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 作者柏杨

天蓝星

丑陋的中国人(1)】
本文是柏杨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根据记录稿整理。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做一个口头报告，请教于全国各阶层朋友。不过做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做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十九世纪的南洋群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群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民族固然是长远的，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马来人的心胸不够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做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地提醒，不停地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天蓝星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地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
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的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里。”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己。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

　　斐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后，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我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剧（按：《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地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里，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干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么样提醒之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天蓝星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我想这几点足够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
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么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年）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里，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么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么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征。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么做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得没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么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么！谁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

　　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么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么勤劳。”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后，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子之后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于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够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她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翻脸，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很久很久以后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天蓝星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候，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么好，那么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么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
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弘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后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么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么赔了，他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什么想法。”我说：“这有什么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么。”要察言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哪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子。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于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后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件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里睡觉，睡醒一觉之后，会也就结束。为什么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今年（一九八四年）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件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天蓝星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绩。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写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
向盘，向大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样可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着就顺着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么？”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后，把盖子一盖，伟大加三级，再往下一跳，扑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地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后，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贵，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么？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后，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得不得了，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利，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么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回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说：“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了。”“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糨糊脑筋吓死。

天蓝星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
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买下，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能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天蓝星

本文是柏杨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在美国纽约孔子大厦的讲辞。

　　今天主席给我的题目是“中国人与酱缸”，如果这是一个学术讨论会，我们就要先提出来，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酱缸？我想我不再提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画蛇添足的事情。世界上往往有一种现象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如果把它加一个定义的话，这事的内容和形式却模糊了，反而不容易了解真相，在这种情况之下，讨论不容易开始。

　　记得一个故事，一个人问一位得道的高僧———佛教认为人是有轮回转生的，说：“我现在的生命既是上辈子的转生，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辈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既是下辈子又要转生，能不能告诉我下辈子又会转生什么样的人？”这位得道高僧告诉他四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假定你这辈子过的是很快乐的生活，你前辈子一定是个正直宽厚的人；假定你这辈子有无穷的灾难，这说明你上辈子一定做了恶事。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在座的先生小姐，如果是佛教徒的话，一定很容易接受，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当然不认为有前生后世，但请你在哲理上观察这段答问。

　　我的意思是，这故事使我们联想到中国文化。在座各位，不管是哪一个国籍的人，大多数都有中国血统，这个血统不是任何方法可以改变的。不高兴是如此，高兴也是如此。我们所指的中国人是广义的，并不专指某一个特定地区，而只指血统。

　　中国人近两百年来，一直有个盼望，盼望我们的国家强大，盼望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但是，多少年以来，我们一直衰弱，我们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视，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任。但是，从文化上追寻的话，就会想到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为什么我们到今天，国家还不强大？人民还受这么多灾难？从无权无势的小民，到有权有势的权贵，大家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也有相同的深切沮丧。

　　我记得小时候，老师向我们说：“国家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但是我们现在呢？轮到向青年一代说了：“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这样一代一代把责任推下去，推到什么时候？海外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也盼望得更为殷勤。今天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苦难，除了我们自己未能尽到责任以外，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包袱是很沉重的，这正是所谓前生因，今世果。

　　前天我在波士顿博物馆，看到里面陈列着我们祖母时代的缠足的鞋子。我亲身的经验是，像我这样年纪的妇女，在她们那时候都是缠足的，现在你们年轻人听来简直难以想像。为什么我们文化之中，会产生这种残酷的东西？竟有半数的中国人受到这种迫害，把双脚裹成残废，甚至骨折，皮肉腐烂，不能行动。而在我们历史上，竟长达一千年之久。我们文化之中，竟有这种野蛮部分？而更允许它保留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人说它违背自然，有害健康，反而大多数男人还认为缠小脚是值得赞美的。而对男人的迫害呢？就是宦官。根据历史记载，宋王朝以前，但凡有钱有权人家，都可自己阉割奴仆。这种事情一直到十一世纪，也就是宋王朝开始后，才被禁止。这种情形，正说明我们文化里有许多不合理性的成分。而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合理性的成分，已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

　　由此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所谓前生因，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惟一的追求目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制度，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某种车子。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我虽然来美国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现象，觉得美国人比较友善，比较快乐，经常有笑容。我曾在中国朋友家里看到他们的孩子，虽然很快乐，却很少笑，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面部肌肉构造不一样？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阴沉？

天蓝星

由于民族的缺乏朝气，我们有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性格，我们自己应该负起责任？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训练他的探员，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这种心理状态用于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地有这种类似情况：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

　　我们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有资源，有人口，八亿或者十亿，能够同心协力的话，我们在亚洲的情况，哪里会不及日本？

　　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事物的认识，很少去进一步地了解分析。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终于来了一次总的报应，那就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日本对一些事情的观察，跟我们似乎不同。十八世纪时，美国曾经击沉了日本两条船，使日本打开门户，日本人认为这件事给他们很大的益处，他们把一种耻辱，当做一种精神的激发。

　　事实上，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情况？至少在座的各位，说不定头上还留着一根辫子，女人还缠着小脚，大家还穿着长袍马褂，陆上坐两人小轿，水上乘小舢板。如果鸦片战争提早到三百年前发生，也许中国改变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国耻纪念”，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冲击，没有这一次冲击，中国人还一直深深地酱在酱缸底层，最后可能将窒息而死。

　　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横的切入。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对古老的中国来说，应该是越早切入越好。这个大的冲击，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

　　所谓物质文明，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大炮、汽车、地下铁等等，我们中国人忽然看到外面有这样的新世界，有那么多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使我们对物质文明重新有一种认识。再说到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也给我们许多新的观念和启示。过去我们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一切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

　　以前中国人虽有一句话，说“人命关天”，其实，人命关不关天，看发生在谁身上？如果说发生在我身上，我要打死一个人的话，当然关天。但如果凶手是有权势的人，人命又算得什么？所以还是要看这关系到谁的问题。古圣人还有一句话，说“民为贵，君为轻”，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在中国从没有实现过。以前的封建时代，一个王朝完了，换另一个王朝，制度并没有改变。把前朝推翻，建立了新朝，惟一表示他不同于旧王朝的，就是烧房子，把前朝盖的皇宫宝殿烧掉，自己再造新的，以示和前朝不同。他们烧前朝房子的理由，是说前朝行的是暴政，自己行的是仁政，所以“仁政”要烧“暴政”的房子。如此一代一代下来，并不能在政治思想上有任何新的建树，而只以烧房子来表示不同。这使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几千年竟没有留下来几栋古老建筑。

