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段于丹论语心得《交友之道》

小小鱼儿

独家讲稿连载：《论语》心得（五）《交友之道》

序言：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社会环境中朋友是最重要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你的朋友身上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于丹教授告诉我们《论语》中对交友有非常明确的标准，谓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也就是说，好朋友有三种，坏朋友也有三种。这三种好朋友的标准是什么，会给我们的生活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而那三种坏朋友又是什么样的呢？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又如何来分辨好朋友和好朋友呢？

今天我们说一个话题，关于《论语》中的交友之道。其实人这一生有什么样的朋友直接反映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为人，好朋友就是一本书，他可以打开整个你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样的人你只要观察他的社交圈子，从这样一个外在环境是可以看到他自己内心价值取向的。那么论语中鼓励交什么样的朋友呢？很简单，孔子说：在这个世界上，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偏辟、友善柔、友便妄，损矣。

先说三种好朋友，所谓益者三友就是友直、友谅、友多闻。也就是第一这个朋友为人要正值、要坦荡、要刚正不阿，一个人不能有谄媚之色，要有一种朗朗人格，在这个世界上顶天立地，这是一种好朋友。因为他的人格可以映校你的人格，他可以在你怯懦的时候给你勇气；他可以在你犹豫不前的时候给你一种果断，这是一种好朋友；第二种是友谅，也就是宽容的朋友。其实宽容有的时候是一种美德，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深沉的美德之一。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不小心犯了过错或者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时候，有时候过分的苛责还有一种批评，都不如宽容的力量来得恒久。

【于丹心语】过分的苛责不如宽容的力量更恒久

其实有时候最让我们内心受不了的是一个人在忏悔的时候没有得到他人的怨气反而得到淡淡的一种包容，所以有一个好朋友，他会给我们内心增加一种自省的力量；宽容的朋友不会使我们堕落或者更多的放纵自己，反而会让我们从他人的内心包容上找到自己的弊病，找到自己的缺失。所以有一个宽容的好朋友，他是一种做人的情怀，他是一种悲悯，他是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一花一叶、一草一木关怀中所折射出来的光芒，这是第二种好朋友；第三种叫做友多闻，在先秦那个时代，不像我们有电脑，有这么发达的资讯，有铺天盖地的媒体，那个时候人要想广视听怎么办呢，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交个好朋友,让你朋友所读的书，那些间接经验转化成你自己的直接经验系统。当你在这个社会上感到犹豫彷徨有所踌躇的时候，到朋友那里以他的广见博识为你做一个参考，来帮助自己做出选择。所以结交一个多闻的朋友就像翻开了一本辞典一样，我们总能从他人的经验里面得到自己的一个借鉴系统。所以，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三种好朋友，叫友直、友谅、友多闻。

画外音：《论语》中的益者三友就是正直的朋友，宽容的朋友，广见博识的朋友，这就是孔老夫子所称道的三种好朋友；那孔老夫子所说的三种坏朋友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同时，他说还有三种坏朋友，叫做友偏辟、友善柔、友便妄，这三者损矣。这是损者三友。这是三种什么人呢，首先，什么是友偏辟，就是性情暴躁的朋友。那当然，每一个人的生活不一样遇到的情况也不一样，很有可能遇到一件事，你还迷茫的时候你的朋友先怒了，先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能这么做。咱们现在经常能看到，社会上说青少年犯罪有好多都是打群架，打群架一不小心打出人命了，这个孩子就判劳教了。其实打出人命这件事情很少是一个孩子去单个所为，往往是一群孩子裹挟在一起。我在评全国法制节目奖的时候，有很多次都看到，一个孩子当他打伤对方，甚至是误杀了对方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去呢，就是哥们儿义气啊，就觉得我朋友说了大家要去打一架，所以一定要去。其实这就说明你遇到这种暴躁的朋友，他一个人就像是一个炮仗捻，他可以把一群朋友心中的一种义愤点燃，而这个义愤往往是没有理由的往往是一种盲目的意气。做为成年世界不见得说我们都要付出这种打群架的代价，但是一个人燃烧了一场愤怒，这对我们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多少益处。坏朋友为什么把便辟这种情绪暴躁作为第一位呢？因为盲目的激情有可能会出现永远无法追回的后果。好朋友之间应该以理性为先，告诉他怎么样去过上一种没有危险的生活。我曾经看到也是国外的一个故事：一位富孀，这个老太太家财万贯，她自己想要招聘一个司机，她就在全国范围内发出招聘广告，说我要看看那个司机的驾驶技术最好。千挑万选从众多的应聘者里面最后选出了三个人站在她面前，她给他们出了同一道题，她说如果我车子前方是个悬崖，我考考你们的技术，你能把车停在离悬崖多远的地方。第一个司机说我技术好，我能把车子停在离悬崖一米的地方，稳稳的刹住；第二个司机很不服气，说我技术比他好，我能把车子停在离悬崖十公分的地方，我还能停住；第三个司机说，我不象他们俩，我远远看见悬崖我就停住了。后来老太太就录取了第三个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技术永远不是最终的保障。人规避风险的理智才是他根本性的前提。也就是说，这第三个人之所以被录取，不是靠他自己逞能，而是靠他的明智。

