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 作者柏杨

天蓝星

今天我讲中国这么多缺点，有人听了一定很泄气，我觉得我们应该听的，正是这些，而不是优点，假如我们讲我们的美德、我们的聪明……最后，我们还是不能够受到人家尊重，我们自己也不能自尊。要知道，中国人的灾难，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灾难，也是全世界的灾难。一只小船沉下去就沉下去，一只大船沉下去，引起来的漩涡会把附近的船都吸引下去。日本人为什么来侵略我们？只怪中国不争气引诱他动手（笑声）。我觉得我们应该自救，自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自己的缺点，假如不知道自己的缺点，整天去想得意的事，恐怕有
点像贾宝玉意淫（笑声）。

　　听众Ｊ：我常听到两句成语，一句是“以不变应万变”，另一句是“报喜不报忧”，您有什么看法？

　　柏杨：“以不变应万变”，我不敢有意见（笑声、掌声）。“报喜不报忧”，我想这是官场特征。

　　听众Ｋ（美国人）：您今天演讲的题目好像是专门说中国人的坏话，我想请您也说说美国的坏话（笑声）。就您所看到的书，及您在美国所看到的事，您觉得美国有什么地方，应该向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学习？

　　柏杨：关于美国人的坏话，美国人自己已讲得太多了，这是我非常羡慕的地方，因为美国有自我平衡、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力量。自己有错的地方，都自己讲出来，自己能接受，自己能鉴赏，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能。你要是讲美国人好，人家就说你为什么不是美国人，不把鼻子拉高（笑声）。有人讲这是崇洋媚外，我觉得崇洋很好嘛，有什么不好，不但要崇洋，而且要彻底地崇洋，我如果有权利，我一定规定每个人不崇洋不行，哪一个人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洋？而且各位还住在美国，而我还住在台湾，我觉得这是醒悟不醒悟的问题，我们应该把人家的好处一条条列下来，好的地方，我们就应该学，我们如果希望像美国一样强大，我们就需要向美国人学习，美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美国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至少美国的邮政就坏，投递既慢，而又经常放假。但我们也应该庆幸美国不十全十美，假如美国是那样，他就僵化了。

　　听众Ｌ：柏杨先生是一个博士，是一个病理学家，他今天说我们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应包括柏杨先生自己在内。今天他说的话，把我们五千年的历史说到坟墓里去了，不能使我们唤起民族精神，这一点我今天来听，觉得很遗憾。我觉得中国受了封建思想的余毒很浓厚，再加上儒家思想，假如我们把儒家思想转变成法治思想，从人治转变为法治，建立法律制度，就会弥补过去的许许多多缺点。因为过去都是人存政存，人亡政息，假如我们今天建立法条，你该做几年就做几年，不要去破坏它。我今天是个厨子，如果我要我的儿子也继承做厨子，这便是儒家思想造成的祸患。我们希望柏杨先生告诉我们怎样去治这个病，我们不能放弃。您说崇洋，在座的许多中国人，并不见得在美国就崇洋，这一点希望柏杨先生谅解。这一点，您错了，这是我一点意见。我希望柏杨先生讲的五千年文化不至于在五千年后仍充满了封建、廷杖、官场。希望从今而后能改革，从人治变成法治，走向光明的未来。

　　柏杨：我跟你的意见完全一样，追求的也完全一样。

　　听众Ｍ：在大学时，我读过柏杨先生的一些作品，觉得柏杨先生喜欢用讽刺、泼辣、尖酸的笔法，来揭发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今天又听到您讲了中国人这些缺点，我们心里的感触很深，觉得很痛心，很泄气，很难过，但我觉得这就好像看病一样，病已经看出来了，就要对症下药。我不知道柏杨先生作品中是不是能告诉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另外我想请教柏杨先生谈谈台湾文坛的情形，推荐一些好的作品给我们。您比较欣赏哪些作家？

　　柏杨：我先说第二个问题，陈映真、王拓、三毛、袁琼琼、陈铭磻、杨青矗，都是第一流的，不过我看得并不很多，因为我的眼睛在坐牢时受了伤，没有办法集中看小字，台湾的报纸字又特别小，这个问题可不可推荐我太太来答复。

　　张香华：柏杨忽然给了我一个难题，不过，我坐在这里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因为刚才一位先生说柏杨今天讲的话，使我们丧失了民族的自尊。我想就我的了解，把他的意见解释一下。我想柏杨的意见，并不是说我们国家一点前途、一点希望都没有。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自我反省。他讲崇洋，这是一个事实。崇洋，这个名词应该看怎样理解，试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物质的享受，崇洋已经是非常明显。不过我想他刚才有句话没有讲得很清楚，而在别的地方讲演时，却十分强调，就是，我们崇洋，但不媚外（掌声）。我们承认美国比我们强，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但我们不需要去乞求他，不需要用自卑的方式，用自怜的方式来生存，而是怎样改进，怎样想办法，很快地超过他们，我想这是柏杨心里的话。很抱歉，我擅自作一补充，因为我整个思想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掌声）。

　　柏杨：关于李玲瑶小姐问到该用什么方法，我想到一点。我提出来都是些病态的东西，我想大家都很难过，我自己也很难过，因为我们当初听到的中国是很光荣的，像朱元璋，他是民族英雄，后来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别人正跟蒙古人作战时，他在后方却扩充地盘，抄别人的后路，最后更篡夺政权，完全为自己打算。等到别人把蒙古人打得一塌糊涂，把在中土的蒙古人的精力，完全磨损之后，朱元璋却坐收其成。发现这件事之后，我是那么沮丧。我想我们能不能复兴我们的民族，要从我们能不能承认自己的缺点、承认自己的错误开始。假如连缺点、错误都不承认，又怎么改革？怎么进取？过去，我们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因为我们已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一旦发现缺点，简直就没办法活了。而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会承认自己缺点、自己错误的，只有中国人大多数死不认错。我们也有检讨，但检讨的结果都是因为自己太好了（笑声）。所以我们一直受人家欺负，今天被张三欺负，明天被李四欺负，后天被王五欺负。中国人每个人都应该有能力来检讨自己，不要抱怨，不要总是专讲别人。在台北时，有对夫妇吵架，找我评理，丈夫凶巴巴地说，他太太不爱他。我就说，如果想教人爱你，第一个条件必须要自己可爱（笑声）。如果自己不可爱，怎么教人家爱你？如果自己要别人尊重的话，必须自己先有被尊重的条件，这个条件不是骂一骂就可以得到，也不是喊喊口号就有用。假如此地不可以随地吐痰，可是你总在这里吐痰，教人怎么尊重你？小便要到洗手间去，假如在大街随便撒尿，又教人怎么尊重你？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有被尊重的先决条件，一定要知道我们不如别人的地方。中国人似乎一直在死不认错，一认错就被认为是崇洋？是的，为什么不崇洋？我们现在整个思想体系、经济思想、学术思想、民主思想、法治人权思想，都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都是从外国来的，哪一个是传统传下来的？我们的物质生活，如汽车、飞机、眼镜、理头发的方式、房子、刮胡刀，都不是中国发明家发明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崇洋的问题，而是学习的问题。现在台北人喜欢吃土鸡，我也喜欢吃土鸡，洋鸡没有人吃，不好吃就没人吃，洋鸡也没有人要。只要好的，就会有人要（笑声）。但中国人的神经，出奇衰弱，一提到崇洋，就是媚外，怎么会产生这种结论？崇洋不过学他们的优点，假如有一天美国人统统抽鸦片烟自杀了，我们总不会跟进吧。我们自己要有受人尊重的前提，要有反省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最大、最基本的要件。怪来怪去都在怪别人，这个民族就没有救了。不但发生在我们民族身上，发生在任何民族身上，后果都一样。印第安人老讲白人杀光了他们，把白人恨入骨髓，仅仅恨有什么用？自己复兴才对！你不能复兴，白人将来可能杀得更多。我觉得我们不要责备任何人，不要抱怨任何人，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承认我们错误之后，承认自己的缺点以后，才有复兴的可能性。只怕承认了之后有些人自己的神经先行崩溃。

天蓝星

　听众Ｏ：柏杨先生，我看您的文章很刻薄，可是今天听您的演讲，觉得您的人很可爱（笑声）。这是真话，现在有个要求，不知道文字狱是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色。在西洋历史上，我还没有找到像中国过去文字狱的case，不知道您对这种文字狱，将来有没有多写文章，发掘明王朝以后，中国文字狱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

　　柏杨：谢谢您的意见，我自己在牢房里搜集了不少资料，准备写一部《中国冤狱史》，
中国冤狱（包括文字狱）之多，真是举世无双（笑声）。

　　听众Ｐ：柏杨先生，我最赞成您写这部冤狱史，您是绿岛大学毕业的，我是岛外小学毕业的，我也像您一样。

　　柏杨：你坐过几年？

　　听众Ｐ：半年。

　　柏杨：幼儿园、幼儿园（听众大笑）。

　　听众Ｑ：您在《早起的虫儿》书中推崇科幻小说，教人不要看武侠小说，原则上我非常同意，不过倪匡说过：不看柏杨的杂文是人生的一大损失，不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人生的另一大损失，不知道您的看法怎样？第二个问题是，听说您在绿岛时看了很多算命的书（笑声），我觉得算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很神秘，不知道您的感想怎么样？

　　柏杨：当我写那篇文章时，我还没有看到金庸的作品，因为那时他的小说还不能进入台湾（笑声）。我觉得看过金庸的武侠之后，别的武侠都不能看了。我看过王度庐、不肖生……很多武侠，但看了金庸的之后，别的都比下去。金庸的文字水准、意境水准，都非常够，尤其他的武侠小说在海外流行，意义更大。因为普通人看正式的文学作品很吃力，武侠小说无形之中，使人受到感染，使中文得到普及。他确实写得不错，我很佩服他，他用这样的笔法写出来，的确是空前的。我在坐牢时买了很多算命的书，因为十二年后出来，时局都变了，我可能没办法谋生，我预备在街上摆卦摊（笑声、掌声）。我研读了一年多，后来有人告诉我，政治犯不准当算命先生，我就没有再研究了。谈到命运，我自己是相信命运的，年轻的朋友大概不相信命运，我年轻时也不相信。

　　听众Ｒ：您赞成简体字，又赞成罗马拼音……

　　柏杨：不是罗马拼音，而是汉语拼音。因为你的说法涉及到……

　　听众Ｒ：您提到金庸武侠，赞成他的词句优点，这是不是关系到字形的优点，或者仅是读音的优点？如果简化，甚至只剩下汉语拼音，那么字形优点和词藻优点是不是只能靠音的优点存在？

