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

赣州阿鹏

一眨眼，二十年过去了。那是一个桃红柳绿的季节，那年，我虚岁才二十一岁，稚嫩得如同翠绿的水葱一般，对外部的世界茫然无知。

从北京一家食品公司辞工回来，在会昌家中休憩了几日，又提起简易的行囊，急匆匆地踏上前往广州的路上。

准确地说，我此行的目的地不是广州，而是深圳。自从八十年代来，中国南海岸边，这方毗邻香港的热土，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深深吸引住了全国无数热血青年。“南下淘金”成为当年最为时髦的话题。在这支汹涌的南下大军中，也不乏部分漫无目的，蒙头乱撞的盲流，我就是其中一员。

泥泞的公路上，破旧的中巴车如同醉汉一般，一路摇晃不止，四五个小时后，终于摇到了赣州。那年头，交通网络还不发达，赣州是会昌去往深圳的第一站。

赣州街头，我胡乱吃了点东西，至于吃的什么？二十年了，实在已记不清了。

午后两时许，赣州长途汽车站外头，长途大客车驶来。客车一停落，乘务员把头探出车窗，对着路边人群扯着嗓子高喊：

“广州！广州！马上就走啊！去广州的赶快上来！”。

我抬头一望，只见车头玻璃内部，排满了一溜的路牌，什么“珠海”、“广州”“深圳”、“东莞”、“中山”都有。看出大家的疑惑，乘务员和司机干脆跳下车来，唾沫横飞，零距离朝着呆立的“路边客”发动煽动性演说。

“你们会去深圳吗？”

我靠了过去，祛祛地问了声。

“去去去！都会去！快上车吧，车上不是写了吗”

粗胖的男乘务员兴奋地答复。

“多少钱，去深圳？”

“广州20，深圳35。”

我不假思索，急切地从内衣口袋掏出几张钞票，付了钱，乘务员撕给两张票。

“马上走“的客车载着客人东游西逛，沿着赣州街头，连转了十多圈后，又返回到了我最初上车的地点————长途汽车站外。旅客们坐得烦了，纷纷都下了车，或蹲或站，守在路边，逗留了又有约个把小时，精瘦的司机蹲在路边，戴个墨镜，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我实在忍不住了，壮起个胆子，上前问询：

“师傅，你们这车会走的吧？”

“走！马上走，不走还在这里过夜！”

“半路上不会停下来的吧？”

我去年才高中毕业，除了去过一趟北京，几乎是笼中小鸟一般，面对外面陌生的世界，既惊又怕的。

“拿好票，没事的！——你这个人哪！”

司机瞟了我一眼，当头打断！

傍晚时分，开往“深圳”的客车终于上路了。汽车一路飞驰，天色渐渐黯淡下来，窗外的房屋和树木尽皆化为模糊的黑影，远处的房舍里投射出昏黄的灯光，我的心在一阵阵抽紧。

我的邻座是一位瑞金老乡（会昌与瑞金两地挨得很近，传统习惯中，双方都认可对方为“老乡”），一位中等个子，体型偏瘦的小伙子。

    “你去哪里？广州还是深圳？”

我主动问起了他。

“深圳宝安。”

在随后的交谈中，我得知小伙子姓胡，在深圳宝安区一家五金厂做保安。

“你们厂里现在招人吗？”

“好像是正在招人。”

“你能带上我吗？我在深圳举目无亲的，也没有地方去，就连个落脚点都没有啊！”

我长叹一声，紧盯着小胡的眼睛，心里“碰碰”直跳，带着恳求的语气说。

小胡静默了，没有马上回答。

我怅然若失，茫然地看了一眼车窗外黝黑的原野，还有公路旁一闪而过的行道树。

“好吧！我带你去。”

小胡沉默半响，终于点头同意了，我一听，长吁了一口气，悬起的心终于落了地。

第二天早上，八点十分，经过一夜的狂奔，客车终于抵达了广州越秀南站。

汽车停落，我正斜靠在座椅上打着盹，被一阵嘈杂声吵醒，睁眼一看，车内的乘客拎包提袋，正准备下车，胖胖的乘务员正扯着嗓子喊：

“广州到啰！全部人都下车！”

瘦瘦的司机在座椅上转过身来，摘下墨镜，一边下车，一边“热情”招呼：

“朋友们！广州到啦，快下车吧！祝你们发大财！”