第二种叫做友善柔。这个正好反着，这个不是脾气特别暴躁的朋友，是脾气特别优柔寡断的朋友。我们发现，过分优柔寡断其实他在浪费你的生命能源，也可能你要去辞职了，你说有一个机会我要下海或者我要跳槽，你去问朋友，朋友说，啊呀，想想吧，你现在的地方也不错呀，你要是万一走了你什么什么就丢掉了。我们有很多朋友都会在这种关键的时候给你一种制约的力量，让你觉得说我还是退一步吧，我还是慎重一点吧。韩国人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东西它很怪，它前脸长头发，但是后边是一个秃脑勺，这个东西迎着你走过来的时候，由于它满脸头发，所以它面目不清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琢磨琢磨等到它从身边走过去，你突然看清它了，你伸手去一抓，发现它后脑勺上没有头发，它已经彻底走过去了。这个东西它叫什么呢，它的名字就是机遇。这个世界上机遇就是这么一个怪物，它迎面走来的时候你永远心存疑虑，但是等它要走的时候你是永远也抓它不着。善柔的朋友往往耽误了你身边的机遇。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在于你做与不做，而在于你什么时间做是有用的。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有保值期的，你说一个罐头，一块糖，这个东西是不是好东西呢？没有说搁上十年八年还是好东西的，过了保值期它就变成了毒药。我们这一生要做的很多事情，不要让被过分优柔寡断的朋友干扰了你的思维，这种朋友太多，也是一种危害。

至于第三种，所谓友便妄，这是最坏的一种朋友。大家都知道佞臣之说，佞，就是那种心怀鬼胎的，有心计的，要以一种不择手段的方法去谋取个人利益的这种小人。他们是真正的小人，是那种心理阴暗的人，但是这种人往往会打扮出来一副善良的面孔。由于他内心有所企图所以他对人的热情比那些没有企图的人可能要高好几十倍，所以你一不小心要是被这种人利用的话，那么你的一生你就给自己套上了枷锁。如果你不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朋友是不会放过你的。这其实在考验我们自己的眼光和知人论事的能力。

损者三友，益者三友，它告诉你，你在这一辈子里面所做的所有事情，内心是应该以朋友作为一个坐标的，这种标准有可能是防微杜渐的，不见得这个朋友作出多么伤大雅的事情来，哪怕就是一个苗头，他可能就觉得说这个人做我的朋友以后有可能是我的危险。

小小鱼儿

希望大家都能交到益者三友。

被爱遗忘

很喜欢她的论语   

tchotcho

支持一下

邵居士

非常好的论语
坐下慢慢看

天蓝星

于丹过于浮华，

小小鱼儿

天蓝星 发表于 2010-10-7 13:45
于丹过于浮华，

有幸看过她的节目，你说的浮华还真有点，不过还是严重敬佩啊！

天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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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跟做是两码事滴