　　柏杨：我想你把音变成形之后，“形”、“音”、“义”，仍会结合一起，密不可分。中国人看到“笑”字觉得在笑，可是美国人看到laugh也会觉得在笑，人赋给“形”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人看到花固可觉得她在笑，也可觉得她在哭。改变后，字和义会重新结合。

　　听众Ｒ：那需要多久时间才能重新结合？

　　柏杨：顶多一个礼拜（听众大笑）。我的意思是说拼音很容易，一个礼拜就会了。方块字搞十年也搞不通。

　　听众Ｓ：我觉得今天最开心的是能够在国外看到您，在那么多年的牢狱之后。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请教，您怎么能在经过那么多苦难之后，有今天这样的心情出现在大家面前，您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情，把这些苦难摆平？这是我希望自己学到的，能不能请您讲一点？

　　柏杨：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改变，在牢房里该哭我就哭嘛，该快乐我就快乐嘛。有人说牢房里一定每天愁眉苦脸，这证明他没有坐过牢。十年愁眉苦脸那不是要愁死掉了？该快乐的时候就快乐（笑声）。再一个就是我有这样一个看法，人生遇到像我这样的灾难，甚至严重到像我这样要被判死刑，后来判了十二年，十二年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往往不能适应。家中发生变故，有的是妻子离开丈夫，有的是丈夫离开妻子，而这些夫妻当初都是经过海誓山盟的，现在都变了。另外一个现象是友情上的刺激，突然有很多朋友怕你，有的你平时以为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朋友，现在也突然变了。有些人没有什么交情，他反而可以交托。但这一切我都有一个观念，我认为这都是个案问题，不是普遍性的。好比说我坐牢才两个月，我的前妻就离开我，不到两年就跟我离婚，我就把离婚书寄给她，她说你的东西怎么办？我说什么我的东西？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东西，我告诉她我授权给她，把她认为是我的那些东西，全都扔到马路上，因为我在台湾没有亲人，没有地方可以寄放。我认为这是个案，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男人也是如此，丈夫变心了，也只是那个男人如此，并不是天下男人都是混蛋（笑声）。朋友一样，有的朋友怕你借钱，有的朋友落井下石，或者根本不理你，或者表现更强烈，要求把你枪决算了，这也是个案，只是某些人如此；还有另外的人愿意帮助你，事实上也是这样，我觉得我并没有落空，落空了，不当朋友就是了。

　　听众Ｔ：现在有一条补偿法，柏杨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为冤狱要求赔偿。

　　柏杨：冤狱必须要政府自己承认是冤狱才行。像我，就不是冤狱（笑声）。

　　听众Ｔ：柏杨先生，你是爱情专家（笑声），美国有位妇女提出一个看法说，美国现在为什么通货膨胀？就是因为离婚率太高了。您有什么看法？
柏杨：这一类事情，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一个看法。好比，我认为美国通货膨胀是他们纸张太过于浪费的缘故（笑声）。台湾因没有纸张，所以报纸不能开禁，所以不能增加篇幅，就是因为美国浪费了太多的纸（笑声）。

　　……

　　主席：如果大家已经没有问题了，我们的座谈会就到此结束，因为今天晚上柏杨先生还要赶到柏克莱大学去做另一次演讲（掌声）。

天蓝星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写到这里，准有人号曰：“我们有‘仁’呀！”提到“仁”，话就得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有“仁”固然有“仁”，但也只是书上有“仁”，行为上“仁”的成分实在稀薄，所以我们动不动就拉出来亮相的“仁”，只能在书上找，很难在行为上找。另一方面，“仁”似乎并不是“爱”，“爱”也似乎并不是“仁”，“仁”是当权派对小民的一种怜恤和同情，乃施舍的焉，赐予的焉，表示慷慨大度的焉，幼儿园教习对小孩子的焉。事
实上是，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恭敬”和“恐惧”。有些是由敬生惧，像孩子对父亲。有些是由惧生敬，像娼妓对嫖客，像大臣对皇帝，像小民对官吏，像囚犯对狱吏。君不见朱全忠先生当了皇帝后大宴群臣的节目乎，他哥哥朱昱先生骂曰：“老三，你这样造反，不怕灭族呀？”弄得不欢而散，史书上立刻称赞他哥哥是大大的忠臣，其实他哥哥只是恐惧“灭族”而已。正史上这种节目多的是，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剔除了恐惧的成分，剩下的感情，就不堪闻问矣。《红楼梦》上，贾宝玉先生对林黛玉女士曰：“我心里除了俺祖母、俺爹、俺娘外，就只有你啦。”我老人家一直疑心这话的真实性，说贾宝玉先生爱他的祖母，爱他的娘，一点不假，如果说他也爱他爹，恐怕问题重重。全书中就是用显微镜找，恐怕都找不出一星点爱老爹的迹象，而全是恐惧。一听爸爸叫他，就如同五雷轰顶，一个孩子对父亲竟是这种感情，在潜意识里，他恐怕巴不得老头早死。

　　起敬起畏的哲学使皇帝和臣民之间，官吏与小民之间的距离，一天一天拉大，皇帝的尊严真要：“升到三十三天堂，为玉皇大帝盖瓦。”臣民的自卑，也真要：“死至十八层地狱，替阎王老爷挖煤。”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也是中国必然要倒霉的一种气质。不知道哪个家伙，大概是被称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竟发明了宦官这门学问。男人虽是男人，生殖器却是割掉了的，该一类朋友，有男人的用场，而没有男人的危险，真是绝大的贡献。故当皇帝的一直乐此不疲。呜呼，“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义。可是这种割掉生殖器的宫廷制度，五千年来，包括所谓圣人朱熹先生和王阳明先生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它不对劲，真是怪哉怪哉。以中国圣人之多，道貌岸然之众，又专门喜欢责人无已时，而对皇帝割人的生殖器，竟视若无睹，
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虽然有人觉得不对劲，但因该事和皇帝的绿帽有关，便不得不闭口不言。如果皇帝听了他的建议，废除宦官，找一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代他看守美女如云，恐怕绿帽缤纷，杀气四起，届时真的服巴拉松了断。历史上任何一个吃冷猪肉的朋友，虽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生殖器，就只好假装没看见。

　　第二个原因是，五千年来，君焉臣焉，贤焉圣焉，都在浑浑噩噩混日子，可能根本没有一个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殖器是不道德的。中国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这种敢想敢讲的灵性。皇帝有权杀人，他就是“是”，不要说割掉几个男人生殖器没啥了不起，就是杀掉千人万人的脑袋，也理所当然。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给我官做，你干啥我都赞成。

天蓝星

托尔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个乞丐施舍，朋友告诉他，该乞丐不值得施舍，因他品格之坏，固闻名莫斯科者也。托先生曰：“我不是施舍给他那个人，我是施舍给人道。”

　　呜呼，我们对一个奄奄一息的乞丐施舍时，不能先去调查调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如果是甲等，就把掏出的一块钱掷过去，如果是丁等，就把掏出的一块钱重新装回口袋。盖这是人道问题，不是训导主任打分数问题。

　　台北名鸨何秀子女士服毒自杀，新闻轰动，遇救后在她的寓所招待记者，控诉非管区的警员和组长对她的骚扰。这一控诉出了麻烦，第一个严重的反应是警察局长，表示非取缔她不可。古之时也，“为政不得罪巨室”，今之时也，“开妓院不得罪警察”。现在把三作牌的脸撕破，再想继续下去，前途不卜可知。第二个严重的反应是，有两位专栏作家在报上提出义正词严的攻击，主要的意思是：一个开妓院的竟敢堂堂皇皇地招待记者，成什么话？

　　关于前者，对一个开妓院的名鸨，一直等到脸被抓破之后，才咆哮如雷，我们除了遗憾外，还有啥可说的，一说就说到红包上，柏杨先生能吃得消？那么，对于后者，也就是对于那些学问很大，而又道貌岸然，有地盘可以写方块文章的衮衮圣崽，不得不请他们听一听托尔斯泰先生的言论。

　　何秀子女士当鸨儿是一回事，人权又是一回事，中国宪法是不是规定妓女不准招待记者？一个妓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准呻吟，一呻吟就“成了什么世界”？只有蒙古的征服者才把人分为四等十级，“南人”最差，难道我们自己也将妓女划成一个最低阶层，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护？

　　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现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讯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脚点固站在这个观念上。一个人犯了法，当然应该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认为他不是东西，走上去拳打脚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还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块钱，还有人格呀？还敢乱叫呀！”这应是吃人的野蛮部落的事，而不应是现代化中国的事。

　　福禄泰耳先生曰：“尽管我反对你所说的话，但我仍拼命为你争取说话的自由。”而一些自命为民主的人士，却用他们的大笔，封杀一个可怜女人的嘴，真使人如丧考妣。

天蓝星

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意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
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释为“面皮”，言其只顾外表一层，不管实际内容。有人解释为“尊严”，言其虚荣第一，实质第二。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种产品。因精神衰弱，做贼心虚，所以处处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怕不能占便宜，所以才处处都要“只我例外”。

　　自私心人皆有之，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它是促进社会的原动力。但这种自私心一旦超过某种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间门口，等着断气。呜呼，一个计划也好，一个办法也好，一个会议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谋事的家伙第一个念头就是：“俺可以在里面有多少好处？”那就是说，俺可以弄多少钱？享多少权？少负多少责任？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在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着屎臭球死也不放。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柏杨先生想，它们似乎只是一部分相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日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

　　在“旧观念”中，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关。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
儒家学派圣人们，群策群力，连推带打，活生生地塞到酱缸里。大家最初还叽哇乱叫，后来酱成了酱缸蛆，不要说教啦，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烂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看呀，俺好漂亮呀！”

　　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高贵得不得了，人人跷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

　　一位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的学生，向柏杨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懋先生。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曾对儒家的那种“正其谊不谋其利”学说，迎头痛击。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学生转述这段话时，对傅先生充满了尊敬。柏杨先生听这段话时，对傅先生也充满了尊敬。盖中国人心中那块隐藏的私欲，必须取消，这块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哀莫大于心死”，呜呼，心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之谓。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可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可是天下第一流的。问题是，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糨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