“不是到深圳的吗？我们票都买到深圳的呢？”

我和小胡下车后，围着胖子和司机气愤地争论起来。

“路上罚款罚了钱，不走了！你们自己转车去。”

司机眨眨眼珠子，狡诈地诡辩道。其实我们清楚地知道，一路上，除在龙南吃了饭，根本就没有停过，哪里还有什么罚款的事，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我们心知碰上了流氓，无奈人生地不熟，对方都是老江湖了，难于硬碰硬。一番小心翼翼的争执后，胖子“善心大发”，从衣兜里摸出两张五元钞票，分发给我和小胡，并假惺惺地说：

“退你们每人五元钱吧，没办法，这趟我们都亏本了。”

我们地无奈接过，心里暗暗叫苦。

几经周折，我们又坐上了广州开往深圳的小中巴车。汽车开出广州，在宽广的马路上飞驰，窗外满眼是漂亮的楼房，还有工厂厂房，一路上没有间断。这一刻，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广东的先进和繁华真是名不虚传啊！

赶到深圳宝安时，已近中午。下了车，拎着挎包，我们穿过马路上方的人行天桥，进得马路对面的一家工厂，工厂外头雪亮的镀锌牌子上写着：

“深圳宝安区富豪五金厂”

工厂宿舍里，工人们三三两两端个饭盒，正在吃饭。

小胡打来两份盒饭，和我吃着，这时门外踏进来一个小伙子，中等身材，四方脸，浓眉大眼，刚进宿舍，那人便问小胡：

“这么快回来啦？”

“刚回来呢。”

经过小胡介绍，我认识了这个小伙子，知道他叫谢格林，二十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

“我们厂还在招工人吗？”

小胡问谢格林。

“已经招到了，上午招够的。”

我一听，心里陡地凉了半截，马上慌乱起来。谢格林得知我的事后，轻声数落小胡，意思是没把握怎么能带人来呢，这下麻烦了。后来，我知道，那年头，不管哪里，工作都很难找，每天想找工作进厂的人比树上的蚂蚁还多。每一个厂外头，只要招工的红纸刚贴出来，立马被求职者围上三层，直围得个水泄不通。

午饭后，小胡和谢格林都上班了，小胡是工厂保安，谢格林是车间的一个普通工人，估计他们也都没有什么能力解决我的就业问题。

坐在空荡荡的员工宿舍里，看着那些凌乱的床铺，随意乱挂的衣服，还有未及换洗的内衣和袜子，难闻的气味幽幽飘来，我如坐针毡。

我干脆下得楼来，走出了工厂大门。在院内，我看到了正在搬运纸箱上车的谢格林，也看到了保安室的小胡。谢格林正费力搬移着笨重的大纸箱，没有看见我。小胡是保安，自然看到了我，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但他淡淡地表情，显然比车上冷了许多。

穿过上午走过的人行天桥，我下到马路对面，街头来往的几乎都是年轻小伙子，大约多半是像我一样来自外地的盲流吧。

马路对面的街口，横着两个凶神一般的中年男人，便衣，正堵着行人盘问。他们操着当地口音的普通话，哇哩哇啦的，不太听得懂，只见他们霸气地用手在四下乱挥，嘴里好像是叫嚷道：

“你！你！还有你，统统过来！”

有几个小伙子像奴仆一般走了过去，有些则从衣兜里掏出了本什么，拿在手上，晃了一下，而后继续走路。

两个男子也没说什么，带着我们几个往街道前方走去。

一路上我疑惑不解，估计他们是警察，但又没穿制服，衣服和我们没有太多区别，只是人很凶，我不敢再问什么，心想反正也没干什么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到了“那地方”准能说清楚。

拐进一个小街，树木很多，阴森森的，“那地方”到了。门一开，“进去吧”。鬼才知道，我和另外五人一踏进来，身后“咣当！”一声，铁门被关掉，上了锁。

糟糕！我这才发现，原来是被送进了“临时监狱”。“监狱”十分狭小，不到十平米，四周黑洞洞的，只有前方墙头上有一个书本大小的天窗，投进几缕亮光，凭着亮光，我依稀看见，地上空荡荡的，空无一物，也没有一个桌椅。

马上我知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是查暂住证的。活见鬼！我到这里还不到两个小时，哪里去办暂住证？！这是个什么逻辑？