天蓝星

转帖
十博士原文: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
[起草人按：我们深信，如果我们说的是真理，那么，一个人签名与很多人签名，其效用是一样的。我们之所以决定一道做这样一件事，其意在表明，即使在一个普遍丧失了精神信仰的时代，坚守着文化的尊严的声音，也决非微弱的、毫无声息的。本文最早在某高校的一个内部论坛征集签名。当某些青年学者表示因为 “不愿意得罪北师大”而拒绝签名时，来自北师大的杨暘同学毅然签下了他的名字。]
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最大祸患不是来自外来文化的侵蚀，而是来自于那些打着振兴传统文化旗号的无知者。他们荒悖无知，对传统文化殊无敬畏，他们的一切行为，往往都是在有意无意地对中国人进行文化基因改造——把人的基因改造成老鼠的基因。媒体对于这类人的狂吹热捧，等于是把厕所当客厅。
从2007年2月7日开始，某报连续7天，以半版的篇幅对于丹进行“关注”。编者声称，“在‘于丹现象’的背后，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当今中国百姓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人文理论的强烈渴求。我们也分明感到，‘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的文化普及工作，在中国有着多么广阔的前景。”同时，编者表示，之所以要关注于丹，是因为，“在21世纪的当今中国，在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物质挑战和精神困惑的当今世界，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富矿，让其发挥出特有的启迪心智、砥砺精神的力量，既非常必要，又迫在眉睫。”然而，我们认为，对一个凭借强势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以阉割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乐事的高学历文盲，予以如此不恰当的“关注”，其结果只能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走向衰亡。妄图通过对于丹的关注，来针砭面临越来越多物质挑战和精神困惑的当今世界，无异于缘木求鱼。作为主流媒体的代表，该报此举殊欠妥当，某些编辑记者缺乏起码的文化良知和基本的人文素养，于此更是表露无遗。如果主流媒体都对意淫、猥亵中国文化的行为唱起赞歌，那么，不待外来文化的侵略，中国文化注定了必将覆亡。
中国文化已经到了最危急关头。同鸦片战争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形势更严峻，也更隐蔽。因为，这一次她所面对的是那些打着要 “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富矿”的旗号的人们，他们巧言令色，谄视媚行，实际却偷偷为中国文化掘好了坟墓。当白先勇用青春版《牡丹亭》任意涂抹昆曲时，人们不知已在釜上；当安意如用说诗词的方式去意淫中国古代那些高雅的生命时，人们不知水已烧开；当于丹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来猥亵孔子时，人们早就在不知不觉中被煮熟。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掘墓人那里，我们除了嗅到死尸的臭气，何尝掬得一丝传统文化的芬芳？如果这也算一种文化基因改造，那么就等于是把人的基因改造成老鼠。北京的城墙拆了也许还可以重建，但一旦人们连对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丝敬畏都消失时，亡国亡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
这绝非危言耸听。现代民主社会，在文化上往往发生许多不健全的现象。那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学问充盈的人士会变得很穷，而那些最浅薄的作者，却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获得大大的财富。当然，在民主时代，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学者虽然没有钱，但是学问自身的愉悦足以补偿一切；如果在社会生活比较有标准的地方，于丹之流会很富有，但没有社会地位。因为主流的声音会告诉世人，他们有钱但并不值得尊重。然而，这一次，无良媒体人加入到为于丹之流推波助澜的行列中，社会生活的标准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想想看，像于丹这样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谁还会关心那些引导我们灵魂向上的力量？谁还愿意从事那些艰辛的然而却是真正有益于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研究呢？
