤势确认(Attest)，同时向检察院提出刑法起诉 (Strafantrag)，而且要求对方父母、包括俱乐部给予经济补偿，到市青年局(Jugendamt)去反应……具体做法可以向律师咨询、委托律师办理。孩子在外面受欺，父母必须出来保护。如不这样，将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会影响他的终身性格。没想到这位朋友一听要去找律师就畏缩了，说其实他们只是希望对方能向他儿子道歉一下——在德国法律的字典里是没有“道歉”一词的，所有惩罚都是以钱数多少来衡量——中国人就这么窝囊？

△ 两月前女儿与她同学放学后去幼儿园，路上两个女同学 R 与 C 吵架并打了起来。另一位同学 F 的母亲刚好看到。因为 C 也经常欺负她女儿，她上去一把抓住 C 的肩膀晃了几下，骂道：“妖怪，你给我滚”。C 哭着回家告诉母亲（家庭主妇），她母亲马上去警察局向 F 母亲提出刑法起诉申请（Strafantrag），警方立即立案。次日学校里小朋友们都在讨论这事，F说：她家一个晚上在讨论，算下来她家要付几千欧元赔偿费和官司费，今年的休假要取消了。C母亲在递交申请时将我女儿作为证人，于是大家讨论我女儿出庭时应当怎么说。原来事发后，我女儿到幼儿园向其他小朋友描述道：“F母亲用手卡住C的喉胧，C气都喘不过来，差点死掉！”急得F母亲立即赶到我家，不找我们父母，而是直接找我女儿，再三陈述她并没有卡住C的喉胧，只是用手抓住她的肩膀。她走后我问女儿：你真的看到F母亲卡住C的喉胧？她马上说：“不要听F母亲的解释，她见到不同的人就说不同的话，已经说了三个版本了。我到法庭一定要为C说话，她是我的好朋友”。我曾老是埋怨妻子：“人家德国家庭的孩子都这么独立，就我家女儿出门都要我抱，好像永远长不大”。没想到真的遇上事情，我女儿的法制意识比我还强，已经知道怎么出庭作证了。想想我九岁的时候，刚刚开始背诵“老三篇”。直到25岁出国，不仅没进过一次法场，连法庭在哪里都不知道。但公安局却人人知道，在我脑子里的法律，永远是用来惩罚犯人的，而不知道法律首先是用来保护自己。

△我的邻居 G失业在家，妻子也走了，整天独自在家抽烟醺酒，靠社会救济金度日。G偶尔也出去谋职，连一封最简单的谋职信都写不像样，从内容到文字都要我来修改甚至起草。在我眼里他几如废人。我们的房东曾在一家德国大公司担任了40多年人事部经理，积下的钱再翻来覆去便置下了这片房产。G的房租20多年没变，几乎是现在新租房子的一半。房东要涨房租，G一口拒绝，并立即找到律师。一场官司下来他居然获胜，吓得房东从此后再也不敢提涨房租的事。我算渔翁得利，付的房租大大低于法兰克福地区的标准房租（Mietspiegel）——一个几乎目不识丁的德国酒鬼，在法场上居然不一定输给衣冠楚楚的大公司人事部经理。想想我的许多中国朋友，有博士，有工程师，也有公司经理，但遇上与房东或其他人有矛盾，可以到我这里来诉苦，来出气，但最后还是逆来顺受，好像做一个外国人，在别人的土地上就应当受这份窝囊气，尽管在私法上根本不存在德国人与外国人的任何区别。

△上述的这位邻居，拮据时也常来向我借几欧元买烟，借了当然永远不会还。想想毕竟是邻居，面子上过不去（这就是中国人的人情观），还总是借给他。有一次刚好女儿在身边，当时才7岁，她马上向G说： “Nein！这是我家的钱，为什么要给你？！”。吓得他以后只要见我女儿在身边，再也不敢向我借钱。可见法制意识与人的知识和年龄并没有必然联系。另一位德国朋友，我帮了他许多忙，从来没向他要过一分钱。后来我刚好有一件小事托他帮忙，帮完后他就问我要10欧元。我很不理解，感到这样的人有点不讲情理。后来想通了：我帮他做事不向他收钱，是我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放弃了就应当真心诚意、而不是虚伪地放弃；他为我做事而向我要钱，是他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利。我为他做事所留下的情，是不能抵消他为我做事我所应当支付给他的利。初来欧洲的国人会不太习惯这样的社会风尚，我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一点，感到这样不一定不好。在中国社会的酱缸文化中，恩多仇多，情多怨多，许多仇和怨就是因为这之前付出了太多的恩和情、没想到对方过后“忘恩负义”而导致，所以人际关系搞得特别复杂。