天蓝星

圣人曰：“知而不行，不为真知。”仅知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为上合作，就不算真知。仅了解团结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为上团结，就不算真了解。毛病似乎不出自中国人本性，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学派的药太多，吃得跟柏杨先生尊肚一样，害了消化不良之疾。盖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孔丘先生对那些“有教无类”的二级圣人，教来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体行为，但涉及的分量却比蚌壳里的珍珠，还要稀而且少，大多数言论都是训练个体的焉。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
何地藏头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用两句成语，那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个项目则是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其成语曰“行仁政”。

　　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翻译成白话，就更明白啦：

　　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分子连可能有瓦片掉下来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了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难免生气，生气难免要嚷嚷，嚷嚷难免有祸事。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只把穷得丁丁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
不认真，不敬业，悠悠忽忽，吊儿郎当地“混”，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特征。它在人性上形成的畸形心理，令人流泪满面。盖不认真不敬业的结果，必然产生强大的文字魔术诈欺。嗟夫，“真”在历史文件中没有地位，中国的历史文件就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也不得不走错方向。在这种走错了方向的脚步声中，中国同胞遂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去追求“美”，追求“善”。独对“真”提都不提，一提“真”就摇头，要想他不摇头也可以，那就得打马虎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致认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杀或曲解真实的事实，可
以把白的染成黑的，把黑的漂成白的，把二加二证明等于八，把月亮证明四四方方。玩文字魔术的知识分子，十分有把握地认为：天下小民全是狗屎，而大批酱缸蛆也偏偏心甘情愿地──而且用一种潘金莲喝尿的精神，来坚信自己并没有受骗。怪不得苏西坡先生叹曰：“尿入骨髓，化作酱缸泪。”该泪流到今天，都没流完。

天蓝星

祖先崇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可是再优秀的细胞都可能堕落成致命的癌，灵性有时候也难免堕落成僵尸。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楼梯，成了对僵尸的迷恋。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孙观汉先生曾在《菜园里的心痕》中对此生出很大的困惑，盖外国人遇事都是进一步想的，中国人遇事却退一步想。呜呼，“退一步”，这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其实，“退一步”只不过是果实而已，在孔丘
先生当时，这种思想已经十分浓厚，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时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后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僵尸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尧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上，以便当权派有个最高榜样。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也被酱缸蛆曲解。于是，“古”也者，就成了黄水直流的香港脚，无论干啥，如果不捏捏该脚，就不算搔到痒处。必须捏得龇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哟，才是真本领，才算舒服得没啥可说。死祖先进而化成活僵尸，不但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成了万能的百事通，而且还忠勇俱备、品学并臻。道德高涨时，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听哪个酱缸蛆说过，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为万世法者也）。

　　对僵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凡是现代的东西，古时候都有，原子弹有，辐射线有，飞机大炮有，汽车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杀尔有，拉稀屎有，人造卫星有，公鸡下蛋有，脱裤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有”的典故。既然啥都有啦，潜移默化，中华民族遂成了一个肤浅和虚骄的民族，盖你那些玩意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有啥了不起？自己搬块大石头挡住自己的去路，只好在自己的太虚幻境里，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

　　──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是一种“意淫”，说这话还是“直八哲学”，如果说老实话，对僵尸的迷恋简直是一种***手淫，更要斫丧元气。

　　第二个现象比第一个现象还要使人怒发冲冠，那就是：“古时候啥都好。”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准。这种畸形观念，大概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就很严重，惹得皇帝老爷嬴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报告，于是陡起杀机。呜呼，柏杨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赞成焚书坑儒，而只是说“古时候啥都好”的毛病也是“古已有之”，并不是最近才抬头的新兴势力。两千年来，不要说是一种思想，像硝镪水一样侵蚀着灵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马拉雅山滴出窟窿。

　　所谓“好”，似乎不是指东西好，大概再伟大的酱缸蛆，都不好意思说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机关枪好，骑牛骑驴比开汽车坐飞机好。所以，古时候啥都好者，可能限于四个节目（但这四个节目却是大节目，已够中国人奄奄一息），该四个节目者，曰“人好”、“事好”、“书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绍，大家的口头禅就是“人心不古”，这口头禅真是口头禅，只要有人稍微碰他一下，这口头禅就会像吃了屁豆似地立刻放之。既没有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心脏。盖他阁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顶了尖，不但不会坑他骗他，甚至当他坑了古人骗了古人的时候，古人还要温柔敦厚地向他献旗感恩。古时候的好人说起来车载斗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连孔丘先生都服帖的，莫过于唐尧帝伊祁放勋先生，他连国家元首都不干，而把宝座像烫山芋似的抛给姚重华先生。姚重华先生也是好人大学堂毕业的，在干了四十八年帝王后，又把那玩意抛给姒文命先生。然而他们还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许由先生，一听说有人教他当皇帝，就好像谁向他念了三字经“干你娘”，赶忙跑到亚马逊河，把耳朵洗了个干净。

　　权力是有毒的，当权派当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时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爷差不多，一个部落的酋长，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来一点规范，开始有点舒服，于是姒文命先生进了棺材后，他的儿子姒启先生就硬是不肯放。这未免使酱缸蛆脸上没有光彩，只好用文字诈欺战术，硬说小民非跟着他走不可。姬发先生父子起兵叛变，把殷纣帝子受辛先生活活烧死，如果依照酱缸蛆的原则和逻辑，这种行为实在该入十八层地狱吃阎王老爷的屎，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们父子尊脸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诈欺战术。孟轲先生就很文艺化地说他阁下向东征时，西边的小民就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向南征时，北边的小民也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听起来真是悦耳，盖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性让他妙到台风眼里吧。
　古时候的“人”既然都“好”，则古时候的人干出的“事”，像法令规章之类，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话，碰都不能碰。如果胆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像一枪扎到酱缸蛆的屁眼里，听他号声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顿，恐怕早亡了国──早亡给西夏帝国，还轮到金帝国动刀动枪？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强的话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对酱缸蛆真是个致命的一扎，所以酱缸蛆屁眼红肿之余，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点可供读者老爷参考的，凡是抨击王安
石先生最烈，或对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他准是条大号酱缸蛆）。他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实在是酱缸蛆太多，难以抵挡。

　　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对任何改革，用五齿耙当头一筑，就能把人筑出脑门痈。呜呼，现在学堂里，都是学生坐着听，教习站着讲，盖学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个小时，真能站成香港脚。而古时候私垫，却硬是教习坐着讲，学生站着听。这是我们这个自吹为礼义之邦的规矩，可是这规矩到了宫廷那种兽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变了花样。却是皇帝学生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听，大臣教习呆愣愣一个人站着讲。宋王朝时，韩维先生曾建议教习也应该坐，这请求并不过分，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刘邠先生马上反对。后来程颐先生也建议教习该坐上一坐（他阁下虽然也是一个酱缸蛆，却为了自私，倒也明白了一阵），闹嚷嚷了一阵，屁股仍没着落。盖这玩意是祖传的家法，动不得也。

　　这只不过是屁例子，比屁还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国专制政体下最后一次变法百日维新，就是毁到这五齿耙上的，嗟夫。这个五齿耙乱筑中华民族，筑了两千年之久，筑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气的份，没有吸气的份。迄今为止，残余的酱缸蛆和喝尿分子，仍坚决地主张继续乱筑，有人偶尔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动摇国本。”呜呼，这种国本，如果再不动摇，中华民族的生存，恐怕就要动摇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当然有优秀的一面，介绍这一面的朋友太多，说的话写的书，更排山倒海，用不着我再插嘴，即令再插嘴，也不能增加优秀的重量。我们现在面对的，却是五千年从没有见过的巨变。一种崭新的西洋文明，像削铁如泥的利刃一样，横切面地拦腰砍过来。如果拒绝接受消化，只有断成两截，血枯而死。美国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和散布在各地印第安人的废墟，每一处都使我们胆战心惊。印第安人几乎全部住在保留地，所谓保留地，用不着睁眼乱瞧，仅只掐指一算，就可算出那里准是穷乡僻壤，一片荒凉。虽不能
说寸草不生，但保留地的农作物，往往难度一次荒年。最糟的是距城市太远，也就是距交通线有学堂的地方太远。其实太远也没啥，多走几步路就行。问题在于，印第安人压根儿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的西洋文明。

　　现在，他们还可以在保留地马马虎虎过日子，过的是两三百年前美国西部武打片上差不多的日子。可是，不知道酋长老爷想到没有，一旦有一天（这一天不是不可能来临），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十亿──别说十亿啦，十亿能吓死人，假如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三亿四亿吧，第一件事，你敢跟我打赌乎哉，恐怕就是把印第安同胞驱逐出保留地，赶到落矶山区，在那里，深雪没胫，无尽荒山，他们在草原上的古老求生技能，派不上用场，最后只好全体饿死。盖那些保留地的贫瘠不毛，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下，开水利、施肥料，都会变成良田。目前美国政府还不在乎，到那时候，可要非常在乎矣，美国政府绝不可能永远允许印第安人，糟蹋那些土地。这是远虑，而远虑基于近忧。前已言之，近忧是他们顽强地坚持他们那种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举个例子说吧，直到今天，他们都不尊重法律，也不相信法律，仍继续几千年来的勇敢内斗，部落与部落间经常仇深似海，不可开交。美国政府前去干预，酋长老爷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好吧，悉听尊便，只要不妨害白人安宁，你们即令把自己人杀了个净光，都没关系，白人乐于看到天然淘汰的成果。

　　──白人对归化为美国人的落后民族，一向采取“厌而远之”的态度。对印第安人如此，对中国人也是如此。就在华盛顿机场，曾上演一场镜头。吾友海伦女士貌美如花，性烈如火，丈夫老爷麦卡菲先生，台北文化界人士对他相当熟悉，不必细表。表的是某一天，海伦女士在等飞机，站得两条玉腿发酸，看见一个空位，就走过去坐下。不久一个中国人从厕所回来，发现座位没啦，一脸不高兴，跟她身旁另一位中国人用广东话骂起大街，措辞肮脏下流，写出来准吃风化官司，姑且找一句最文明的介绍，曰：“这女人的屁股怎么不丢在你大腿上呀，偏丢在我的位置上，骚到我身上来啦。”想不到海伦女士是言语奇才，啥话都懂，她正气愤中国同胞乱占座位，更气愤中国同胞难堪的粗野。于是，一跳而起，用广东话向他们回报，教他们注意自己的教养。两位广东老乡不但不对自己的失礼道歉（注意，中国人没有道歉的文化），反而回骂起来。候机楼霎时吵成一团，华洋黑白，一齐围上来观看奇景。白脸警察闻声赶来，在一旁歪着尊脖，仔细欣赏。麦卡菲先生听到娇妻大发神威，赶忙奔来救驾，白脸警察拦住他曰：“老哥，这是他们中国人内斗，咱们千万别管。”麦卡菲先生曰：“老爷容禀，我不管不行，因为吵架的是我太太。”这则小故事可看出白人对中国人（无论你是华裔、华人、华侨），就是如此这般，跟对印第安人一样，看成化外之民。