在我忿忿不平的当头，室内有两个小伙子在轻声敲门，声音不大，门很快露出一条缝隙，外面的人探头过来，粗鲁地问：

“什么事？”

小伙子迅速从衣兜里掏出几张钞票，往门缝里塞去，并笼统地说：

“我们有暂住证，没带，放在厂里了。”

“便衣警察”心领神会，接过钱，快速打开，放了两人出去，嘟哝了声：

“下次记得要带上啊！”

两人飞身一跑，牢门又“咣当”一声，重重地关上了。

牢门关上后，“监狱”里又变得黑洞洞的，房顶小窗口的光亮显得珍贵无比。

时间在苦痛中一分分熬过，我压抑极了，也恐惧极了，无边的愤怒海涛一般冲击过来，我攥紧拳头，奋力捶打了几把铁门，“咣！咣！咣！”，声音尖利刺耳，在牢房里久久回荡，两个未出去的小伙子惊呆了，木然地看着我。

一个“便衣警察”闻声打开些门，从门缝隙里探头质问：

“谁在捶门？！”

“是他！是他！”

两个小伙子不约而同地指着我。

“警察”掏出一个塑料瓶，高高举起，对着我脸上一阵喷射，我感到脸上满是液体，眼睛火辣辣的，心想，这下完啦！

个把小时后，两个小伙子也出去了，孤独，无奈，压抑，憋闷，烦躁包围了我，我忍无可忍，哇哇大哭起来。

牢门又一次打开，一个胖“警察”闻声来看望我，我顺势从门缝里溜了出去，一边走，一边央求：

“放了我吧，我真的没干什么。”

话音未落，两三个“警察”围拢过来，“劈里啪啦！”朝我身上一阵乱打，我又疼又怕，又一次大哭起来，马上，我又被重新塞进了小房间。

坐牢的滋味终生难忘，没有一点行动自由，没有任何物质享受，没有一丝精神娱乐，连个板凳都没有，人影看不到一个，苍蝇都见不到一只，没有声音，更没有鸟叫，那种感觉就是很快会疯掉、傻掉、死掉，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苦涩的味道。

小伙子临走前，好心地告诉过我，要赶紧想办法出去，不然明天会送到广州增城去，扔进正式的监狱里。

天快黑了，我想我必须想办法，要是被遣送到增城去，那可真的麻烦大了，出门一趟，钱没赚到一分，还得先把牢底坐穿。

我设法攀上窗台，把头挤进小窗口，投过窗口，我看到了外面的小街，还有陆续走来的行人。下班了，小路人不太多，偶尔有那么一两个，都是匆匆而过。

“哎！大哥，帮帮忙，帮我寄个信。”

趴在窗台上，每当外面有行人经过时，我都不想放过，总是以极其温柔的，无限温馨的语气高声央求道。

“我不是坏人，我只是没有暂住证被抓进来的。”

面对着一些行人疑惑的目光，我不厌其烦地解释，讲了一遍又一遍。

有一些，闻声后，略一抬头，便急匆匆地走了。更多的人听了听，迟疑片刻，就推说不认识富豪五金厂，转身离去。我趴在窗台上，经历一个小时的苦苦呼救，最后，只有两个小伙子答应了一声，还不知结果如何。

我几乎快绝望了，失望地从窗台上爬下来，静静地坐在地上，感觉又累又饿，无助至极。

晚上八点许，屋外传来说话的声音，牢门开了，原来是老乡谢格林来了，另外还有两个人，“警察”挥挥手说：

“你可以走了。”

出到屋外，站立马路边，我像是从地狱走了一遭，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

传信给谢格林救我的是两个寻乌老乡，谢格林告诉我罚款他已经交了，四十元。

他拉过两位寻乌老乡，对我说：

“快谢谢这两位老乡吧，要不是他们送信，今天你就惨啦，明天你准去增城了，哈哈哈！”

几个人都笑了，包括我，他们的笑是开心的，而我的笑是苦涩的。

我道谢不止，抓住两位老乡的手，握了又握，两手相握，一股热流融汇在一起，那是血浓于水的感觉，善良温暖的感受，还有故乡亲人的情怀。

回到富豪五金厂，通过谢格林，我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那些所谓的“警察”，其实是派出所的“协管”，挂着公家的牌子，打着检查暂住证的名义，不择手段，死命榨取钱财。