　　中国政治思想体系中，也有一些理想的东西，是接近西方的，例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话，但这也不过只是一种希望和幻想罢了。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王子犯法绝对不会和庶民同罪的，中国人向来不知道民主、自由、法治这回事，虽然以前有人说，我们也有自由，可以骂皇帝，但我们的自由极为有限，在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那么一点点自由。人民或许可以骂皇帝，但得偷偷地背地里骂。自由的范围很狭小，当然可以有胡思乱想的自由，但是民主、法治等等观念，却完全没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当然，我们在感情上也不得不这样认为，否则就难以活下去了。但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民族为世界文明建立了钢架，像他们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司法陪审制度等等，为人类社会，建立了一个良好结构，这是它对文明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西方社会能够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再浪费的选举，总比杀人如山、血流成河要好。对于西方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必须有接受的勇气。有人说西方的选举不是选举人才，是在选举钱，而这种钱不是一般人所可以负担得起的，即使这样，浪费金钱，也比浪费人头要好。

　　一切好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自己争取，不会像上帝伊甸园一样，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中国人因为长期生活在酱缸之中，日子久了，自然产生一种苟且心理，一面是自大炫耀，另一面又是自卑自私。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忘记了影片的名字，一个贵妇人，她某一面是美丽、华贵，被人崇拜，另一面却是荒淫、无耻、下流，她不能把这双重人格统一起来，后来心理医生终于使她面对现实，她只好自杀。我们检讨自己病历的时候，是不是敢面对现实？用健康的心理，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毛病？

天蓝星

我们应该学会反省，中国人往往不习惯于理智反省，而习惯于情绪的反省。例如夫妻吵架，丈夫对太太说，你对我不好。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掼，说：“我怎么对你不好？我对你不好，还做菜给你吃？”这动作就是一种不友善的表示，这样的反省，还不如不反省。

　　自从西方文化切入以后，中国在政治思想上固然起了变化，在道德观念上也起了变化。以前，丈夫打老婆是家常便饭，现在你要打一下，试试看！年轻朋友很幸运的是，传统之中
一些堕落的文化，已被淘汰了不少，不但在政治上道德上如此，在所有文化领域中，如艺术、诗歌、文学、戏剧、舞蹈，都起了变化和受到影响。

　　一说起西洋文化、西洋文明，准有人扣帽子，说“崇洋媚外”。我认为崇洋有什么不可以？人家的礼义确实好过我们的粗野，人家的枪炮确实好过我们的弓箭。如果朋友之中，学问道德种种比自己好，为什么不可以崇拜他？中国人没有赞美别人的勇气，却有打击别人的勇气。由于我们的酱缸文化博大精深，遂使中国人“橘逾淮则枳”。橘子在原来的地方种植生长出来，又大又甜，但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去，却变成又小又酸了，这是水土不服。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在我坐牢的十年中，一直营救我的孙观汉先生，他曾将山东省大白菜种子，带到匹兹堡来种，但种出来的菜，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

　　可是日本人就有一种本事，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却学什么，不像什么。日本人这种精神了不起，他可以学人家的优点，学得一模一样。中国人只会找出借口，用“不合国情”做挡箭牌，使我们有很好的拒绝理由。甲午战前，日本人到中国海军参观，看见我们的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面，就确定这种军队不能作战。我们根本不打算建立现代化观念，把一切我们不想做的事，包括把晒在大炮上的衣服拿开，也都推说“不合国情”。

　　像台北的交通问题，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多少年来，却一直解决不了。我想如果对违规的人施以“重罚”，几次下来也就好了。但有人提出来应该要教导他们“礼让”，认为礼让才适合我们国情。我们已经礼让得太久了，被坑得太深了，还要再礼让到什么时候？我们设了一个行人穿越马路时的“斑马线”，“斑马线”本来是保护行人的，结果很多人葬身在“斑马线”上。我有个朋友在台北开车时横冲直撞，到美国来后常常接到罚单，罚得他头昏眼花，不得不提高注意。就像交通规则，这么简单的事，中国也有，可是立刻扭曲。一说起别国的长处，就有人号叫说“崇洋媚外”。事实上，美国、法国、英国、日本，他们有好的，我们就应该学；他们不好的，就不应该学，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有位美国人写过一本书《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并没有人说这位教授崇洋媚外。由此可知，酱缸文化太深太浓，已使中国人丧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只一味沉湎在自己的情绪之中。一位朋友开车时往往突然地按一下喇叭，我问他为什么，他开玩笑说：“表示我不忘本呀！”我们希望我们有充足的智能认清我们的缺点，产生思考的一代，能够有判断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才能使我们的酱缸变淡、变薄，甚至变成一坛清水，或一片汪洋。

　　中国人非常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所看见的表象作为判断标准。我们要养成看事情全面的、整体的概念。很多事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掘，就比从一个角度探讨要完全。两点之间的直线最短，这是物理学上的；在人生历程上，最短距离往往是曲线的。所以成为一个够格的鉴赏家，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有鉴赏能力的社会，才能提高人们对事物好坏的分辨。以前我曾看见过老戏剧家姜妙香的表演，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脸上皱纹纵横，简直不堪入目。可是，这对他艺术的成就，没有影响。当他唱《小放牛》的时候，你完全忘了他苍老的形象。大家有鉴赏分辨的能力之后，邪恶才会敛迹。好像我柏杨的画和凡?高的画放在一起，没有人能够分别，反而说：“柏杨的画和凡?高的画一样！”那么，真正的艺术家受到很大的打击，社会上也就永远没有够水准的艺术作品。

　　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中国人包容的胸襟不够，心眼很小。前天我在肯尼迪机场搭飞机，在机上小睡了一个钟头，醒来后飞机仍没有开，打听之下，才知道他们在闹罢工。我惊异地发现，旅客秩序很好，大家谈笑自如，这如果发生在我们国家，情形可能就不一样了。旅客准跑去争吵：“怎么还不起飞？怎么样？难道吃不饱？闹什么罢工？罢工你还卖票？”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是领航员，说不定我也参加罢工。从这里面也可以看见所谓大国民的气度，美国这个国家的包容性很大，它不但包容这么多肤色和种族，还包容了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包容了我们中国人的粗野。

　　这种风度说明一个大国的包容性，像里根和卡特在电视上辩论的时候，彼此之间各人发表政见，并没有做出粗野攻击。里根并没说，你做了几年总统，只知道任用私人！卡特也没有说，你没有从政经验，这个国家你治理得好呀？双方都表现了极好的风度，这就是高度的民主品质。

　　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特别鼓励大家都参与政治，但如果有兴趣参与，就应该参与，因为政治是太重要了。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一条法律颁布下来，不但金钱没有保障，连自由、生命也没有保障。