　　印第安人为啥排斥现代化的西洋文明，有人说他们始终怀恨白人的罪恶，有人说他们的民族天生僵固，没有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的细胞。这两种原因都有点怪，因怀恨而拒绝接受敌人的制胜法宝，可谓其蠢如猪。因天生缺少力求上进的细胞，可谓其情堪怜。但至少有一点致命伤是明显的，可能因为生理上的缘故，印地安同胞之酗酒，似乎比台湾山地同胞，还要凶猛百倍。富兰克林先生在他的自传上，曾喟然叹曰：“酒毁灭了印第安人，但没有酒，印第安人宁愿死。”柏杨先生没有资格作深入分析，只是说明，无论啥原因，结出的果实都是一样的。我老人家在芒特玛古堡，看到印第安废墟，和他们用野草编织的箩筐，六百年后今天的成品，跟六百年前昔日的成品，色彩图案，一点没有分别，不禁老泪纵横，似乎看到，阴风四起，黑云渐布，日暮途穷，苍茫朦胧，一幕即将来临的巨大悲剧，正在死寂的气氛下进行。可能千年，也可能只几百年，当他们被逐出保留地之日，也就是这个古老民族全族覆灭之时。连上帝都救不了他们，除非赐给他们吸收现代文化的灵性。而迄今为止，上帝仍没有赐给。反而，却像《圣经?约书亚记》上所说的，决心使他们：“没有一个留下，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

　　写到这里，读者老爷一定大吃一惊曰：老头，你三天没照梨花镜，就自以为三头六臂，当起预言家啦。我可不是要当预言家，而只是联想到中国同胞，不禁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中华与印第安两大民族，虽然有许多不相同之处，却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最相同的一点是，大家都有浓厚的崇古崇祖的情绪，这情绪是浪漫的，多彩多姿，使人动容。可是却因之使我们无法面对现实，对现代化深拒固闭，对有些已经毛病百出的传统文化，仍搂在怀里，沾沾自喜。类似乎这些相同之点，都是致命之点。

天蓝星

印第安朋友的传统文明，少得可悲，如果他们肯吸收现代化西洋文明，可以说易如反掌，盖房子里空空如也，只要新式沙发搬进来就功德圆满。中国人屋子里却塞满了长板凳、短板凳、高板凳、铁板凳、木板凳、带刺的板凳、滑不溜丢的板凳，如果不动心忍性，把它们扔到化粪池里，新式沙发就永远进不了大门。印第安人是个活榜样，这个可哀的红脸民族，跟西藏冈底斯山的牦牛群一样，低着头，朦胧着眼，蹒蹒跚跚，有意无意，身不由己地，一步一步，走向绝种的死亡之谷。听到他们蹒跚的脚步声，和世代的辛劳喘气，心都裂成碎片
。有人说，你别杞人忧天，中国人多呀。咦，在可怕的核武器和强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人多可没有用。印加帝国的人口可多，如今都到哪里去啦。有人说，中国人聪明呀，聪明确实聪明，但把聪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品质，动不动就翻天印和窝里斗，聪明反而会被聪明所误。似乎只有自惭形秽、痛改前非的觉醒，才能躲过印第安朋友所遭的大难。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托，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体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两情相悦，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联合年会上，也提出讨论，与会的若干英勇好战型的朋友，在学院派魔术名词的云雾中，要求把现代课堂，恢复成为古代刑堂。而身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柏杨
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在“台湾省议会”中，现身说法，说他小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获益良多。“国立阳明医学院”教习刘家煜先生，还要建议教育部，认为教习对学生，可以作适当的干活。

　　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教育局何须硬性规定。”文中有一段流芳千古的话，她报道曰：“据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学率高）。他的大名全校响丁当（柏老曰：他如果在讲台摆上钢铡，大名丁当地恐怕能响到伦敦），学生都期望让他教（柏老曰：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柏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奶，还可能有此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足见实施体罚与否，并不重要（柏老曰：在该响丁当的教习看，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

　　这段文章是酱缸文化的特有产品，远在一○六八年宋王朝，这种产品就已经上市。当时皇帝小子上课听教习讲书，是坐着的，教习却像跟班的一样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习王安石先生尊师重道，建议应该也赐给教习一个座位。消息传出，酱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酱缸蛆人物吕诲先生，好像谁踩了他尾巴似地嚎叫起来，提出杀气腾腾的弹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份。”

　　呜呼，古之时也，有些教习以站着伺候为荣。今之时也，有些学生以“排队打手心”为荣。记得一九一○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一个遗老爬到县衙门前，露出雪白可敬的屁股，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顿板子，然后如释重负曰：“痛快痛快，久未尝到这种滋味矣。”这比打手心的涵义，就又进一层。

　　百思难解的是，奴性在中国何以不能断根？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几项传统：其中给女人缠小足、阉割男人和体罚，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严禁体罚，是它所作的少数正确决定之一。想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竟面临挑战。问题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脑髓的人，才会身怀绝技，把羞愤硬当作荣耀。有英勇好战型的人不足奇；有吕诲这样的人，有甘于“排队打手心”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危机。如果这种羞辱竟能变成荣耀，则世界上根本没有荣耀矣。被羞辱而又其乐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马虎眼，包藏祸心，再不然，准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

　　主张体罚的朋友，强调只要有爱心就行。呜呼，爱心，爱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着爱心的美丽画皮。父母为女儿缠小脚，为了她将来好嫁人，是爱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为了“刑期无刑”，也是爱心。试问一声，教习对学生，一板子是爱心？十板子一百板子还是不是爱心？报上说，教习把学生三个耳光打出脑震荡，他同样也坚持他是出于爱心。分际如何划分？内涵又如何衡量？爱的教育中绝对没有“修理学”镜头。至于“适当”，啥叫适当？谁定标准？又用什么鉴定？“只要不造成伤害”，事实上，任何体罚都造成伤害。好比说，只要不造成伤害，就可把手伸入火炉里，这话比轮胎漏气的声音还没有意义。任何人在开揍时，都先要肌肉扭曲，目眦俱裂。而这种邪恶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还没有动手，就已造成伤害矣。再加上所展示的绝对权威的感情蹂躏，像教孩子自动伸手待打，那根本没有爱，只有恨──双方面互恨，因为那是一种人格上的凌辱。

　　一旦学生对“排队打手心”都不在乎，羞耻心便荡然无存，体罚也失去被认为“好”的一面的意义。考试有标准答案，不合规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镇压，孩子们的自尊、灵性和最可贵的想像力，恐怕全部斫丧。至于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习，因为教育部严禁体罚，就“心灰意冷，不管教学生”。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学生打得鬼哭神号的手段，就束手无策，怠工弃守，教育部应请他们卷铺盖走路，介绍去赌场当保镖。

　　柏杨先生没有力量反对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八十。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学生老爷，提个秘密建议，如果打到你头上，你虽不能起而抗暴，但你应该跟柏杨先生对侯仰民先生一样，记恨在心，来一个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战分子的教习，可能发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后见。”对这种地头蛇，你就更应该永远不忘，给他来一个真的十年后见。
然而，这并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这次调查结果，愿打的跟愿挨的，所占比例竟如此之高，使人沮丧。夫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性的尊严和荣誉，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于摧毁人性的尊严和荣誉，可说是教育界二十世纪十大丑闻之一，说明酱缸的深而且浓，也说明我们教育畸形发展，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想越毛骨悚然，嗟夫！

天蓝星

抗战之前，柏杨先生曾在报上看到过一位记者老爷的西北访问记。该记者大概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长大，一旦到了甘肃河西走廊，对女人的小脚大为惊奇。该报道原文已记不得啦，只记得大意是，他访问了一位小脚老太婆，该老太婆谈起当初缠脚的英勇战斗时，正色曰：“俺那村上，有女孩子缠脚缠死的，也有女孩子缠了一半不肯缠的。”该记者形容曰：“当她说这些时，故意把她的小脚伸出炕头，似乎是炫耀那些死亡的成绩。”这段评语一直印在脑海。嗟夫，酱缸蛆炫耀传统文化，跟这位老太婆炫耀她的残废小脚，你说说看，有啥区别
？

　　老太婆炫耀小脚是一种至死不悟，酱缸蛆炫耀酱缸则是一种至死不悟兼虚骄之气。孙观汉先生上周写了几个字在一份他剪寄的《真实杂志》单页上曰：“中国人在‘倒运’时期，心理上尚有这么多自夸自傲，我真怕‘走运’时期来临！”孙先生显然对未来感到隐忧，不过，“欲知来世果，且看今世因”！今世充满了自满自傲，绝不会有一天成为真正的大国，敬请放一百二十五个心可也。但孙先生的隐忧却发人深省，嗟夫，中国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真应该父母兄弟，抱头痛哭，把过去的一切都搬出来检讨。然后，吸鸦片的戒掉鸦片，吸海洛因的戒掉海洛因，推牌九的戒掉牌九，偷东西的戒掉偷东西，包妓女的立即把妓女遣散，病入膏肓的立即送进医院，害花柳病的立即打六○六，断手断脚的立即装上义肢。然后，一齐下田，耕地的耕地，播种的播种，挑土的挑土，浇水的浇水，这个家才能够兴旺。如果大家只会张着大嘴瞎嚷，而嚷的只是我们从前是多么好呀，恐怕只能限于过去好，现在可好不了，将来更好不了。
其他地方所没有，惟独台湾特有的，就是“臭鞋大阵”。不管去谁家，都要攻破臭鞋大阵，才能登堂入室。上得楼梯之后，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每家门口，都堆满了臭鞋。我说臭鞋，只是观感上的，既不能一一拿起来放到鼻子上，当然不敢一竿子打落一船鞋，说每一只都臭而不可闻也。但如果说它奇香，也应该查无佐证。