小胡看到我已经不予理睬了，我把包裹提到了谢格林宿舍。吃过晚饭，谢格林告诉我：

“你明天到厂后面建筑工地去看看吧，先找个活干，到时候厂里有招工我再想办法，晚上工地上又可以住宿，每天干活就不用出去，至少人不会被抓走。”

第二天上午，我去到五金厂后面的建筑工地，那里正热火朝天地兴建一片商品房，商品房都还未封顶，正需要人手。

在一个工地里，很快跟老板谈好了。“十块钱一天，明天你就可以来上班。”老板伸出一个手指头，非常的爽快。

第二天，我来到了建筑工地，我的工作就是用斗车推运砖头，或者就是提一些胶桶里的砂浆。可以想象，砖头和砂浆都是非常沉重的东西，一车砖头在上百斤以上，一胶桶砂浆至少有二三十斤。一天到晚就是这样无止休的重复工作，辛苦、枯燥、烦闷，没有一丝歇息，没有一口水喝，稍慢一些，便会招来工头的一顿训斥声：

“快一点！没吃饱饭吗？！”

我不敢吭声，自己的动作也确实不快。一天时间，除了中午吃饭个把小时，我一直像机器一样转个不停，你说我能快得了吗？去年，我还在校园里读书，还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倾听老师讲课，本来就没干过几天重活，压根就受不了。昨天找活干，老板问我干过没有，我连连点头，做过做过，初中毕业出来，做了好几年。老板用疑惑的眼神打量了我一眼，心想，白皮细肉，一副书生气，像吗？老板大手一挥———先试试吧！

今天这一试，我真感觉要命，中午也确实没吃饱饭，一大脸盘的榨菜，还有一两盘的绿菜苗，纯粹得没有一丝肉片，都是些正宗的绿色食品，跟喂兔子差不多，你说我能吃得饱吗？

费尽全力，攥紧两手，我把一斗车又一斗车的红砖推过去，“咣当！”一声倒在地上，激起一片烟尘。而后，用手抓起砖头，一块接一块递给工头。铁架子上，工头手持把泥刀，铲浆、劈砖、砌墙，照样忙忙碌碌，只是彼此“待遇”不同，工头属于有技术的师傅，每天工资二十五元，技术再好的可达到三十元，在那个年代已属于“高薪”了。

时间在一分一分钟熬了过去，命运之神在掐我的脖子，我在掐时间之神的脖子，战胜时间，我就赢得了胜利，所谓的胜利也就是区区十块钱，相比老家，还算不错，老家那边，建筑小工一天五元，碰上老板善的，至多六元，顶天了！天下乌鸦一般黑！

傍晚的阴霾渐渐沉降下来，我总算可以解放了。我心里一阵轻松，晚饭后，随工头去老板那里借了十块钱，那是一天的工资，准备第二天买些日用品，老板很淡然，没二话，随手给了我。

孰料，在工地上坐下不到十分钟，几个大灯泡亮起来了。

“快点！快点！加班！”

一阵阵急促的吼叫声在响起，工地上的人又急冲冲地忙碌起来，这大约是晚上七点左右的事。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咬着牙还在坚持，拖着沉重的斗车，双腿累得发酸，动作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这时一个炸雷般的声音在前方响起：

“快点！动作慢吞吞的！你明天不要来啦！”

我闻声一惊，荒不择路地往前奔去，突然脚底一阵钻心的痛，原来是不小心踩到了一块模板上，一枚铁钉把我的鞋底扎穿，扎在脚上。

我把脚从钉子上拔出来，忍着剧痛把斗车推到前方的砖堆里，倒了砖，毅然转过身去，在老板的注视下，回去洗澡睡觉了。

晚上，又闷又热。我又累又痛。这个工地我是干不下去了，但身上空空如洗的，天下之大，我又能去哪里呢？那个晚上，我彻夜未寐。

我对深圳的影响实在糟透了，我决定要回家去，那怕是走路，我也要走回去，在我入梦以前，我决定了。

第二天一早，当我去到五金厂向谢格林辞行，并大略讲述了我的决定，他睁大眼睛，惊呆了，而后，摇头叹气，喃喃自语道：

“大家都不是天生的累命！”