但我们不必人人参与，只要有鉴赏的能力，也是一样。这种鉴赏，不但在政治、文学、艺术上，即使是绘画吧，鉴赏的水准也决定一切。那些不够格的，像我柏杨，就得藏拙，只敢偷偷地画，不敢拿出来，否则别人一眼看出来高下，会说：“你这是画什么玩意儿？怎么还敢教人看？”有了真正鉴赏的能力，社会上才有好坏标准，才不至于什么事都可打个马虎眼儿，大家胡混，酱在那里，清浊不分，高下不分，阻碍我们的发展和进步。

　　我的这些意见，是我个人的感想，提出来和大家讨论，还请各位指教，并且非常感谢各位。

天蓝星

　这是柏杨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旧金山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讲稿。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真是非常的荣幸，能够在加州最高学府之一──斯坦福大学，和各位见面。我是这么样的兴奋，在从凤凰城到旧金山的飞机上，我就想像今天和各位见面的情况。我那时的心情，和现在的心情印证起来，完全一样。在我来讲，这是一个很荣誉而传奇性的遭遇。今天主席给我出的题目太大了，我觉得很不敢当。在纽约时，接到李玲
瑶女士的电话，告诉我这个题目，我非常感谢，但是我感觉到我不能胜任。前天，我在凤凰城，翟孟斌先生在电话中再提醒我，这样一来，我不但感觉到不能胜任，而且非常惶恐，因为我没有资格讲这么大的题目。我之所以接受，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份勇气，我愿意就这个题目，提出我自己的感想，就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她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在没有开始正题之前，我愿意报告另一个感想，那就是印第安人──美国的主人，真正美洲的原居民──他们给我的印象。我参观过印第安人的废墟，也参观过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也曾经和印第安人碰过面。虽然时间这么短，交谈那么少，但是印像却十分深刻。尤其是有一次在Carefree时，我去附近四十分钟车程的一个印第安人废墟，看到了印第安人的手工艺，他们现在的手工艺和六百年前的手工艺比较，无论是形式或者花纹，编织的手法和所有的材料，简直完全一样。由这件小的手工艺品上，使我想到和了解到，他们目前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我们不能想像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悠久的民族，会在美国政府给他们的保留区内，苟延残喘。印第安人本身的遭遇，和他们悲痛的历史，他们被欺骗、被屠杀、被羞辱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自己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他们的反应令人沮丧。我认为，印第安人目前面对的，不是经济或道德问题，而是灭种的威胁。我不是一个预言家，不是一个算命先生，我只是用我自己的印象，和一般朋友告诉我的种种事迹作为根据。各位，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想，再过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或许长，或许短，印第安人总有一天要灭种。因为他们对现代文明拒绝吸收。固然他们目前有他们的保留地，他们不侵犯别人，别人也不侵犯他们，但是这个保留地是美国政府的，也可以说是白人赏赐给他们的。当然，在理论上，在感情上，我们可以说，那不是赏赐的，那是印第安人自己争取来的，是印第安人自己的故土。但是如果我们的感情不是文学的，不是诗的，而是理性的话，就知道这点保留地出自美国白人的恩典，也可以说出自于美国白人的赎罪态度。所以，假如有一天，美国人口增加，需要那些保留地，我想印第安人的下场将非常凄凉。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看法：一个民族的覆亡，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不是不可能。每当我看到印第安人废墟，和他们文化的停滞，就感到心如刀割，不由得想到，会不会有一天，中华民族也像印第安人一样？有一个朋友说，这不可能，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口又这么多。我想这仅是一种情绪上的慰藉，假如说五千年历史就可以保证一个民族不灭，不晓得根据什么理论基础？宇宙苍茫，五千年只是刹那之间的事，人类还要生存五千亿年呢，和五千亿年相比，五千年所占的是个很短的比例。还有人口的多寡，也不足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兴亡；当初欧洲人第一次登陆美洲的时候，印第安人口也非常的多，远超过白人。

　　这种情绪上的懵懂，使我非常难过，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不是遇到一些问题了。一个很突出的困惑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中国不能强大？我们具备了各种强大的条件。那么，一定是促使我们不强大的条件，远超过促使我们强大的条件。虽然我研究历史没有师承，是用土法炼钢的那种方式（笑声），不过我却是很认真地炼。现在我把土法炼钢的心得，向各位报告一下，提供各位一些参考，并且请各位指教。

　　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故事，美国有家公司，派他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到欧洲考察，考察了几个月回来之后，向他的公司当局提出一份报告。报告上说，欧洲无论在技术方面、管理方面，都非常的落后，比不上美国。这份报告大概写了一两百页，呈送到董事会，董事会立刻通过一项议案，把这个职员开除。董事长说，我们教你去考察的目的，是教你发掘欧洲的长处，不是教你发掘他们的短处，我们的长处用不着你发掘，不需要你提醒，我们需要的是了解他们比我们强的地方，需要发掘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才可以改进，我们不听自我歌颂的声音，这种声音听多了，会使我们麻木陶醉，会使我们的产品品质降低，会使我们的公司倒闭。

　　这个故事，我们说它是个寓言也可以。不过，无论如何，这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所以我今天所要报告的，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长处，而是探索妨碍我们中华民族进步，使我们中国到现在还不能强大起来的原因何在。刚才午餐时候，几个朋友谈起求学的事情，大家都在忧愁，孩子都要上大学了，要缴很多钱。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发现：中国人无论自己怎么苦，怎么困难，总要让孩子上学。有些民族就不见得是这样子，各位的眼界要比我开阔得多，这是我发现的中华民族的一个长处。我想这一类中国人的优点，不必再提了，因为人们提得太多，而且我们不提它，它还是存在。所以今天的报告，只谈我们中国人的缺点。专门谈优点是救不了自己的，只有认清缺点，才可以自救。

天蓝星

　第一，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五千年来，对人性尊严摧残的封建力量，不是一天天减少，而是一天天增加。春秋战国时候，君臣之间是平起平坐的，帝王和大臣平起平坐在一个榻榻米上。一直到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的叔孙通制定了朝仪，就是在刘彻当皇帝的时候，也就是儒家学派当权的时候，叔孙通制定这个朝仪，使帝王成为一种很庄严、很肃穆，甚至很恐怖的权威。大臣朝见皇帝时，有卫士在旁边监督，任何人态度不合乎规格，像偶尔抬一下头之类，就要受到处罚。这样的改变，使得君王远离人民，跟人民保持一段距离。
但是，在皇帝手下，大臣们总还有一个座位。到了十世纪宋王朝，连这个座位也开始消失。皇帝和宰相坐而论道的日子，一去不返。这是一个很小的变革，但它象征的意义很大，那就是说，君和臣、官和民，距离愈拉愈远。到了十四世纪明王朝，人性的尊严更受到彻底的伤害，谁也没办法想像，一个君王会对自己国家的人民，这么仇视。明王朝建立了一种“君父”观念，君就是父，也就是说，皇帝就等于你的父亲。这种观念一经建立，所产生的流弊，无穷无尽。其中最可怕的征候，就是廷杖。上自宰相，下至小民，只要管辖你的家伙认为你犯了法，他就可以把你的四肢抓起来，就在金銮殿上或公堂上，也就是在政府的所在地，加以拷打，把你打得皮破血流。这种廷杖制度，这种君父思想的结合，使中国人的自尊，几乎泯灭，使中国人的人格，几乎摧残殆尽。中国人惟一保持自尊的方法，只有在受廷杖的时候，不喊出声音（笑声）。常常有坚强的官员，当他被打的时候，痛苦得在地上摆动头部，把自己的胡子都擦掉了，却拒绝喊叫。这是那时代人们惟一可以办得到的，可是，却不能提升到反抗的层面。