　　每家门口都堆臭鞋，实在是二十世纪十大奇观之一，有新鞋焉，有旧鞋焉，有男鞋焉，
有女鞋焉，有大人的鞋焉，有儿童的鞋焉，有高跟的鞋焉，有低跟的鞋焉，有不高不低跟的鞋焉，有前面漏孔的鞋焉，有后面漏孔的鞋焉，有左右漏孔的鞋焉，有像被老鼠咬过到处漏孔的鞋焉，有类似柏杨先生穿的一百元一双的贱鞋焉，有类似“台湾省议员”陈义秋先生穿的四千九百元一双的阔鞋焉（陈义秋先生还有价值四百五十元的阔头，那属另一可敬范围，心里有数，不必细表）。群鞋毕集，蔚为奇观。

　　这些臭鞋所布下的臭鞋大阵，跟契丹帝国萧天佐先生在三关口布下的天门大阵一样，暗伏奇门遁甲，诡秘莫测。于是有的鞋仰面朝天，有的鞋匍匐在地，有的鞋花开并蒂，有的鞋各奔东西，有的鞋张眉怒目，有的鞋委屈万状，有的鞋鞋相迭，有的则把守在楼梯之口，形成现代化的绊马桩。主人之出也，先伸出脚丫，像吾友穆桂英女士的降魔杖一样，在臭鞋大阵中左翻右踢，前挑后钩，直到头汗与脚汗齐下，才算找到对象。客人之入也，比较简单，但如果遇到像柏老这类朋友，袜子上经常有几个伟大的洞的，就得有相当勇气，才能开脱。而有些朋友则鞋上是有带子的，你就得耐心的观光他们撅起的屁股，如果属于千娇百媚，当然百看不厌，如果是属于老汉或讨债精之类，就无法不倒尽胃口，尤其有幸或不幸的人，客人如果太多，一连串把屁股撅起，就更显示臭鞋大阵的威力。

　　然而，臭鞋大阵的最大威力，还不在使人伸脚丫或撅屁股。伸伸脚丫，撅撅屁股，等于活动活动筋骨，也是有益于健康之举。问题是从臭鞋中所宣传出来的那股异味，实在是一种灾难。从前南方蛮荒地带，有一种瘴气，谁都弄不清瘴气是啥，有人说是毒蛇猛兽口中吐出来的，有人说是妖魔鬼怪布下的天罗地网。我想那分明是一种空气污染，人们冒冒失失闯了进去，轻则头昏脑涨，重则一命归阴。而中国公寓中家家户户的臭鞋大阵，使得整个楼梯，从根到梢，无处不熏人欲呕，可称之为公寓式的瘴气，一个人如果从二楼走上十楼，他至少要冲过十八个臭鞋大阵。而每一个大阵的臭味都是具有辐射性的，透过气喘如牛的尊鼻，侵入咽喉和肺部，积少成多，累瘴成癌，恐怕现在砍杀尔大量增加，医院门庭若市的场面，即与此有关。

　　得砍杀尔也不严重，顶多死翘翘。严重的是为啥外国都没有这种景致，而中国独有？沿梯而上，一堆臭鞋连一堆臭鞋，即令不得砍杀尔，也会得鼻腔癌。纵是现代化大厦，走出漂亮的电梯，首先入目的就是一堆臭鞋，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室内装潢得跟凡尔赛宫一样，金碧辉煌，却狠心在门外堆起一堆臭鞋。这似乎包含着一个严肃的课题──绝对的自私兼绝对的自卑。自私的是，把自己都不能忍受的东西，推到大门之外，教别人去忍受。把自己看了就心乱如麻的玩意，推到大门之外，教别人去心乱如麻。把自己嗅了就会中毒的奇异怪味，推到大门之外，教别人去中毒。

　　———一切一切，只想到自己，没想到别人；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没想到别人的利益；只要自己家里一尘不染，不管公众场所如何脏乱；只要自己舒服，别人就是栽倒到他的臭鞋大阵之中，气绝身亡，他也毫不动心。

　　自卑的是，对解决不了的事情，“眼不见，心不烦”，乃“锯箭杆学”的传统干法，只要俺家像个神仙洞府就好啦。从前之人，还扫一扫门前雪，现在不但连门前雪不扫，还把自己家里的雪堆到那里。古诗不云乎：“双手推出门外月，吩咐梅花自主张。”现在则是：“一脚踢出臭鞋阵，推给别人胃溃疡。”六十年前的事啦，那时柏杨先生年纪方轻，有一次去探望一位朋友，他慷慨大方，举世无匹，当下就买了四两排骨请客，预备教柏老过过馋瘾，他太太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不小心，把那块伟大的排骨掉到茅坑里。该朋友不动声色，用竹竿好不容易把它捞了出来，洗了一下，照样下锅。一直等到酒醉饭饱，他才宣布真相，那时的柏老已经十分聪明，念过洋学堂的卫生之学，立刻就要往外呕吐，他跳起来掐住我老人家的脖子吼曰：“咽下去，咽下去，眼不见为净，这都不懂，还上洋学堂哩。”

　　那一次我可真是咽下去，一则舍不得吐，一则被他掐得奇紧，吐不出也。这事早已忘光，最近碰见大批的现代化的臭鞋大阵，家家户户，都在眼不见为净，才觉得胃肠有点不舒服。

天蓝星

在中国，只拼命想到自己，视别人如无物的现象，多如驴毛。对方如果竟然胆敢证明他也存在，而且有独立的人格，麻烦可就大啦，小者吵嘴，大者打架，再大则一顶帽子罩下来，不是说你小题大做，就是说你惹是生非，不是说你不知道安分守己，就是说你不知道温柔敦厚，乱发牢骚乱骂人。而乱发牢骚乱骂人者，一一都在卷宗里，后果堪哀。

　　柏杨先生安居汽车间中，将近十月，头顶之上，都是富贵之家，而就在二楼阳台的栏杆
外边，屋主支起铁架，在上面放了一排盆景。盆景赏心悦目，当然妙不可言。但该屋主每天都要浇水两次，而且每次都浇得淋漓尽致。有一次，酷日当空，柏老在门前买了一碗豆花，蹲在那里正吃得起劲，忽然大雨倾盆，倾了我一头一脸，刚吃了半碗的豆花，也荡荡乎变成满碗，心里诧曰：“这是何方神圣，赐下这种宋江式的及时之雨。”抬头一看，原来能源出在浇花上，而屋主老爷已经龟缩在案，不见踪影。我本来要大声开骂的，怕骂了要挨揍，就没有骂。又想上楼找该家伙理论，心里一想，我这个三无牌恐怕不是对手，只好作罢。于是不久我就练就一种三级跳的奇功，只要他阁下手提喷壶，抛头露面，我就一跃而入，或一跃而出，身上滴水不沾。

　　这种栏杆上列盆景的奇观，在公寓式的楼房之上，几乎触目皆是，有些更前后夹攻，在屋屁股的阳台上也罗列一排，则下面晒的衣服就要遭殃。而且日久天长，铁架生锈，忽然有一天塌啦，下面的朋友岂不要脑袋开花。即令不塌，铁架孔洞奇大，万一掉下一片碎瓦或一块石头，尊头同样受不了。实在想不通，住在上面的家伙，为啥不为下面的人想一想。

　　和这同属奇观的是悬挂高楼的一些冷气机。呜呼，巍巍大厦，七层焉，八层焉，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层焉，高矗天际，美仑美奂，俨然小型皇宫，却每个窗口都突出一个黑漆漆的小棺材。既大小不同，也式样不一，每个小棺材又都有一根输尿管，晃晃当当，迎风招展。好像一个雍容华贵的贵妇人生了一身脓疮，把全部美感都破坏无遗。然而我们担心的倒不是美感，而是万一有一天小棺材的支架跟花架一样，由老而锈，由锈而断，忽地扑通，翻滚而下，砸到路人的尊头之上，据我了解，那效果可比倾盆大雨厉害。我们再一次地想不通，有钱的大爷，为啥不为路人想一想。

　　公寓的威胁不仅是后天的人造雨和小棺材，也有先天的胎里毒。柏杨先生为了谋生，每天要经过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两次之多，每逢驾临到一个名“国泰宝通大楼”的庞然大物，就怦然心动。心动不是想搬进去住，我可是从没有这种想法，犹如我从没有想搬进吾友伊丽莎白二世的白金汉宫去住一样。我之所以怦然心动，是它的窗子。盖别的大楼，窗子都是左右拉的，只有“国泰宝通大楼”的窗子，却是向前开的焉。

　　夫窗子向前开，空气的流通量，当然比窗子左右拉要大两倍，屋主老爷住在其中，可能因此多活三千年。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上面，向前开的现象是，每个窗户都跟衙门一样──作八字形，金属的窗轴是惟一的支柱，这支柱再粗也粗不过放盆景或冷气机的铁架。即令是钢的吧，钢也有腐烂之日。好吧，俺的窗轴是钻石做的，那就算钻石做的。可是窗架窗框总不能也是钻石做的吧，窗轴如不先坏，窗架窗框也会先坏。一旦坏啦，恐怕倒霉的仍是行路的朋友。如果它不垂直而下，来个天女散花，散到马路之上，坐汽车的朋友，也难逃此劫。

　　最主要的是，风力的强度，随着高度而比例增加。比例的数字，柏杨先生一时想不起来（这非关记忆不好，如果你阁下欠我银子，看我记得清楚），只仿佛记得，纽约的帝国大厦，如果地面是一级风，屋顶就是八级风，而八级风足可以把一个人像稻草一样卷起来抛到半空，以致游客们不得不像幼儿园一样，“大家小手牵小手”，或战战兢兢，紧抓栏杆，胆小鬼还得用一条绳索绑住纤腰。

　　台北“国泰宝通大楼”固然没有纽约帝国大厦那么高，但风力的递增定律，却是天下一样。该大楼现在是新盖的，还没有跟台风老爷碰过面。而且即令撑过一次两次，柏老也不相信那细细的窗轴能长期抵抗日夜不停的高空的强风，万一表演炸弹开花，别人的态度如何，我不知道；我自问可是誓不敢当。于是又想不通，当初设计的工程师老爷，为啥不为窗外人想一想。