回到工地，老板不在。拎起包，在老板娘诧异的眼神下，我决然地走出了工地大门。

我背着个小挎包，顺着东北方向大步走去。那个年月，我别的不行，走路的功夫还是不错的，我曾经一个下午走过八十里山路，照此计算，一天可走上个两百里路。深圳到会昌不过是上千里路，五六天我就可以走回去。

另外，我在想，如果路上有合适的工做，也可以先干着吧，走一步，看一步，这是我当时的心态。那时候，对于打工赚钱，我还没有抱着必死而为之的心态，出来逛逛世界，体验一把生活，倒还排在第一位。这是年轻时的真实心态，那是还没成家，家中还有父母支撑着，天塌下来，还压不到我身上。

那一整天的奔走，大踏步的行走，穿着胶鞋，连脚都磨破了，究竟走了多少路程？连自己都弄不清了，粗粗估计在八十公里以上。

傍晚时分，我到达了东莞的樟木头，那里有铁路了，我看见来往的火车，“咣当咣当！”地在铁轨上来往穿梭。

天色很快黯淡了下来，远方的椰子树和别墅群掩映在黝黑的暮色中，樟木头的小街头花灯初放。灯火闪烁中，街头流动着青年务工者的身影，小伙姑娘都有，三三两两的。

我呆坐在街头一家小卖部旁，要了一个面包，一瓶果汁，一边吃着，一边同小店的老板娘聊起来，老板娘知晓了我这两天的经历，很是震惊，感叹一声：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那么喜欢跑出来？！”

之后，她执意不肯收我的钱，并立即拨打了一个电话。十分钟后，一名中年男子骑着摩托车来到小店门口。老板娘对我说：

“这是果园的老板，你跟他去，就在他果园里干活吧，至少有个落脚的地方。”

我没有多想，立马答应了，其实，我已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

告别了善良的老板娘，我坐上中年男子的摩托车走了。

顺着镇后的小路，穿过一片寂静的小树林，再下了一块坡地，往右拐进了一条小路，比原来的路更小，更坑洼些，一大片柑橘林呈现在眼前。

就这样，我成了果园里的工人，这里大约有八九个工人，男多女少，好像都是广西的，操着广西口音，跟广东白话很相近。

管事的老工人安排了我一间小板房，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木板床，连蚊帐都没有。那时正值春末夏初，广东天气已经很热了。晚上，房间里蚊子铺天盖地的，直往我身上冲杀过来，夜深人静，其它工人都睡觉了，人生地不熟的，我无计可施，又不敢去打扰他们，只得挥舞双手，“噼里啪啦”一阵乱打，就这样，我一夜未眠，“人蚊大战”几乎持续到了天亮。

后来的两天我是在果园里度过的，新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手持果树剪，跟随老工人钻进果树林里，昂起头，一棵棵地修剪果树。果园里都是广西人，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一天到晚，也没人跟我说句话，他们的话我也听不懂。

这两天，我感到很郁闷，很忧伤，心底深处已对广东毫无感觉了，思乡的念头在我心头萌动，越积越深，挥之不去，快要把我湮没了。

第二份伤感来自北京，我在思念一个人，一个曾让我无比动心的人，还有一段朦胧的，刻骨铭心的爱恋。然而，一个意外，我从那里出来了，走了，走得远远的，人走了，心还在。又是一个偶然，一个意外，我伤害了她，我的莽撞使得一切皆成为一场美丽的梦幻，肥皂泡一般，漂远，幻灭了。

一边修剪着果树，耳畔不时回荡起刘德华的《来生缘》——“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我的心简直纷纷欲碎。

第二天中午，我实在无法承受思乡之痛，我跟工头讲，准备做满半个月回去，老板听说后，二话没说，付我两天工钱，把我辞退了。

我决计要回家去了。傍晚时分，我提着挎包，平静地踏进了樟木头火车站，没有买票，混进了站台。五点左右，火车来了，我看到车厢门口站着列车员，但并不检票，便若无其事地上车去，找个靠窗的座位，坐了下来。

火车一声长鸣，缓缓开动，我从挎包里掏出一本书，一路上装模作样地瞄着，心里却慌乱不止，时时用眼角余光瞟着过道上行走的列车员。

就这样惊恐不安中度过了一两个小时，好在列车员也根本没有注意我，也没有问起过我。

火车到了广州却不走了，好像是到站了，望着趴着不动的火车，还有纷纷下落的人流，我脑子嗡了一阵，心里暗自叫苦不迭。

我的目的地是韶关，再由韶关搭汽车回赣州，到了赣州，可以去赣南师范学院找我同学，我有好几个高中同学在那里，回到会昌是不成问题的。

迷茫间，我发现列车对面停靠着另一辆火车，车牌上清晰地写着“广州——郑州”，我一阵狂喜，算定这列火车必定要经过韶关，机会来啦！顺利到达韶关，“免费返乡”计划就算基本成功啦！