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是世界未来能够走向大同的重要思想资源。然而，任何妄图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去了解传统文化的想法都是荒谬的。世上没有哪一种知识不需要经过自己的阅读、思考和实践就可以被掌握。我们从来不会反对人文理论的通俗化，但通俗绝不等于庸俗和媚俗。像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刘逸生先生的《唐诗小札》、《宋词小札》、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那些才是真正的通俗。通俗和庸俗及媚俗的根本区别在于，通俗是用易于使人理解的方式讲述正确的知识，而庸俗和媚俗则是根据一般无知者的接受程度，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那些把人文理论庸俗化和媚俗化的人们，要么是因为别有用心，要么是因为极度无知。于丹是后者。当无良媒体人吹嘘于丹的书卖到二百五十万册时，他们也许忘记了饭岛爱的性爱光碟的发行量远不止这个数。
为了中国文化的命运，我们不应再对无良媒体人表示沉默。正所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们谨此呼吁，所有有良知的媒体人，应对社会舆论予以正确引导，我们更希望，《百家讲坛》应立即让于丹下课，并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够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才能在新世纪里重铸辉煌，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和谐。
再不要闹出把厕所当客厅的笑话了！
起草人：徐晋如（中山大学博士生】共同发起人（以签名确认先后为序）：
刘根勤（中山大学博士生）王晓峰（清华大学博士生）张晖（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周韬（暨南大学博士生）朱崇科（中山大学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杨旸（北京师范大学学士）李森（北京大学硕士生）王进（中山大学博士生）
附：我们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文： 猛安谋克熊猫）
对我而言亦师亦友的晋如兄最近发起签名活动，吁请媒体停止对于丹之流的过分炒作。我甘附骥尾，参与了这次签名。我无心作一个代言人，却也不想我们共同的立场因措辞的激烈而遭人曲解，或者成为口水战意义上的把柄，我只是感到有话要说。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公开法庭上有意以蔑视的态度激怒了陪审团在座的500位公民，最终令得一代大哲饮鸠而亡，以死证明了希腊民主制度的荒谬——这个自称言论自由的社会，公众因他的言论反民主而处死了他。这是苏格拉底自己设计的迂回战术，很巧妙，也很悲壮。最终，他“赢得”了审判，雅典输了。今时今日，这种战术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不能期待若干年后，待到中华文明散落成片之后，期待史家给予我们叹惋的赞赏。换而言之，我们可以“赢”，但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没有输的退路。
先说个简单的例子。譬如一个人生了病，去医院看病，对于选择门诊的医生，我想病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位医生的学历如何、资历如何、医术如何，因为治疗的有效性和这些因素密不可分。至于这位医生口才如何，是否幽默风趣，是否能把那些难以理解的医学术语给你解释清楚，这些大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根据人们的日常经验判断，治疗疾病是一种专门的知识，光靠一张嘴的赤脚医生要治出毛病。如果你要说言论自由，我没学过医，我就觉得风趣的医生说得好——我个人以为这种情况应该是少数的个案。
但同样的事情转移到另外一个领域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譬如最近两年热起来的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百家讲坛》。人们关注它，追捧它，不是因为这个节目讲述了多少真知灼见，也不是因为这个节目所邀请的主讲人在学术界有多么重的分量或者有多少学术发明，原因很简单，一言以蔽之：通俗易懂。
为什么我们的公众一方面宁可听一位好医生以不近人情的表情说些不知所云的专业名词，另一方面却对通俗易懂的信口开河津津乐道？我们的文化，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当然绝不仅仅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就理应受到轻薄的待遇么？
我不讳言，我，我们，是一群受过专业训练和正在接受专业训练的人群，我们有资格在一些专业问题上发言正如我们没有资格去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相对论。这条简单的思路来自于《理想国》，也是苏格拉底获罪的口实之一。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后来他的杂文集也以此命名，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后来我写过一篇短文叫做《沉默的少数人》，篇幅不长，兹录于下：