　　我们常常说汉民族是一个同化力非常强的民族，到目前为止，的确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有好几次，凡是侵略中土的民族，最后都被同化。好比说最早的北魏，孝文帝拓拔宏的时候，他变法革新，采取汉民族的方法治理国事。又好比满清，走的是拓拔宏同一的路。这两次外族最大的侵略，最后都是汉民族得到胜利。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最后固然都吸收了汉文化，继承了汉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汉文化中最糟的部分，所以结局也只好最糟。吸收汉文化的结局，并没有使他们的民族更强大，反而使他们的民族和我们汉民族，共同堕落。例如北魏皇帝拓拔宏宣布鲜卑人不能讲鲜卑话，一律都要讲汉话，而且要改成汉姓氏，然后更采用了汉民族的封建制度和宫廷制度，更采用了其士大夫门第和门阀制度，这些是北魏以前没有的。他们原来是荒原上的游牧民族，心胸开阔，尊卑之间的距离，也非常微弱，而现在却用人力加以破坏。

　　听众：请问什么叫廷杖？

　　柏杨：廷杖就是打屁股（笑声），四个宦官把趴在地上官员的四肢伸展开，拴起来，然后用麻袋把头套住，由两个宦官按住大腿。当皇帝宣布廷杖一百时，那么就打一百。通常廷杖不能超过一百，假如超过一百，就会死于杖下。那些执行廷杖的帮凶，会察言观色，假如皇帝只是恨你，并没有杀你的意思，那么打一两百下也不会致命。假如皇帝一定要置你于死地的话，那么三四十下也可以把你打死。普通情形下，官员或小民在接受廷杖时，往往用行贿的方法，施刑时听起来声音很大，看起来很痛，但不至于死，即使血肉横飞，也不至于伤到筋骨，也就是说光是痛，不会毙命。他们这些人都受过训练，他可以用一张纸包满稻草，一直打到稻草都碎了，纸却不破。这是一种残忍的刑罚，可以把你打得表皮看不出伤痕，而事实上里面的筋骨都已经断了。在廷杖制度下，人性尊严完全被摧残。十四、十五世纪，欧洲已是文艺复兴时代，中国却在实行廷杖，使人叹息。

　　我们再回来讲刚才的主题，蒙古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民族，侵入中土之后，对汉文化，采取抗拒态度。九十年之前，他们怎样来到中土，九十年之后，也怎样地离开中土。对汉文化，没有受到一点感染。满清政府建立之后，继承的是中国大黑暗时代明王朝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对新的政权，有一种腐蚀作用。以致清王朝虽有那么强大的武力，但经过一百年的政治腐蚀，到了最后，一发不可收拾。人权观念被这种悠久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势力，一天天地摧残，简直几乎泯灭，对中国人的影响太大了。中国人的自尊心没有办法保留完整，假如说有保留的话，也只有如鲁迅先生说的阿Q精神，那就是只好在情绪上满足自己，而不能在真正内心上获得充实。我想情绪上的满足和内心上的充实，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我到你家里拜访，看到你的房子这么漂亮，主人学问这么高，我佩服你，羡慕你，回去之后我会想，我要努力工作，有一天我要像你一样，有那么好的学问，住那么好的房子。假如我走出房子就说，住那么好的房子，谁知道他的钱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希望他明天就一场大火，烧个精光（笑声）。我们民族心理上长期受到压制，只好用这种情绪，使自己平衡。

　　第二点要报告的是，中国五千年历史，只有三个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是春秋战国，那时候各式各样的思想、各式各样生活方式，同时并行。第二个黄金时代应该在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大帝的贞观之治，到唐明皇李隆基在位中期，不过一百年左右。第三个黄金时代，应是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清王朝中叶。中国五千年历史里，只有这三个黄金时代。其他的四千余年呢，几乎每一年，甚至每一天，都有战争。西方有位学者，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证实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每年都有战争。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更是一样，我自己也曾做过这种统计，而且写了一部《中国历代战乱编年史》初稿，发现中国历史上也每年都有战争。但以中国为单位统计和以世界为单位统计，意义完全不一样，因为世界地方太大，中国和世界比较，中国就太小了。尤其是中国版图到明王朝的时候，跟纪元前二世纪秦王朝大小一样，比现在的版图，要小一半。