熟料这列客车又很“不幸”，行至英德站，却迟迟不开，有人告知：列车停站，临时进行检修，至于何时再出发？无可告知。

全盘计划被打个稀巴烂，下得车来，我懊恼至极，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站台东侧一列货车在夜幕中缓缓启动，我急中生智，背上挎包，野兔子般蹿了上去，抓住车后铁栏杆，快速攀援上去，站立在了两节车厢连接处。

货车越开越快，穿过漆黑的原野，如风般向北疾驰，我的心沉稳下来，只是有些嘀咕，不知火车到了韶关能否停落？要是不停，那我是否要像铁道游击队一般，纵身一跃，飞奔下车......

突然间，大雨倾盆而下，我站立在车厢后面，根本无处藏身，被雨水浇得像落汤鸡一样。

还好，韶关火车站很快到了，大雨中，火车毫不犹豫地停落在站台上。

天遂人愿，我一骨碌从车厢后侧飞身下来，看来家乡离我越来越近了，千里免费返乡，虽说不太“光彩”，也算人生中的一大挑战吧。

天还未亮，大约是清晨五点左右，车站里灯光雪白，但静无一人，我打算沿着铁轨走出去。

正行走在站台上，我高兴地自言自语了声，迎面而来一个年轻人，很横，停下脚步，瞪个眼，厉声质问我：

“你说什么？！”

“我说终于到了韶关了。”

我一愣，怯生生地回答。

“拿出你的身份证来！”

年轻人压低声音命令道，我当时不明就里，这时后面三个年轻人一齐围拢过来。

“我的身份证给你做什么？”

我壮着胆子，回了一句。

“咚！”

前头那人挥手就给我一拳，打在我脸上，把我打个眼冒金星，我意识事情不妙，估计是遇到劫匪了。

“快点，还想挨打吗？！前面的轻，后面的还更重啊！”

另一个矮胖的家伙挥起拳头，凶狠地叫嚷道。

我无奈掏出了身份证，对方接过装模作样地看了看，随手还回给我，又装作盘问起来：

“怎么进来的，买了票吗？”

我惶恐不安，支支吾吾答不上来，那人便伸手往我口袋里一阵乱摸，故作姿态地问：

“都带了些什么东西？”

这些人似乎又是冒充警察，来个偷天换日，贼喊捉贼。那家伙摸了几下后，一伙人便急匆匆离去，搞得我莫名其妙的。

走出火车站，我发现裤袋兜的一点零钱被摸走了，塞回去的是一叠旧报纸。

我失魂落魄地找到了韶关汽车站，林立的汽车丛中，我找到了“韶关——赣州”的汽车。我跟司机讲述了我的一番遭遇。司机怔怔的眼神，如同在看一个外星人，他很惊异，也很同情，略加思索后，欣然同意了，愿意免费带我回赣州去。

上得这辆车，傍晚时分，我到达了赣州。而后，我步行去了赣南师院，找到了我的两位高中同学郭庆华和许宏飞，在他们的陪同下，我在赣州游玩了一天，去了赣州公园和八镜公园等景点。

第二天，我告别了两位热情的同学，坐客车回到了会昌，这次深圳之行，“盲流行动”到此宣告结束。

第二年春天，我去了北京，在哪边，我尝试着给谢格林写了一封信，表示由衷的感谢之情，他已经不在富豪五金厂上班，但信还是收到了，他回了信，信中只是淡淡地说：

“那不算什么，我只是做了些同乡间应该做的事。”

二十年了，每年春天，当桃花盛开，柳絮翻飞之时，我都会想起他，想起那位好心的同乡——瑞金的谢格林，可惜我们再也无缘相见了。

  

纯饮咖啡

谢谢你的长篇大论，辛苦了?


来自: 华人街iPhone版

【vivi】

很长，但还是看完了，象看了一部短电视剧一样。今天读到这篇真人写得，，，无语，，，
祝你能坚持下去！
祝你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