△一个城市中国学生会在选举理事会的问题上闹出了矛盾，一部分学生找到中国使馆，希望使馆不承认新任的理事会，使馆当然只能和稀泥。于是要通过法律途径来实现重新选举。我一听他们的叙述，在德国的土地上遇到法律纠纷居然会找中国使馆仲裁，说明他们脑子里缺乏法制意识；将使馆是否承认理事会看作该理事会是否合法，缺乏公民意识。既没有法制意识，又缺乏公民意识，由他们组成的学生会，在德国社会（不是中国社会）一定是个非法的协会。对方听了非常吃惊，说他们学生会是在法院合法注册的。我问：“每届换届后要到法庭注册，这个学生会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注册的？”。对方一算：1994年—— 即十年来该学生会没有一届理事会是合法的。又问：“这个学生会的会员是谁？”。答曰：“来该城市读书的中国学生自然成为该学生会成员”。只有国家才可以说，只要在这里出生、满足一定条件的人自然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学生会只是个团体法人，哪有前来读书的中国学生就自然成为该学生会会员的？——即该学生会没有一个合法的会员。在这场法律纠纷中，既找不到一名原告（必须是合法的会员），又找不到一个被告（必须是合法的理事会），这场官司到底是谁在告谁？

这些年来我所看到的，如果是德国人与中国人发生纠纷，因为德国人的法制意识普遍比中国人强，所以吃亏的一定是中国人；如果是中国人与中国人发生纠纷，双方都缺乏法制观念，法律关系纠缠得如一团乱麻，德国法官几乎无法判。

合同意识

中华民族曾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民族，儒家奉行的“仁义礼智信”中，信是中国人最基本的做人准则，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言九鼎”。但今日的中国人身上还留下多少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到处是假货伪货。官场腐败，商场更腐败，违约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 一位在科隆从事德、中贸易的朋友曾谈起一段经历：他陪同一家德国公司去中国参展，展览会上中国客户排队要与这家公司签署订购合约，德方老板一下接到这么多订单，激动得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位朋友只能安慰他不要太激动，那些来签署订单的客户只想免费得到样品，签的订单根本不可能兑现。过后他反复权衡而选中了一个客户，通过火车向该客户发货，保险起见派了四个员工亲赴该城市缴货。没想到四人一到那里就被扣下，要他们缴出火车提货单，否则小命难保——兑现了更可怕。

△其实，中国政府在世界上也是排队签署各类合同（公约）。劳工保护，妇女保护，儿童保护……能签的都签了。但哪个公约兑现的？国际公约说，中小学实施全免费教育，在中国还能找到一所免费学校？连最贫困地区的“希望小学”都要付100元学费呢。签署这些国际公约是为了提高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而签给外国人的，不是签署给中国人民用的，所以没有一个律师会关心中国签署了哪些国际公约，知道了也不敢用。在德国，只要政府在国际上签署任何公约，这就是德国政府与全世界人民、首先是与德国人民签署的一个合同，公约马上就成为德国的联邦法律。例如在外国人法领域的家庭团聚、孩子来德或政治庇护，法庭辩论和法官判决中所援用的法律依据根本不是外国人法，而是“欧洲人权公约”、“世界儿童保护公约”和“日内瓦公约”。正因为国内时很少把签合同当一回事，于是合同意识很差。带着这样的合同意识来到德国，在一个法制国，不是你愿不愿“一言九鼎”，而是法律强迫你“一言九鼎”，签署的合同必须兑现。许多德国人发现中国人签署合同很轻率，便乘机利用，把许多国人盘剥得血本无归。