天蓝星

在这么小的版图里，如果每年都有战争，而且还只是有记载的战争，没有记载的战争，还不在我们统计的范围，可看出中国的动乱非常可怕。一个王朝取代另外一个王朝过渡期间的大混乱，总有三五十年，由政权的夺取到政权的安定，又要二十年左右。然后政权再腐败，反抗力量再起，大混战重新到来，陷入治乱相迭的恶性循环。中国人可以说是长期地，甚至永远地生长在贪污、混乱、战争、杀戮、贫穷里面，因之中国人始终没有安全感，总是觉得惶惶不安。我们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又有这么大的国土，中国人的心胸应该磅礴四海，非
常开朗才对，只因为长期的贫穷、杀戮、忌猜，使得我们心胸，反而十分狭窄。只求今天能过得去就可以了，明天的事情怎么发生，我不知道，战争要绵延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战争影响水利，水利工程被破坏之后，接着来的是大旱灾，旱灾之后，又是大蝗灾，这样的旱灾、水灾、蝗灾，赤地千里。在历史上，“人相食”三个字，不知道出现过几十次几百次。我们认为我们是高级文明的民族，怎么会发生这种人吃人的野蛮行为呢，实在是我们的灾难太多了，而且患难也太久了。不必说国家民族，就个人来说，一个人如果贫穷太久，苦难受得太多，他对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一种不信任的心理反应。我坐牢要出来的前几天，一个官员叫我，告诉我说：“报告一个好消息，你要出去了。”我说：“吃什么豆腐！”（笑声）那官员说：“你为什么不相信呢？我能骗你吗？”我要求他拿证明给我看，因为我相信得太多了，受到的欺骗也太多了，每一次都失望。一个在患难中太久的人，他就有不相信好消息的权利（笑声）。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太久的折磨，人们认为，一个新王朝来了之后，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几乎没有一次不落空。有人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建筑，而外国有呢？那是因为中国的建筑是用木料做的，它会腐烂掉。我认为这不是原因，原因是，一个新的王朝兴起之后，就会用一把火把它烧掉（笑声）。秦王朝留下来那么好的阿房宫，可是项羽认为那是民脂民膏，那是暴政，所以放了一把火。等过几天呢，他自己也盖了一个（笑声）。再过几天呢，又来了另外一批人，又说你这是民脂民膏，是暴政，又把它烧掉。这种不成熟的情绪，就足以造成长期的贫穷，使中国人的自尊心没有办法建立，中国人的心胸没有办法开阔。有一句格言说，多难兴邦（笑声），我们先要了解，格言都是情绪的，在某一种特定的条件之下，它才是真理，它不是科学的。“难”如果太多，就没办法兴邦（笑声）。对格言一定要有认识，譬如说，“哀兵必胜”，那可不见得，哀兵失败的很多。一支大军最后被消灭，哪一个不是哀兵（笑声）。像迦太基对抗罗马，到最后几乎全国皆兵，可以说是一面哭一面打，最后还是被罗马消灭了。哀兵不见得获胜，多难也不见得兴邦，而是说，多难必须恰到好处的时候，才能兴邦（笑声）。而中国呢，就是太多难了，所幸多难还未多到把我们消灭的程度，但是已经多到使我们失去灵性。

　　第三，我们从历史上发现，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所谓的“官场”，官场来自科举制度。有一点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同意，日本吸收了中国全部文化，他把中国所有的东西都吸收过去，小自榻榻米、木屐（笑声），大至政府组织、政治制度等，却只有一点没有吸收，使得日本后来明治维新时，能够一下子强大起来，而未造成阻力，这一点就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它的功能和贡献，但也造成了中国的官场。官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蛛网，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你已进入了盘丝洞。中国“官僚”这个字，不能用Bureaucrats来翻译。中国官僚有他的特征，效忠的对象绝对不是国家，也绝对不是领袖，他只效忠于给他官做的人。王朝政府可变，官场不变。所以满洲人统治藏人、蒙古人、汉人，都分别针对那个民族的弱点。对藏人呢，用喇嘛教，把喇嘛请到北京来，当成大爷，极尽恭敬之能事。对蒙古人呢，用婚姻手段，把所有的皇女公主，都嫁给蒙古王子，她们生的儿子，就是我的外甥（笑声），把那些小王子从小养在宫廷里，叫我舅舅啦，叫我公公啦，等你长大以后，怎么可以反对你的舅舅、公公呢。满洲人的皇女公主，绝对不嫁给汉人。他们统治汉人的方法，就是科举，他们知道汉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做官（笑声）。我有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把你的民族意识和人性尊严，全部交出来。所以官场是一个神秘的社会层面，官场有特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他不效忠皇帝，皇帝换了，他还是做他的官（笑声）。他也不怕国亡，亡了国，只要你给他官做，他还是做他的官。于是花花世界，只不过是官的发威场所，自然形成了官官相护，非常复杂的关系。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官场现形记》，这是一本分析中国官场结构的书，你不要用文学的眼光去看这本书，而要用研究社会问题的眼光看这本书。因为官场这种关系建立，使得我们中国的人际之间的关系，更趋微妙。我想各位在美国这么久，是不是发现，美国的人际关系，比中国的人际关系要单纯得多？中国有句话说，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是什么呢？就是人际关系处得好不好。有出京戏《审头刺汤》，有一个法官，另有一个陪审官，另外还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寡妇，她的丈夫被谋杀了。在审判中，她抱着一个人头在哭，如果这个人头是真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就可以了结，如果是假的话，这个案子发作起来，会牵连很大，要死很多人。陪审老爷喜欢这个美丽年轻寡妇，这个女子也向他暗示，她可以嫁给他，于是这位陪审老爷就坚持这个人头是真的（笑声）。那位女子一看可以结案了，表示不愿嫁给他了，这位汤老爷马上坚持人头是假（笑声）。我们中国人永远就在这种官场关系里，是非不明地反反复复，一会人头是真，一会人头是假，到底人头是真还是假，谁都搞不清楚（笑声）。官场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困扰，我想在座的各位专家学人，很多曾经回国做过事，或是将来可能回国做事，我想你遭遇的困难，不是工作的本身。比如说你要造一个原子炉，如果你根本不会，那么这是属于工作上的问题；可是你要造原子炉缺个螺丝钉，管理螺丝钉的这个人呢，他请假出去了。他感冒了，当然要请假，总不能说不准感冒吧，可是事实上，他不是感冒，而是打麻将去了（笑声）。他为什么去打麻将呢？那是因为你跟他的关系搞得不好，你的原子炉造成造不成，跟我有什么关系？原子炉造不成或者是爆炸了，我一点也不在乎（笑声）。如果你说国家受了伤害，受伤害就受伤害，我还是照样做我的官。这就是官场景观，这种几千年累积下来的病态，一直维持到国民革命军北伐，也就是一九二八年。可是，军事北伐，政治南侵，事实上是官场的毒素南侵。本来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纯洁的，不过一旦卷在官场里面，就变得非常复杂，复杂到一个健康的人不能承担的程度。于是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就变得跟强力胶、糨糊一样，一旦沾上，想脱也脱不掉，想甩也甩不掉。我不晓得各位回国之后有没有这样的发现，举个例子来说，假如你回国，朋友请你吃饭，如果你胆敢回绝的话，那友谊从此就一笔勾销。这就是官场的习性，人际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的扭曲。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他需要这种官场的关系呢？因为这样才能使他的官位，更加稳固。我有个朋友回到台湾去，一些不相干的人请他吃饭，吃饭之后就托他带些东西到美国来（笑声）。这并不是他有意跟你做交换条件，而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因为吃过一餐饭之后，就变成朋友了，朋友就要互相帮忙（笑声）。官场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如像你造原子炉，这原子炉很危险，是不能碰的东西，可是他会认为，我们都是朋友，碰一下有什么关系（笑声）。往往一个人在当官之前，跟当官之后，变成了两种人。这句话本身是不合逻辑的，只能说一个人的官性太兴旺的时候，人性就消灭了。他没有人性，而只有做官的官性，必须等到有一天他退休了，人性才能回复（笑声）。因为官场的存在，使得中国对于做事的方法，有特别一套，使我们文化发展的轨道，经常脱离方向。