　　写到这里，敝孙女拿了一张表格，教我老人家填写。表是啥表，不必说啦，反正是临表泣涕，不知所云。尤其使人泪落如雨的是，表上留给填表人应填项目的位置，空白奇小。像“住址”栏的“省”、“县”、“市”、“路”、“街”、“巷”，上面的空格，小得简直是在主办视力测验。有些空格倒是比较大方，留的位置较大，但也只能大到眼睛可以看见的地步，想把要填的字挤进去，恐怕得使用世界上最尖的笔，外加上一副世界上最精细的显微镜。“阅读书籍”栏，奇窄而且奇短，填三本两个字书名的书，都得冒汗，一个人一生如果读过三十本书，仅填表就能填出近视眼。更想不通，制表人为啥不为填表人想一想。

　　这些都是小事，但从这些小事，可看出心理上的症结。浇花水倾到你身上，冷气机掉到你头上，窗子把你砸得稀烂，填表填不进，那都是你的事，原主钱大力猛，就是这么干啦。不出事时，谁嚷嚷都没用，嚷的嗓门稍大，则招灾进祸。一旦出了事，血肉横飞，官盖云集，开会如仪，号叫着要追查责任，结果查来查去，除了死人有责任外，谁都没责任。呜呼，这症结跟家家户户门口的臭鞋大阵一样，是一目了然的，过度的自私和自卑，使头脑不清兼老眼昏花。
记得若干年前，有人曾对民族舞蹈演员面无笑容感到诧异，主持人答曰：“那一幕是‘宫女怨’，宫女当然愁眉苦脸。”但后来演至《喜相逢》、《万寿无疆》，仍愁眉苦脸如故，不知主持人如何说词。过去我曾想到，可能黄种人天生地不会笑和不喜欢笑。可是到了日本一瞧，他们那些黄种人不但会笑，也喜欢笑，除了车掌小姐会笑外，连开那单调如棺材的电梯小姐也会笑，乃大吃一惊。于是再追究中国人所以笑脸甚少的原因，可能是百年来战乱频仍，哭的时候多，依生物学“用进废退”的定律，再加上整天无米少盐，以致想笑都笑不
出。

　　中国人的缺少笑容，对观光事业是一种威胁。但最大的威胁仍在中国人对陌生人的态度上，柏杨先生为谋生走遍各省，发觉除了北平一个地方外，几乎无一处不“欺生”。

　　人类是一种会笑的动物，但中国的女护士和女车掌例外。关于这一点，大家呐喊了十余年，大概公共汽车管理处和台大医院（台北医院也很精彩）当局忙于搞红包，无暇改进之故，所以一硬到底，迄今不变。看情形，除非把钞票摔到她们脸上，便是老天爷都无法教她们龇龇牙。

　　另外，女店员的面孔，似乎也应纳入改进之列。当你进店之时，活像一头猫撞进了老鼠窝，小眼睛全充满了敌意地望着你，如你索物，则先打量你的衣服，然后告曰：“贵得很。”你问：“还有好的乎？”曰：“更贵。”我有一个朋友，在外语学堂读书时，便曾在台北中山堂前一家委托行，因购一件价值五百元的毛衣而大吃其瘪，该老板伸颈细瞧其领牌，不屑曰：“你外语学堂毕业，当个翻译官，一个月也不过五六百元，还是省点吧。”不过结果大出老板意料，吾友竟然有钱买了一件。然而最痛苦的是，当顾客看了两件不买辞出之时，上至老板，下至店员，无不怒目而视，口中念念有词，一种像被鸡奸了似的嘴脸，全露了出来。于是，有人曰：没有关系，他们见了洋大人，笑容自出。须知观光事业发达后，洋大人如过江之鲫，将逐渐不再稀罕，且洋大人也有寒有穷，久而久之，劣根性复发，难免终有一天，华洋一视同仁。

　　坐计程汽车没有小账，应是中国惟一值得大吹之事，但仅此一项，难广招徕。不二价运动应设法展开，凡是在台北中华路买过东西的人，恐怕都有同感，真正地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上当不上当全凭运气。柏杨先生从前曾发明一定律曰：“还他一个你根本不想买的价，包不吃亏。”结果不然，前日往购一皮箱，要价三百，我以为它只值一百五十元，但嫌其式样不好，乃大声曰：“七十元。”料想他宁去自杀，也不会卖，想不到他大叫曰：“好啦，拿去。”呜呼，如何使中国人以善意和诚恳对待陌生人，不仅是观光之道，亦是做人之道。

　　中国人好像是一种不会笑的动物，圣人曰：“君子不重则不威。”每个人似乎都要“重”要“威”。人生篱笆就像西柏林围墙一样，活生生筑了起来。笑固然和“重”、“威”并不排斥，但天长日久的冷漠，却是可以把笑排斥掉了的。呜呼，中国人不但对别人从不关心，似乎还对别人充满了忌猜和仇恨。前天报上有则消息，台北峨嵋餐厅一个伙计病故，老板不给钱，家族们就把棺材抬到餐厅抗议。食客同胞一瞧，大喊倒霉，一哄而散，有的趁此良机也就没付账。嗟夫，抬棺材对不对是一个问题，我们只是感慨，那位死人对活人的意义，难道只是“倒霉”？难道没有一点哀伤之情？
一个人的教养和全民的品质，在人际关系第一层面的接触上，完全显现出来。贵阁下还记得《镜花缘》乎，唐敖先生到了“君子国”，对礼义之邦的定义是：“圣圣相传”、“礼乐教化”、“八荒景仰”。其实他阁下不过见了商店买东西时童叟无欺一件事，就五体投地。而在美利坚，童叟无欺早已稀松平常，不仅仅价钱不欺，服务态度更使人叹为观止。柏杨夫人在拉斯维加斯一家小店，看上了一件小褂，言明十二美元成交，货银两讫，正要包装，发现右腋下有块米粒大，仿佛可以看得见的黑斑，老妻曰：“哎呀，这是啥？”店员老奶拿
起来，映着日光细瞧，歉然曰：“确实是一个汗渍，用水洗可能洗掉，但也可能洗不掉。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去问问老板，看是不是可以减一点价。”接着冬冬冬冬跑上二楼，再冬冬冬冬跑下，说可以便宜两块美元。

　　这件事对我来说，无疑当头一棒，盖被店员虐待，已成习惯，一旦春风化雨，真忍不住上去抱住那老奶亲个嘴。如果换了台北，或换了香港，一场警匪枪战的节目，铁定地盛大推出。死婆娘竟然有胆量吹毛求疵，店员必然横眉怒目，迎头痛击：“怎么，你说啥，黑斑？笑话，我怎么看不见？就是有黑斑，在胳肢窝底下，有啥关系，你是举起胳膊走路的呀？要挑眼早挑眼，买主还有老实的，现在发票都开好啦，你想退货？减价？莫名其妙，以后买东西时先背地里数数自己的家当，银子不够时少充阔佬！怎么，你不服气呀，我们是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礼义之邦，向来宾至如归的，你不敢不如归呀！撅嘴嘟囔，好像谁欺负你似的，我们这么大的公司，还在乎你那点碎银子？你们这些文化根基太浅的外国土包子，我也懒得去报官。反正一句话：买不起，算啦，拿来。”

　　拉斯维加斯是纯观光的赌城，百分之九十都是旅客，而这些旅客又百分之九十九一生中只来一次两次，坑这些人绝无后患。但他们却仍跟其他地方商店一样，亲亲切切，正正派派。

天蓝星

中国人初到美国最大的困扰，是美国人的礼貌多端。马路上随随便便擦肩而过，似乎好像碰那么一下，也似乎好像没有碰那么一下，对方总要致歉曰：“对不起。”如果真的短兵相接，肌肤相亲，那声“对不起”就更如同哀鸣。即令你低头猛走，撞个震天响亮，也会引起一迭连声的向你“对不起”。这个动辄“对不起”场面，实在难以招架。在我们中国，却是另一种镜头，两人一旦石板上摔乌龟，硬碰了硬，那反应可是疾如闪电，目眦尽裂，你瞧他表演跳高吧，第一句准是：“你瞎了眼啦。”对手立刻还击，也跳高曰：“哎呀，我也不
是故意的，你还不是也碰了我，我都不吭声，你叫啥叫？”前者拉嗓门曰：“碰了人还这么凶，你受过教育没有？”对手也拉嗓门曰：“碰了你也不犯杀头罪，你想怎样，教我给你下跪呀，哼，你说我碰了你，这可怪啦，我怎么不碰别人，是你先往上碰的，想栽赃呀？”事情进化到如此地步，软弱一点的，边走边骂，边骂边走，也就是鸣金收兵。刚强一点的，一拳下去，杀声大作，马上就招来一大堆看热闹的群众，好不叫座。

　　请读者老爷注意，从第一碰到作鸟兽散，我们听不到一声“对不起”。博大精深的“死不认错学”，在这件街头小景上，充分发扬光大。所以柏杨先生认为中国同胞已丧失了说“对不起”的能力，每个中国人都像一个火焰喷射器，只有据“力”力争的勇气。

　　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是承认别人跟自己同样的存在，同样的应受到尊重，所以总是小心翼翼表达这种尊重。踩了你的尊脚固然“对不起”，实际并未踩到只不过几乎踩到也“对不起”，咳嗽一声固然“对不起”，打个其声如蚊的喷嚏也“对不起”，正在谈话他要去撒尿固然“对不起”，厨房失火，他要去救火也“对不起”。旅客们最常见到的节目是，你正努力照相，有人不小心从中间穿过，他们也要“对不起”。然而绝大多数的洋大人，一见你举起照相机，都会像呆瓜一样，停下来站着傻笑，等你按下机关之后再走。照相朋友如果是中国同胞，麻木已惯，不会有啥反应。照相朋友如果是洋大人，他们不甘寂寞，总是要开上一腔。这时候不再是“对不起”啦，而是“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的威胁，跟“对不起”给我的威胁，同样沉重。世界上竟有人把唾沫浪费到这两句话上，实在难以了解。柏杨先生虽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到了美国，要想逃出这两句话的网罗，却比登天都难，你越踢腾，他越“谢谢你”。照相朋友照完相你再穿肠而过，他们固然“谢谢你”；就是去买东西，东西到手，他们也要向店员“谢谢你”（换在中国，不要说顾客啦，就是店员能说声“谢谢你”，天花板都会感动得塌下来）；银行提款，柜台老奶眼睁睁看你把白花花银子拿走，也会“谢谢你”（读者老爷不妨到中国银行打个转，便知端详）；到衙门办事，临走把证件交还你时，也要“谢谢你”（贵阁下到咱们中国各衙门试试，包管你立刻发思洋之幽情）；一旦开快车或不该转弯处硬转了弯，警察老爷交给你罚单，也要“谢谢你”（台北街头开罚单的结果，恐怕是一个板起晚娘脸，一个口吐三字经）。在洛杉矶时，吾友周光启先生带我去停车场开车，临出大门，缴出银子，取回单子，他也冒出一句“谢谢你”。我训勉曰：“老哥，礼多必诈，你不给钱，他放你一马呀，有啥可谢的？”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非谢谢不可的理由。可是第二次再去，他“谢谢你”如故，把我气得要死。