△一位朋友王先生陪同德国学生F带了三条狼狗到中国参加狗展，因为价格太高而没卖出，F便委托王帮他继续在中国卖。狗留在王处，F希望王能付出一笔钱作为押金。如果狗还是没有卖出，则王退狗、F退钱。王想想这也有道理，于是向朋友借了2万美金给F。钱数还不够，便签署2万马克的担保书。最后这三条狗果然没有卖出。不意F一回德国，不仅不还2万美元，而且马上向王索取签署的 2万马克。王拒绝，F马上通过律师到法庭起诉。起诉时才发现，F知道王只会英语、不懂德语，当时便有意用德语起草了“担保书”，用的德语词是 “Schuldschein”（欠款书），即王欠他2万马克。王叫苦不迭，万万没想到以前都以朋友相称、才有20岁的毛孩子居然会使出这样无情的恶招—— 其实在德国，年龄再小都能区分得非常清楚：情是情，利是利，法是法。一场官司就是三年，最后还是王败诉。这时王来求助于我。我看了整个案卷，F得到2万美元的收款条上只说“收到2万美元”，为什么收到 2万美元？没有写；在“欠款书”上只写“王欠下2万马克”，为什么欠下？也没有任何定义。在当时所有书面资料中没有一处提到这笔款的。法庭上，对方一口咬定王就是同意并书面画押要支付这么多钱来买狗。笔者陪同王去中级法院，法官提出的问题还是以前的老问题：“您作为一位在德注册公司的总经理，怎么可能没有看懂一份合同就签字？显然不可信”。可想在中级法院的结果也是凶多吉少。我心里很清楚，这是一场绝对的冤案，对方没有将狗卖出，现在就利用中国人的法制意识不健全，强行要你中介人自己把狗买下，连佣金都没有。但我也很清楚，这并不能完全说法官不公正。所谓的事实真相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上帝又无法下来为你作证。于是法官只能根据德国社会（不是中国社会！）的常理——法制社会，不要求人人懂法，但人人都具有最基本的法制意识——来逻辑推断。所以法官判王败诉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因为这符合这个社会的常理；但要判王胜诉却要捏一把汗，他必须详细说明：在这个社会中的部分人——哪怕是公司总经理——并不具备最基本的法制意识，连文字都看不懂的合同居然也会签字。连同法庭和律师费用，王的4万多欧元付诸东流，即使打到最高法院也要输局。我也为他深感冤枉和痛心。

商品买卖或交换就自然产生“合同”，所以合同法是人类最古老的“法律”，要比文字产生的历史还要长，所以合同本身并不需要文字形式。只是口说无凭，过后容易产生纠纷，所以在古罗马法初期，对合同形式有严格规定：要以规定的语言、配以规定的动作进行交换，否则合同无效。例如买卖奴隶，必须有五位证人和一位掌秤人到场。成交时买者抓住要买的奴隶说：“这个人是我的，是我花了秤上的铜钱买下的”。说完便把谈妥的钱放入秤盘。只有履行了这个程序，这次买卖才算生效。这样的合同形式避免了许多法律纠纷，但过于繁琐，无法适应日夜增多的商品交换。所以到古罗马的共和时期，就将法律形式扩大到口头、书面和行为合同。在今日德国民法中，除了房地产买卖或交换外（因为数额较大），对其它合同都没有形式上的要求。合同形式的多样化和随意化，在古罗马法中还是要求缔结双方要本着 “善良”和“公正”的基本原则。但在今日这个尔谀我诈、唯利是图的社会，还能找到几个善良的人？商场就如战场，待人就如防贼。中国人的法制意识比较弱，就成了这个社会无偿为人付钱的怨大头。

△一位朋友W去商店买组合厨房，营业员非常热情地介绍，并希望W能尽快填写订购单。他问营业员：填写了订购单是否意味着一定要买这套厨房？营业员一口表示：填写只表示他想买的意愿，商店就可以通过计算机为他设计厨房布置图，直到他满意为止。如果不满意，就可以不买。为保险起见，W又连问了三次，营业员都同样表示。没想到填完后，再也得不到任何信息。“通过计算机为他设计厨房布置图”一事早就化为乌有，因为你已经是这家商店笼子里的鸟。不管你对这套组合厨房满意与否，你都必须拿下，否则你就必须支付25%的费用。因为再三催促还是得不到任何信息，W便回绝这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买下了一套组合厨房。不久后就收到这家商店3000多欧元的帐单，W拒绝不付，对方就把W告上了法庭。法庭上W说这只是“意向书”，但表格上白底黑字写的是“订购单”。W说：那位营业员说好填写完后也是可以不买的，而且问了三遍。该营业员一口否认说过这样的话。这场死无对证的官司，最后只能是W败诉，连各类法庭费用一下损失4000多欧元。过后我对W说，如果你当时不是连问对方三句（对方为吸引你当然会肯定回答），而是在订购单上用圆珠笔写上一句：“本订购单可以无条件撤回”，对方不仅一定会败诉，根本就不敢向你提出起诉。