天蓝星

第四点报告，我觉得孔丘本身是个很伟大的人物，知识渊博，而且富有同情心，对社会有很大贡献。从孔丘发展出来的儒家和儒家学派，对中国人的影响，更非常深远，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但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保守的，严格一点地说，儒家不但是很保守的，而且是反对进步的。儒家这个“儒”，在春秋以前是祭祀典礼所用的司仪，因为他了解祭祀程序，遇到国家重要典礼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人提供意见，这种人在本质上当然是崇古的。那个时候，没有新兴的礼乐，必须用古时的礼乐，为了维持他的饭碗，必须先维持他职业的稳定（
笑声），所以他必须崇古。我们不用崇古这个不好听的名词，但可以说他们非常保守。这种精神在中国造成坚强的保守意识，而中国社会在这种意识之下，因而丧失了创新的动力，因而也没有了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能力。朋友有的时候谈起美国，很抱歉，我又在各位“老美国”面前班门弄斧，我想我姑妄言之，各位姑妄听之（笑声），好比有人讲到美国的种族迫害，对印第安人无情的杀戮，对黑人的虐待，对中国人的歧视。我曾参观过安琪儿岛，看到中国人留下来的字和惨苦的诗句。美国这些缺点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甚至比我所想像的还要坏。但是我们应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有没有改正的能力？有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现在是不是比以前好？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没有前途；假如有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伟大，充满了活泼的生命。美国以前也有吊人树的，可是现在没有了，美国以前对囚犯用过水牢，可是现在逮捕人的时候，他们会把宪法第几条念给他听。美国有错误、有偏失，但是美国有改正错误的能力。可是，我们中华民族，却没有这个能力。长久的崇古，不求上进，保守，使这个能力丧失。在历史上看，商鞅是法家思想，他变法把秦国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呢？在未变之前，人民的生活是，父兄姊弟，大大小小都睡在同一炕上，商鞅使他们过文*生活，不准父母子女同房，也不准哥哥妹妹同房，告诉他们一定要分开来睡，可见那时他们是一个怎么样野蛮落后的国家。商鞅变法，并不是变出一个原子弹，也不是物质上的改革，而是制度的、社会的、教育文化的，基本上的改变，他成功了。那时候是纪元前四世纪，到现在两千余年，中国却没有再一次的突破。每一个想要突破的人，最后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商鞅的下场，是车裂，是五马分尸，儒家学派也常常宣扬这些改革人的下场，阻吓中国人进步（笑声）。历史上最好的一位改革家王安石，他的道德学问和工作能力，无懈可击，可是他的改革却遭到那么大阻力。像张居正，他的遭遇跟商鞅一样凄惨，他刚死了之后，家就被查封，他的儿子活活饿死；一直到康有为的戊戌变法，都不能成功。儒家学派有一种说法：“利不十，不变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利益，绝不可以改革，这种观念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进步、不能强大的最大原因。任何改变都没有十分之十的利益，只要有十分之五点五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益。

　　譬如说你现在要从斯坦福开车到圣荷西，我认为你不可以开车去，因为汽车可能出车祸；你应该步行去，因为利不十，不开车（笑声）。这样的看法你怎么说吧，而且开汽车还要先去学开车，浪费时间，在街上你不撞人，人家会来撞你（笑声）。如果步行，既可以节省金钱，又可以增进健康，而且没有危险，各位听了我的话，明天是不是就步行不开车了。事实上，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五十一的利益，我们就应该变，要求百分之百的利益，永远不可能。昨天晚上，几位朋友谈到汉字拼音化问题，有人讲这样毛病，有人讲那样毛病，当然有毛病，天下哪有没有毛病的改革？有的是情绪上反对，有的是理论上反对。可是假如你要它一变，就得到百分之百的好处，天下根本没有这样的怪事。因为儒家本身的精神是保守的，宋王朝一位皇帝，曾问司马光是不是一定要改，假如西汉王朝一直不变萧何的法律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当然可以，正因为有太多的妄人、太多的好事之徒乱变，才使贼盗横行，假如一直不变的话，尧舜时代的美风善俗，就会保持到今天。各位，这种人真是妨碍中国进步的蟊贼。司马光是一个官场老将，他一当上宰相就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法全部废除，包括效果已十分显著的募役法。苏东坡和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都提出反对，司马光马上翻脸。这说明时代绊脚石是不论是非的，不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也不效忠国家元首，而只效忠自己的利益，司马光不是一个政治家，不过一个官场混混罢了。

　　第五点是，太多的人口害了中国……

　　（此时因换录音带之故，录音中断了。）

　　改朝换代的内战之后，接着是人口大量增加，又重复恢复悲惨：战争，杀戮，死亡。有人说美国这地方很好，生活水准很高，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假如美国人口增加十亿，把中国内地的人口搬过来，美国就有十二亿了，你看会有怎样的情况？（笑声）人口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中国要想强大，人口一定要拼命减少。有句话说：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馍。馍，就是馒头、面包。在过去的时代，人多的确好干活。而现在呢，人口多了没有用，一百个人不如一个计算机（笑声）。人少好吃馍，这句话倒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以各位的家庭收入，养两三个孩子，还能够维持中等以上的生活，如果一下子你不小心，生了两百个孩子，生活怎么维持下去呢（哄堂大笑）。生活费、学费、衣服费等，用什么开支？中国人口太多，贫穷太深，官场太厚，竞争太厉害，这些原因使我们中国人呈现一种现象：就是脏、乱、吵，和永不止息的内斗（笑声）。中国人讲起话来，来势汹汹（笑声），使我们丧失了礼貌。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人问我对美国的印象怎样，我说我觉得美国是个礼义之邦。又问我中国是不是礼义之邦呢？我认为中国绝对不是礼义之邦（哄堂大笑）。中国人是这么粗野，几乎随时都准备给对方一个迎头痛击。各位一定可以发现，中国人很少面露笑容，是不是因为灾难太多，痛苦太多，忧愁的时间太长，使中国人笑不出来。所以我觉得美国是个欢愉的民族，至少我所看到、所接触到的美国，是一个非常快乐、善良、乐于帮助别人的民族。而中国人比较忧虑，总是充满了敌意，非常担心自己的利益。于是我们成天惶惶然，为了自卫而虎视眈眈（笑声）。有人说美国有种族歧视。当然有种族歧视，事实上不限于美国，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种族歧视，但是美国至少包容了我们，不但包容我们的人，也包容我们的没有礼貌、脏、乱、吵，和不停的内斗。