　　柏杨先生印象最深的“谢谢你”，是弹簧门奇案。我老人家经过弹簧门时，向来都是推之而过，然后撒手不管的。到美国后，当然一切如初。朋友屡诫曰：“老头，这里是番邦，你可别把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带过来，千万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再慢慢松回原处。”笑话，我来美国是游历的，不是给人管门的，我走过的弹簧门比你见过的都多，还用你上课乎哉。于是，有一次，我一撒手，门向后猛弹，屁股后一位白脸老爷发出一声大叫，朋友和我急得几乎跪下讨饶（本来我要脚底抹油，偏偏闻声赶来救驾的闲人太多，没有跑成）。幸好未碰出脑震荡，白脸老爷瞧我的长相打扮，以为准是新几内亚吃人部落的重要人物，没敢追究。事后朋友告曰：“你没吃过猪肉，也应看过猪走，请学学洋大人，那才是真正的爱国之道。”呜呼，原来洋大人经过之后，总要停步扶门，直等到后面客人鱼贯而入，或有人半途接棒，再缓缓放手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对这种规矩，我老人家不久就滚瓜烂熟，也因而不断听到后进的洋老爷洋老奶一连串的“谢谢你”，好不得意。

　　──回到台北，我仍继续崇洋了一阵。不过，三天下来，就恢复原状，非我意志薄弱也，而是每次停步扶门恭候，屁股后跟进的黄脸朋友，嘴里都像塞了干屎橛，没有一个人说声“谢谢”。我就御手一松，管***碰活也好，碰死也好。呜呼，要想从中国人口中掏出一句“谢谢你”，恐怕非动用吾友猪八戒的五齿耙不可。

　　──事实上美国的“谢谢你”，跟“对不起”一样，已成为民主生活的一部分，连刚会讲话的小娃，妈妈给他擦屁股，都会说“谢谢你”，这使得它发展到泛滥之境。贵阁下看过强盗抢银行的镜头乎，彪形大汉掏出手枪，教柜台老奶把银子装了个够，然后脱帽曰：“谢谢你。”这才撤退。不过，柏老的意思是，宁可泛滥，也不要被干屎橛塞死。
要特别声明一点，“对不起”和“谢谢你”，都和笑容同时并发，于是，自然蔓延出来另一句话：“我是不是可以效劳？”我老人家这么一把年纪，从大陆到台湾，从山窝到都市，从三家村到洋学堂，从牙牙学语到声如巨雷，“对不起”、“谢谢你”虽少如凤毛麟角，倒偶尔还听到过，只有“我是不是可以效劳”这句话，可从没有听有谁出过口的。

　　平常日子，我们都是朋友开车接送，威风凛凛，趾高气扬。可是有一次却抓了瞎，我和
老妻从华盛顿中心区，坐地下铁到春田镇，春田镇是地下铁尽头，必须再坐一程出租车，才能到请我们吃饭的朋友尊府。偏偏美国的出租车比柏杨先生身上的银子还少，我们在车站东奔西跑，眼看天又渐晚，急得像两条丧家之犬。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看出我们出了毛病，前来询问，他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效劳？真是傻瓜，这还用问。他就放下他的小包袱，站在马路中央，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最后拦阻了一辆，大概司机老爷赶着回家晚餐，硬是不肯，他阁下俯在窗口说了半天，才招手唤我们过去。等我刚想清楚，想问他一声尊姓大名，他已扬长而去啦，若非他拔刀相助，看情形我们只好就在那里打地铺过夜。
美国人是一个喜欢帮助人的民族，“我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并不只是油腔滑调一句应酬，而是剑及履及的一种行动。除了纽约和一两个大码头地方外，只要你脸上稍露出困惑焦急的颜色，准有人上前问这一句话。你如果胸怀大志，答曰：“对呀，俺正需要帮忙，借给五千亿美元周转二十年，行不行？”结果当然不行。但假设你只不过迷了路，他阁下恐怕要忙上一阵，总要跟你说上一个仔细；不幸你的英文程度跟柏杨先生一样，任凭他说得天花乱坠，仍然不敢听懂，他可能拉着你东奔西跑，好像你是王孙公子，他是贩夫走卒。柏杨夫人
因为腰伤未愈，临行时带着一个特制的藤牌，作靠背之用。这藤牌在台湾用了半年之久，始终默默无闻，可是一到美国，它却立刻树大招风。无论走到那里，总有白脸老爷认为她阁下的尊腰随时都有从当中咔嚓一声，折成两截的可能。飞机上、火车上，更像龙袍加身，连站都不敢站，刚一欠屁股，就有人胁肩谄笑曰：“我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当然不可以，她要去茅坑屙屎，岂有别人可以代屙的。害得她老人家以后只好憋着，以免盛情难却。

　　中国人际之间的关系，向来不流行这一套，而且恰恰相反，对乐于助人的人，一律花枝招展地称之为“好事之徒”。胆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则现成的形容词，就像响尾蛇飞弹一样，尾追而至，咬定他“爱管闲事”，这种离经叛道之举，必然的“别有居心”。所以，换到台北街头，你就是蹲在那里上吐下泻，我敢跟你打一块钱的赌，恐怕是没人扶你一把。记得去年，柏杨先生跟一位美国朋友西格里曼先生在台北看电影，一位观众老爷忽然口吐白沫，从座位上栽倒在地，电影院来了两个人，把他架了出去，用不着多问，当然是送医院去啦。谁知道散场后一瞧，他阁下竟原模原样被扔到侧门通道的水泥地上，好像他不是“龙的传人”，而是从蚩尤部落捉来的俘虏，人潮虽然汹涌，却无人为之驻足。西格里曼先生大为吃惊，叹曰：“中国人跟纽约人差不多啦，这么冷漠无情。”

　　他阁下没说跟美国人同样冷漠无情，是他聪明之处，否则我这个爱国心切的中国老汉，可能认为他比喻不伦，语带讽刺，“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他之特别提出纽约，因纽约是“不忘本”人物的大本营，据说外国人占纽约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以致美国人一提起纽约，就誓不承认是他们的城市。

　　──然而，生为中国人，身在中国地，要想帮助别人，也不容易。柏杨先生在《猛撞酱缸集》中，就努力嚷嚷过，一个没有高贵情操的人，永不了解别人会有高贵情操，也永不相信别人会有高贵情操。“好事之徒”、“爱管闲事”、“别有居心”的毒箭，早就上了弦，只要对方有助人一念，乱弩立刻齐发，见血封喉。吾友杨希凤先生，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他阁下经常载我二老，前往闹市兜风）。一个雨天黄昏，载得一位落汤鸡女人，在车上不停发抖，牙齿咯咯猛响，杨希凤先生遂动了不忍其觳觫之心，正好他太太教他从洗衣店取回来毛衣毛裤，乃建议曰：“小姐，你可以把湿衣服脱下来，换上一换，等你到家再还我。”那女人一听要她脱光，立刻杏眼圆瞪，号曰：“色狼，你要我报警呀。”把他阁下气得马上就咒她害感冒兼三期肺炎。另一位朋友李瑞腾先生，乃中国文化大学教堂教习。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位女人（对不起，又是女人）阳伞把柄掉啦，眼看就要踩个稀烂，他赶忙拣起，巴巴地挤到后座，交还于她。感谢观世音菩萨，这次那女人比较有文化，没骂“色狼”，但也没有“谢谢”，只用死鱼般眼珠猛瞪，一语不发。李瑞腾先生只好大败，向我叹曰：“老头，你说，咱们中国人是怎么搞的？”呜呼，中国人似乎仍停留在林木丛生的山顶洞时代，身上穿着刺猬一样的甲冑，只露出冷漠猜忌的两只大眼，心神不宁地向四周虎视眈眈。

　　现在回头介绍柏杨夫人的藤牌，这藤牌功用可大啦，不但惹得洋大人处处“效劳”，甚至遇到排队，也总是让她排到前面。夫排队者，是人类文明外在的寒暑表，从一个国家的排队秩序，可以准确地判断它们的文明程度。我在美国只两个月，就想提议把“美利坚合众国”，改成“美利坚排队国”。盖美国排队，不但泛滥，而且已造成灾难，不得不惋惜那些黑白两道朋友，竟把那么多宝贵时间，浪费到排队上。上飞机排队，下飞机排队，检查行李排队，缴验护照排队，买邮票排队，寄封信排队，窗口买票排队，付钱取钱排队，等公车电车排队，上公车电车排队，去厕所排队。最使人不耐烦的，是无论大小饭铺，也要排队。

　　

天蓝星

然而，最可怕的还是，大小饭铺，也要排队，这就太超出我伟大的学问范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从没有听说饭铺也要排队的。柏老在旧金山第一次到饭铺吃饭，一走进去，就被老妻拉出。嗟夫，根本无队可排，当然大步进场，拉来拉去怎的？谁知道即令鬼也没有一个，也得站在那里，等待侍女像领尸一样领到座位之上。如果没人来领，就是当场饿死，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印象最坚强的是大峡谷之夜，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晚上仍开张的小馆，那小馆倒皇恩浩荡，特免排队，但客人们必须先到柜台登记尊姓大名，然后蹲在门口听候传唤。侍
女老奶一出现，大家把她当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圣母玛丽亚，张着祈求盼望的大眼，惶恐不迭地望着她。听她张金口，吐玉音，传唤某某先生可进去啦，某某先生和他全家大小，立刻欢声雷动，大喊大叫。咦，何必多这一道手续乎哉。台北就绝对不是这种景气，一群饿殍杀到饭铺，明明客人已满坑满谷，照样深入虎穴，拣一张看起来杯盘狼藉，快要吃完了的桌子，把它团团围住。桌上食客对这种阵势，早已司空见惯，任凭饿殍们怒目而视他们的尊嘴，他们的尊嘴仍细嚼慢咽，气不发喘，面不改色。最后，兴尽而退，饿殍们升级为座上客，另一批新饿殍又汹涌而至，再围在四周，恣意参观。非洲草原上胡狼歪着脖子看鳄鱼大嚼的镜头，重新上演，好不刺激。