△另一位朋友Z也是买组合厨房，订购单的左栏写着“组合厨房”，右侧写着价值1,3万欧元。具体的组合厨房内容都没有写。按照营业员当时的说法，只是初定一个价钱，具体要买什么家用电器、厨房柜子多少、如何排列过后再说。也就是说，这份订购单只是定义了买者的义务（支付1,3万欧元），而没有定义卖者义务（只要算得上组合厨房，给你什么你都得接受）。签署了这样一份“不平等条约”，对方愿怎么玩弄你就可以怎么玩弄你。最后果然双方闹翻，Z拒绝买这家商店的组合厨房。对方马上一份4000欧元的帐单开来，Z当然拒绝支付。对方告上法庭后还是Z败诉，包括法庭、双方律师费用，5000多欧元付诸东流。而对方商店赚到的钱，比真正卖掉这套组合厨房所能获得的赢利还要高。

法律纠纷有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当你签署了合同、过后不管出于合理或不合理的原因而撤回，则你在法律形式上就已经输了，即总体上已经输了。然后你要根据具体情节来讨论撤回的合理与否，即讨论法律的内容。除非你在内容上大大胜过对方，才能反败为胜。如果双方在内容上打成平手，则还是这方输局。但一到法场，双方都在拼命，都根据对自己有利的来编造事实。但在编造事实中又涉及到人的法制意识，德国人的法制意识普遍高于中国人，又得语言和文化的天时地利，所以外国人在法律纠纷中就亏这么一筹。上述两例中W和Z并不是一定要输的，但要能获胜的前提是：委托的律师非常负责，在第一次书面描述事件经过时就要仔细思考整个法律关系。一旦确定如何描述后就从头到尾一口咬死。可惜上两案没有一个能大致满足这些条件的，这就为什么中国人在德国法庭上经常败诉的原因。

△一位朋友L在一家德国的年历上做广告，不想做了。便书面传真给对方公司结束广告合同，对方也给予传真确认。没想到对方的推销员过后突然上门表示，以前的解约书是通过传真，不太正规，特地上门拿来正式的解约书，让L签字。L就在这份还没有填写内容的“解约书”上签下了字——居然会在一份空白表格上签字，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人会做。其实这不是一份解约书，而是一份缔约书。过后该推销员为L填上了姓名，填上了重新做广告的大小、价格，广告就印出了，发来帐单要L付钱。L当然拒绝，对方马上就上法庭。可以想象，对方一定要扭曲事实，说L愿意做广告，在这份已经填写完的广告合同上签的字。这又是一个死无对证的案子，而且在形式上也是L输。我理清了整个事件的逻辑关系后，为L写了第一份反诉书，而且对L说好：这份反诉书上写的所有与事件经过有关的内容，以后不得再作任何更改。这场官司L果然100%地胜诉。

△我到车场买车，也是胡里胡涂地签署了订购表格，这之前对方售货员再三表示签了之后不一定买。过后拿到该车的所有资料后，发现前一次过年检时四个轮胎磨损严重。我自己已经忘了当时试车时看到的车子轮胎是否新的，于是打电话给车行，问抡胎是否换新的了？对方一口表示是新的(neu)。这时我已经比较警觉，让他不拘形式地给我一个书面传真，就写“四个轮胎是新的”即可。对方马上表示，为什么我这么不信任他。我说不行，不看到您的传真我不会去办理买车手续。这时他只能表示，这四个轮胎尽管不是全新的，但就像新的那样(neuwertig)。我一气之下决定不买车了。对方的律师马上给我打电话，威胁我如果不买要付20%的赔款。过后确实发来了帐单。这件纠纷中，法律形式肯定是我输，只能靠法律内容来取胜。我仔细理清思路和法律关系后，找到了对方的失误，给对方律师一封回函，从此对方再也没有声音，一枪就给打倒了。可见，这里其实没有法律内容，而是法制意识。

转自《德国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