天蓝星

以上是我的一点心得，毫不隐瞒地提出来，也是我来到美国“考察”，回来后向各位董事先生所作的忠实报告（笑声）。

　　我们的优点，不必再说了，因为说来说去，它还是存在；不说，它也不会跑掉。我提出我们的缺点，这样才可以促使我们自我反省。这些缺点已经非常严重，在我们酱缸文化里，我们面临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应该怎样的反应呢？我略为报告我的意见。

　　这些问题，如果它是问题的话，我们最重要的反应，应该是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几千年下来，一切东西都由别人──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替我们想好了，自己不需要想，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样做才对呢，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洛克菲勒的儿子到新几内亚去探险，被土人吃掉了，这件事发生之后，台北报纸登出来，很多人说，有福不知道享福，要是我，我就不会去。这次我在凤凰城一位美国朋友家里住了五六天，主人的十六岁女儿Margret，到洪都拉斯去帮助当地人，使他们了解眼睛卫生的常识。洪都拉斯的卫生跟中国相比的话，要比我们还差，当地非常的脏，以致这个女孩一觉醒来，竟然发现有一头猪跟她睡在一起。我在那里的时候，她恰巧服务结束，回家向她妈妈报告，眉飞色舞地说，明年她还要再去，因为那个地方太贫穷落后了，需要去帮助他们，她母亲立刻鼓励她再去。我们中国人也许会想，要是我的话，我才不去呢。可是那个美国妈妈却夸奖她的女儿，认为她的女儿有见解，有爱心，以她女儿能够为别人献身服务的表现，引为骄傲。她并不是向我表示她的爱心，我又不能给她官做（笑声），也不能给她股份（笑声）。我在她的眼中，不过落后民族的一员。而是那个妈妈内心深处真挚的想法。相形之下，中国人就聪明多了。因为中国人太聪明，我想世界上的民族，包括犹太人在内，恐怕都没有中国人这么聪明。假如是单对单，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话，中国人一定是胜利者。但是如果是两个人以上的话，中国人就非失败不可，因为中国人似乎是天生地不会团结（笑声）。团结的意义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抛弃一部分。比如现在有两个圆形物体，必须用刀削成两个较小的方形，才能紧密地粘在一起。可是彼此只希望自己不要被削，而只削别人的，要削掉自己的就不干了，这样怎么能团结（大笑）？中国人是太聪明了，没有一个人敢说中国人不聪明，中国人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聪明到被卖到屠宰场的时候，还拼命讲价钱，多赚了五块钱，就心花怒放（大笑）。就是这种情形，中国人太聪明，太聪明的极致一定是太自私。凡是不自私的行为，不自私的想法，都会被讥笑为傻子。中国人不够宽容，凡是一个人心情厚道，宽恕别人，赞扬别人，就会被人骂作傻子。人家打你的脸，你竟然敢反抗；人家违法，你竟然敢据理力争，你就是傻子。一件冒险的事，既不能做官，又不能发财，你去做了，大家当然说你是傻子。我觉得一个中国人必须多少有一点傻子的心情，然后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得救，不然的话，就会像印第安人一样，日渐没落。有句俗话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可见得人不自私的话，就会被别人认为不可救药。我们能不能够从自己开始，不要靠政府，也不要求别人，只是从自己做起，做一些世俗认为的傻事？

　　总结我的意见，我们不要把人际关系搞得那么复杂，先从自己开始，从自己的孩子开始，训练起来！譬如，美国小孩子在自助餐桌上，妈妈告诉他，吃饭之后要把东西收拾好，弄干净，放在那里。这种教育应该从本身开始，从孩童时代开始，我们应该把这种训练当作一种起步和一种里程。中国人的美德多得很，可惜都在书上（笑声）。我们希望这些美德都能出现在我们的行为上，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办到。今天我报告我自己的意见完了，占用的时间太多，还请多多原谅，多多指教（热烈掌声）。

　　听众Ａ：我觉得问问题起码要十分钟才够。

　　主席：对不起，只有两分钟，因为很多人都想提出问题。

　　听众Ａ：柏杨先生刚才提到封建制度摧残人权的问题，你提到明王朝摧残人权，其实西方情形也差不多。我想西方文化也是同样经过君主专制的洗礼，为什么能够产生后来那种个人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念，为什么中国就不能产生……

　　主席：停一下好吗？你的问题已经超过了两分钟。（笑声）

　　柏杨：这不是讨论，这是考试（笑声）。不过用不着考，我已经是博士，是绿岛博士（笑声、掌声）。可惜我没有能力答复你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没有能力了解为什么西洋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吃饭用筷子一样。文化的产生是逐渐的，这两种文化在最初没有交通，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很小，每个文化都照各自的模式去发展。个人的人生和民族的命运，往往被一个很小、很弱的因素，使他转变方向。但我们不晓得这个很小、很弱的因素是什么，或是在什么地方。

　　听众Ｂ：我想就这位先生所提的问题，向您再请教。刚才我听您的演讲，得到以下这样的感想，觉得您对中国文化的结论是这样下的：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过去是一个专制的文化，有一个专制的政体，因此今天社会上才会演变成这样一种风气，也就是官场风气。因此，我想刚刚这位先生的问题，还是可以解释出其中的道理，因为您认为既然有了专制政体的大前提在，因此才产生这样的风气。既然两个文化都有同样的历史传统，为什么今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依照您的结论来看，似乎结果应该一样。我也许是乱替柏老的结论下个卷标，我想您的结论是文化遗传论。记得容格曾经说过，文化是可以遗传的，如果人的老祖宗持有怎样的观点，子孙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过去有专制政体，即使我们今天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可能还留有过去文化的专制因子。容格从心理学的立场提出这样的论点，但今天很多人却认为大有问题。第二点，听了您的讲演，使我们过去非常乐观的年轻的一代，有点难过。以我来讲，可以说是年轻的一辈，是新生代的一员，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一代，在整个社会风气和思想方式上，一定要和我的前辈不一样。譬如说我今天并没有做官，我不能保证我将来做官是不是变成只有官性没有人性（笑声）。但我觉得，有一天我到了那个场合，我相信我的官性仍然要比过去的人要少一点，人性还要多一点。但是您今天这样一讲的话，我觉得和我的想法不太一样，谢谢您。

天蓝星

柏杨：我想我只是讲历史事实，因为时代和环境的转变、教育的导向，现时代可能不再会这样。而且我相信你的诚心，也相信你做得到。

　　听众Ｂ：我想您的诠释，也许跟我的不太一样。

　　柏杨：我要强调一点，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西洋的专制政治，在深度和广度上，差异很大
。西洋历史我还没有开始念（笑声），不过我觉得有所不同。比较起来，中国专制是极端的，西洋宫廷里只跪一条腿，只有对上帝才跪两条腿，对人恐怕很少跪两条腿。中国不但跪两条腿，而且还要磕头，而且还要磕响头（笑声）。清王朝末年有句话说：多磕头，少说话。所以我想中国专制的内涵、专制的程度，恐怕跟西洋不一样。我看过法国路易十四一幅油画，路易十四很伟大地坐在当中，大臣坐在旁边，皇后也坐在旁边，这种情形在中国不可能发生，中国的大臣一定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跪在下面。