　　最伤心的是，美国的很多中国饭铺，也逐渐染上这种恶习，放弃了我们传统的“看吃”文化。人人都说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我的意见有点相反，仅只排队，就能把人排得精神分裂。
然而，最可怕的还是，大小饭铺，也要排队，这就太超出我伟大的学问范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从没有听说饭铺也要排队的。柏老在旧金山第一次到饭铺吃饭，一走进去，就被老妻拉出。嗟夫，根本无队可排，当然大步进场，拉来拉去怎的？谁知道即令鬼也没有一个，也得站在那里，等待侍女像领尸一样领到座位之上。如果没人来领，就是当场饿死，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印象最坚强的是大峡谷之夜，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晚上仍开张的小馆，那小馆倒皇恩浩荡，特免排队，但客人们必须先到柜台登记尊姓大名，然后蹲在门口听候传唤。侍
女老奶一出现，大家把她当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圣母玛丽亚，张着祈求盼望的大眼，惶恐不迭地望着她。听她张金口，吐玉音，传唤某某先生可进去啦，某某先生和他全家大小，立刻欢声雷动，大喊大叫。咦，何必多这一道手续乎哉。台北就绝对不是这种景气，一群饿殍杀到饭铺，明明客人已满坑满谷，照样深入虎穴，拣一张看起来杯盘狼藉，快要吃完了的桌子，把它团团围住。桌上食客对这种阵势，早已司空见惯，任凭饿殍们怒目而视他们的尊嘴，他们的尊嘴仍细嚼慢咽，气不发喘，面不改色。最后，兴尽而退，饿殍们升级为座上客，另一批新饿殍又汹涌而至，再围在四周，恣意参观。非洲草原上胡狼歪着脖子看鳄鱼大嚼的镜头，重新上演，好不刺激。

　　最伤心的是，美国的很多中国饭铺，也逐渐染上这种恶习，放弃了我们传统的“看吃”文化。人人都说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我的意见有点相反，仅只排队，就能把人排得精神分裂。

天蓝星

仅看纸上作业，中国是礼义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却倒退到蛮荒。

　　我最大的心愿是：愿中国最早成为礼义之邦。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一位朋友吹胡子曰：“依你的意思，中国现在是冒牌的礼义之邦啦。”柏杨先生曰：“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格当冒牌的礼义之邦，而简直是原始的蛮荒之邦。”一言未了，我顺手把小板凳塞到他的屁股底下，他才算没有昏倒在地，只坐下来发喘。我想，发喘的
爱国之士，一定层出不穷，这就空口无凭，必须请贵阁下不要用情绪作直觉的判断，让我老人家先领你参观参观。

　　第一个节目请参观婚礼。

　　即令离婚次数最多的电影明星，也都会认为结婚是人生一件大事，否则既离之矣，何必再结之乎哉？盖在生命历程中，结婚乃一项跃进与突破，一男一女离开了所习惯的固有环境，跳到另一只船上，组成以彼此为中心的家，共同掌舵，驶入陌生而使人兴奋的海洋。这是多么重要的改变，所以，无论中国古老的传统仪式，或西洋移植进来的宗教仪式，都是庄严的，在庄严和欢乐中充满了这种改变的祝福。不要说古老的啦，纵在四十年代，乡间婚礼，一直都十分隆重，新郎要亲自去新娘家迎娶，或坐轿或坐车，回到新郎家后，一拜天地，感谢上苍的安排匹配，二拜高堂，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三拜──拜天地、拜父母、新郎新娘互拜之后，这时才正式成为夫妇。西洋的教堂，具有同等意义。在肃穆的音乐声中，新郎伫立圣坛之前，新娘挽着老爹或老哥的手臂，徐徐而出，也就在圣坛之前，父亲把女儿，哥哥把妹妹，交给新郎，再由牧师或神父，以上帝天主的名，宣布他们结为一体。

　　然而，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大概是清王朝灭亡后不久吧，中国人既嫌磕头太旧式，又嫌教堂太洋派，就发明了四不像，也就是迄今仍在奉行的“文明结婚”。婚礼遂不成婚礼，而成了闹剧。礼堂也不成礼堂，而成了叭蜡庙。贵阁下听过京戏乎：“叭蜡庙，好热闹，也有老来也有少，也有二八女多娇。”贺客很少祝福的心声，差不多都是前来逛庙会的。有些更东奔西跑，找朋觅友，眼目中根本没有婚礼，只有社交。盖大家虽然同住一个城市，却往往两年三年四五年，不见一面，只好把结婚礼堂，当作酒楼茶馆。于是，叽叽喳喳，人声沸腾，约典礼后打八圈麻将者有之，约改天再聚聚者有之，至于叙叙离情，打听打听消息，感慨感慨年华老去，骂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更属平常。证婚人在台上满腹经纶，声嘶力竭，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听得见，连他自己都听不见。而介绍人者，往往是旱地拔葱，临时拔出来的，固不知新娘姓啥，也不知他所担任工作的神圣性，偶尔还扮演一下打诨角色，把闹洞房的一套端出，当着家人亲属的面，满口下流黄话，猥亵的程度，使美国《花花公子》的编辑老爷听啦，都得向派出所报案。老丑小丑，碰碰挤挤，说它是菜市场，还算积德，乃是亲友蒙羞、上苍垂泪之场也。

　　第二个节目，请参观丧礼。

　　死亡比结婚，更是人生一件大事，一个人可能结很多次婚，却只能死一次亡，那是生命的终结，永远的终结。抛下他一生辛辛苦苦奋斗的成果和至爱的亲眷，撒手归西。殡仪馆是他旅途的最后一站，过此一站，便永远停留坟墓中央。丧礼的气氛，不仅庄严，更无限悲伤。古人“吊者大悦”，只是“悦”丧葬的仪式合礼，并不是高兴他死得好、死得妙。然而，现在流行的丧礼上，经常出现一种现象是，吊客一进门，先到灵前鞠躬致祭，家属在灵旁跪地叩头，悲痛时还有哭声，尤其是母老子幼的孤儿寡妇，哭声更断人肠。可是，该吊客一扭身，家属哭声还没有停止，他就一个箭步，跳到另一个吊客跟前，大喜曰：“哎呀，柏老，好久不见啦，看你面团团若富家翁，把老朋友都忘啦。”柏杨先生也大喜曰：“我正在找你哩，总是被***一些红白帖子缠昏了头，走，咱们找地方摆摆龙门阵。”走到门口，迎面又来一物，两个冷血动物立刻撅屁股曰：“部长大人呀，你老人家安好。”部长大人则点头含笑，握手而进，两个冷血动物顾不得走啦，正在尾追赔笑，其他吊客已一哄而上，礼堂也就变成了社交俱乐部。其实，即令没有此一物驾临，丧礼也是婚礼的翻版，吊客们很少怀着悲伤悼念的心情，差不多也都是前来逛庙会的。于是，结婚礼堂的镜头，在殡仪馆中，回放一遍：叽叽喳喳，人声沸腾，约典礼后打八圈麻将者有之，约改天再聚聚者有之，至于叙叙离情，打听打听消息，感慨感慨年华老去，骂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更属平常。孤儿寡妇在灵旁顿首痛哭，声嘶力竭，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听得见，连他们自己都听不见。事实上，殡仪馆既成了社交场所，自然呼朋引类。而呼朋引类，自然他乡遇故知，自然笑容可掬。洋大人尝抨击中国人麻木冷酷，老羞成怒之余，也只好发喘。呜呼，殡仪馆之地，孤儿寡妇伤心之地，上苍痛心之地也。

　　第三个节目，请参观餐馆。

　　餐馆是中国礼仪最茂盛之处，也可以说，所有礼义的精华，全部集中在餐馆的“二战之役”。第一战是“避位之战”，有资格坐首席的家伙──他就是主客，大都属于位尊多金之辈。好像首席上埋伏一条毒蛇，该家伙发誓不肯上坐，于是其他各色人等，包括主人在内，群起而推之，群起而拖之，群起而高声吆喝之。该家伙口吐白沫，抵死不从。有些人眼明手快，还来一个“先下屁股为强”，一屁股坐定，呐喊曰：“这就是首席啦。”有的被搞大败之后，只好委屈万状坐上去。等到首席坐稳，次席三席四席，每一席次，都要杀声震天，闹上十数分钟或数十分钟，才能尘埃落定。席间你敬酒，我敬菜，又是一番混战，能把人累死，这且不表。表的是曲终人散，第二战爆发，那就是“避门之战”，大家像企鹅一样，拥在门口，好像门槛之外，就是深不可测的陷阱，只要迈出一步，就会跌下去喂狼。于是，你不肯走，他也不肯走，坐首席的家伙，这次拿定主意，纵被分尸，也不前进一步。又是一阵喊声震天，该家伙终于在挣扎中，被轰了出来，年老色衰之徒，立脚不住，还可能被轰得尊嘴啃地。

天蓝星

上面不过是荦荦大者，至于其他种种，也无不怵目惊心。好比，贵阁下去百货公司买件衬衫吧，公共汽车站排队，就会首当其冲，呜呼，一个国家是不是礼义之邦，在排队上可一目了然。而中国公共汽车站的排队，到今天都有异于外夷，盖外夷是排成一条线，只中国同胞挤成一大堆。车子还没停住，群雄立刻就人海战术，一拥而上，挤得大人跳、小孩叫。贵阁下如果认为这里真是礼义之邦，循规守矩，恐怕一辈子不但上不了车，还要被骂为***。假使你勃然大怒，不坐车啦，安步当车，那么，转弯抹角时，问问路试试？好不容易找到百
货公司，女店员一个比一个火眼金睛，你本要买十六寸领口的，她们就有本领把十三寸的卖给你，胆敢拒绝，晚娘脸立刻出笼。假如你胆大如斗，第二天去退货，火眼金睛马上变成青面獠牙，你能活着逃出，算你三生有幸。

　　嗟夫，太多的中国人，身上都是倒刺，肚子里全是仇情敌意。爱国之士最喜欢自诩中国是礼义之邦，我想仅看纸上作业，古书上倒是说过，中国确是礼义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的礼义却停顿或倒退在一片蛮荒阶段。如果不能实践礼义，再写三千万本书，再写三千万篇文章，蛮荒仍是蛮荒。

鱼尾狮

辛苦了楼主，这明摆着是和我打擂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