毫不讳言，写下这个题目本身就带有向王小波致敬的意思。
王小波并不是天才，真诚的言说、狡黠的气质加上遵从于逻辑的思维，成就了这个生前不为人所知死后却掷地有声的名字。北岛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句，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作一个人”，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常想，如果王小波还没有死，他看到那么多自称“王小波的门下走狗”时，心里该是怎样一种尴尬。
于是“大多数”放弃了沉默——喧嚣中，聚义厅的牌匾悄然换作了忠义堂，“替天行道”的大旗高高飘扬。
于是必须有人选择沉默，哪怕是少数。沉默，作为无声的言说，将是我们守候家园的最坚不可摧的防线。
刘心武意淫《红楼梦》的时候我们沉默了，易中天水煮《三国》的时候我们沉默了；但当有人抱着“尼姑的光头，别人摸得我摸不得”这种心态，把手伸向《论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只能涌现出孔夫子的谆谆教诲：“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顺便说一下，孔子对于原则问题从不“温良恭谦让”，如果于丹女士把她的书名改作《天书奇谭》而不是《<论语>心得》，我个人也不会如此生气。
在大学读书许多年，很多事情也不是没见识过。越是在专业方面水平高的讲座去的人越少，这几乎成为了一种铁的定律。所以当有人诘问我们：“有本事你们也把你们的见解写出来和于丹比一比呀”之类的话，我无言以对。这个无言不是理屈词穷，而是类似于聊QQ时经常用到的“无语”。很惭愧，《论语》我只看过朱熹的《四书集注》和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听说最近于丹在讲《庄子》，这个我的发言权要足一点，前前后后也看过七八个本子，像郭象的《庄子注》、王夫之的《庄子解》、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世说新语》刘孝标注释里面提到支道林解庄也参考过……。顾炎武的祖父曾经教育他：“著书不如钞书”，读读这些书，真感觉这是石破天惊的大妙语。我以上提到的几本书，大型一点的新华书店都能找到，可惜大部分都是滞销书。可见所谓某些高呼“复兴传统文化”的人，不过是好龙叶公的隔世再传。
另一种诘问是：“你们有精力在这里说这么多，怎么不像于丹一样多为复兴传统文化做一些努力呢？”当我面对这类言辞，不禁悲从中来。本次签名活动的发起者徐晋如精于诗词、谙熟京剧，为了将伟大的传统薪火相传，长年在许多高校开设诗词创作、京剧导论等课程。他所在的中山大学距离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单边的车程需要一个小时，但他坚持每周到广外给那里的学生开课，经济上的所得只是一点可怜的课时费。06年末，他发起并组织首届穗港澳大学生诗词创作大赛。要知道，晋如现在只是一个在读博士生，他有自己的学业，有自己生活上的负担，但为了华夏文化之不颓，他就是那么全身心投入地去做这些事情，在各种阻力面前恍入无人之阵。他没有央视的平台，没有炫文博众的功利之心，我不知道原来珠与鱼目是可以这样地混淆起来！另一方面，“复兴传统文化”一句话听起来是那么的有诱惑力，对我也有同样的诱惑力。可是在我看来，爱因斯坦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和一个蹩足的科普人员不可同日而语。每当我在学校图书馆古籍部看到那几位熟悉的身影——几位终年浸泡在图书馆的教授、老师，我的心里会涌起无尽的敬意，我知道择其善者而从之。
今天晋如将吁请书发到了天涯，我在众多回帖中看到了许多激烈的言辞。这让我想起了《皇帝的新装》，我记得在我读中学的时候续写过这个故事，我说说出真像的小孩最后真实的结局是被街上的众人打死，因为无忌的童言揭示了众人的无知，这和苏格拉底很像。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像王朔在《顽主》里面调侃的那样：我想说我不能说可我还是要说。我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文化仇富”这个概念——经过近几十年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放逐，知识分子和当年的地主一样，实际上成为了天然应该受到歧视的一个名词。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状态——虽然我这样说显得有点自欺欺人，但无论如何，就算是我马虺颓，我们也绝不放弃来吾导夫先路的坚持和勇气。
有一次旁听林岗先生（中山大学文艺学教授）的“中国美学史”，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文明，未来极有可能像许多古文明一样，拥有灿烂的过去，但最后散落成碎片，融化和吸收到别的民族当中，但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不负存在。”林先生是性情极为通达之人，不会像梁思成一样表现得痛心疾首，但在座弟子无不黯然。希腊文明在波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日衰，其破碎因于战火。现在，于丹和众多媒体明目张胆拆毁自家的长城，我们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小小鱼儿