　　听众Ｂ：我想……

　　主席：请等一下，让别人有机会问问题。

　　听众Ｃ：我从小就看过柏杨先生的书，今天能看到柏杨先生，感到非常感动。讲到中国人的个性、民族性、政府，刚才柏杨先生从古代史一直谈到近代史，而我们对现代史比较关心。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柏杨先生来美国之后，讲话的开放性，有多大？您讲话能讲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回到台湾……（笑声）。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的个性常常因为政府而受影响，譬如政府常常喜欢愚民，很多地方明明大家已经知道了，他还是要压住，让大家感觉很多事都是很Secret。不讲实话也是中国官场想要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

　　听众Ｆ：我手边有本《柏杨语录》，我们谈太多话不行，主持人刚才说的。我想我们的民主还有一个特点，你这本书里没有提到，就是不可以提政治问题（哄堂大笑，掌声不绝）。

　　听众Ｇ：今天柏杨先生谈到学术问题，您研究历史得了五个结论，前四个结论我可以百分之八十同意，最后一个结论说，中国人口太多，所以造成我们今天这种不幸，这个问题我有个疑问。日本，他的国家很小，人口也很多，但他们生活水准很高，他们没有接受我们官场文化的缺点，所以有今天的成果。我认为不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才造成我们这种不幸，假如我们把工商业做得很好，假如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病态和缺点，我们中国人可以维持这个现状，甚至我们更可以容纳一倍的人口。我们不应该说中国人口太多，就要限制我们的人口，就要去侵略人家，或者互相残杀。这是个现象，现象和结果是不能融在一起的。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并不是我们人口太多造成不幸、灾难、贫穷。我们很可以在中国这么大的领土上再容纳多一倍的人口，没有问题（笑声）。假如我们的科学、文明的发展，可以达到一个水准的话，我想我们的生活水准，不会低于日本。

　　柏杨：我非常赞成你的见解，应该是这样的。不过，“假如”的前提太多，而在这些“假如”实现之前，人口仍是很大的问题，太多的人口才使我们的工业、科学、文明，永不能发达到“假如”的那种地步。

　　听众Ｇ：这个我能够接受，您的结论是说从历史的研究、学术的观点，指出中国的人口太多，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不幸。我的意思是说，其他的四项结论，我赞成。而人口太多，并不是造成不幸的原因。将来我们中国人口是不是再增加下去？我们还会不会继续这种不幸？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值得研究。

　　听众Ｈ：柏杨先生谈中华民族的问题很有趣，我有一个错觉，不晓得是因为您有顾忌不愿意讲，或者是……总之，我有个印象，中华民族是有这么多的缺点，自私得没有救药。但是关于中国现代史，柏杨先生没有提到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轰轰烈烈的斗争。在解放以后，一九四九年之后，建设整个社会主义，在整个过程中，一方面在经济方面、物质方面……建立一些科学基础，另一方面在人的意识形态上，做很多教育的工作，不知道柏杨先生愿不愿意评论这件事……

　　柏杨：这是政治问题，我们不谈。我们只谈历史，同时，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笑声）。

　　听众I：我有一个要求，请问您，关于简体字，我想听您的意见。

　　柏杨：我赞成简体字，而且更赞成应该进一步改成拼音文字。昨天晚上，很多朋友聚在一起，就谈到这个问题，不过大家的意见不一致。因为反对拼音字的人，心里有一个结，这个结必须解开。拼音文字太需要了，譬如说打电话，我问贵姓？我姓刘。这刘字怎么写吧，在电话上恐怕没办法讲清楚，我说你去查字典，你也不敢肯定第一次就查到，甚至查第二、第三次都查不到，查得你火冒三丈（笑声）。过去，我们责怪古文没有标点符号，不能断句，看起来简直不懂。各位读过《元史》没有？蒙古人的名字像冰糖葫芦一样（笑声），简直分不出有几个人。现在虽有了标点符号，可以断句了，但方块字的最大缺点更呈现出来，那就是既不能隔字，又不能连音。不能隔字，即令字字认识，也看不懂。不能连音，方块字像一盘念珠挂在那里，我们要费很大的力气组合，才能弄清楚。好比说，“我从马来西亚来”，“马来西亚”应该连，跟最后一个“来”字之间，应该隔。否则的话，“马来”了，“西亚来”了，如果一个孩子名叫“西亚”，问题就大了（笑声）。今天打字这么快，计算机这么快，都不是方块字可以胜任的。我一直向往我桌子上有一部中文打字机，能使我打出中文稿件，不再做爬格纸动物。不过汉语拼音化并不容易，主要的是我们有心理障碍，认为我们用ABCD是英文字母，拼出的是英文。其实不是，我们要了解，这个ABCD就是中文字母（笑声），拼出的字，就是中文，就不至于有被同化的屈辱感觉。是的，它们是中文，是华文，不是英文，也不是德文，假如说用ABCD拼出来就是英文的话，德国人可能会气死，法国人也可能会气死。文字完全是工具，就好比车子，你买了就是你的，他买了就是他的。其实，假如拼音文字今天就实行的话，第一个先饿死的就是我，因为我就靠方块字吃饭（笑声）。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很短，政治的理由也很短，民族文化非常重要，那是太重要了。尤其各位在美国，你会发现第二代孩子们会讲中国话，但不会写中国字，那么难，你怎么教他？好比说中国的“国”字，怎么写？怎么填到那方块里去（笑声）？要认识这个字，除了死记以外，没有他法。以致孩子们高喊：“我恨死中文！”这还不能使我们猛醒？我们不要增加我们民族向前迈步的困难，应该大家脚步向前，不要自己为自己加一个脚镣，加一个手铐，不要为老祖宗活，不要为过去活！为什么为他们活？应该为孩子们活。拼音化之后，古书看不懂就看不懂算了，现在并没有拼音化，你还不是看不懂（笑声、掌声）。过去的事，老祖宗的事，交给几个人，让他们去庙堂里打扫。我们不要为祖宗活，要为孩子们，为下一代，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活。假如中国有一天，忽然爆出冷门，威震世界，中国人一咳嗽，地球就发抖，中国话可以成为世界语言，但中国字绝对无法普及，所以必须改成拼音。
在中国社会上，侠义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傻子”，或尊之为“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年轻人血气方刚，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柏杨先生早已老奸巨猾，我岂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

　　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