天蓝星 发表于 2010-10-7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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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跟做是两码事滴

说的对！等一下我仔细看看你发的，看来又要学到东西了！

雪娃娃

看完了 。
没搞懂他们到底反对于丹什么？貌似就是因为她古汉语底蕴不够，没有专业背景，对这些圣贤书的意思领悟不到位，对原著的解读很多都是她自己的想象，所以她不配来宣传中国古代的经典哲学？？
荒谬！
于丹的书名就是《庄子心得》《论语心得》，既然是心得，那肯定是她个人感悟，读了本好书，谈谈感悟，难道有错？？上面写文章说为什么要反对于丹的那位同学，真是让人贻笑大方！他在书里提到自己看那么多书，听了不少高端讲座，还拿王小波的见解来说事儿~~没品！如果自己自信自己的见解，何须讲明自己受过哪些“高贵”的教育？何须借用王小波的名气（我特别看不惯某些人，为了标榜自己有文化，就说欣赏王小波）？
如果仅仅是批判于丹没文化没资格讲论语，我也不觉得该文作者有问题。但是他偏偏写了于丹之流只是富有，不值得尊敬，又写了安贫乐道的教授如何如何，我就有理由怀疑他们这些反对于丹的家伙是酸葡萄心理。谁规定钻研文化的人就一定是穷困落魄的样子？不能拿贫与富来评判一个号称在做学问的人是不是真正的学者。
作者还很不爽有报纸连续报道于丹同学。且不论这种曝光是基于什么原因，先看看曝光的结果，国人温故而知新，开始聚焦国学。我认为这是一种善意的文化传播，是好事，不知道那些抵制的人是否能正视这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饭吃好了，上班先~

天蓝星

Zt
近来，有一本书《于丹〈论语〉心得》，被媒体炒得火爆。据网上说，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部门人手一册”，由此足见其“意义非凡”！为此，笔者特地拜读了，认为该书的作者于丹是在说谎，自欺欺人，犹如掩耳盗铃。现首先说两点，以正视听！　　
一、于丹说“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于丹煞有介事地说：“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活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过“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吗？没有！于丹说“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是在说谎！“在《论语》中”，“孔夫子”并没有“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谁不信，谁就去查查看！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sǎng）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　　
您看，孔子认为他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吗？当然不是！　　
孔子以“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15·20》），“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 9·2》）自称，孔子急于成名，却无成名之才；孔子以“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9·13》），“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7·12》）为伍，孔子渴于求富，却无获富之机；孔子“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13·10》）自吹，却“卫灵公问陈”，“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15·1》），苦于“有用”者；孔子以“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7·23》）、“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9·5》）自诩，然而却要“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论语·乡党·10·4》），“事君尽礼”（《论语·八佾·3·18》）；孔子天天望眼欲穿的是“凤鸟至，河出图”，然而最终却是“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人称其“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滕文公下·6·3》），而孔子却“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中庸·13》）等等等等。孔子天天生活在一个如此众多的极端对立的矛盾相互绞杀的内外世界中！　　
想想看，孔子一生会是“幸福快乐地生活着”吗？当然不会！　　
孔子尚且不能使自己快乐，教“他的学生”“快乐”就没有根据，焉能让“他的学生”“快乐”！焉有“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之实！于丹，不仅是在欺骗世人，也是在嘲讽“圣贤”孔子！若“圣贤”孔子在地下有知，真令孔子汗颜而无地自容。　　
于丹为了说明“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的命题，特地在其前以“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作引证。然而“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是孔子“夸奖”“学生”颜回“快乐”，并非是他“告诉”“学生”颜回“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博导”竟然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分辨不清，也可见其水平了！真是假冒伪劣！！　　
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gān）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庄子·让王》）　　
你看，是孔夫子“告诉”颜回“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还是颜回“告诉”孔夫子“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当然，是颜回“告诉”孔夫子“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孔夫子所给予颜回是“家贫居卑，胡不仕乎”的“忠告”。对此，颜回当面明确地予以回绝“不愿仕”，但是孔夫子却肯定和赞同了颜回的“自娱”、“自乐”之说。然而，颜回“不愿仕”，却是“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18·7》）！孔子对，颜回“不愿仕”的赞赏，这不仅是他唆使颜回“乱大伦”，也是孔夫子失去了原则！当然，孔子自己也并没有去“不仕”，而“自乐”、“自娱”，仍然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　　
“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又有“郭内之田十亩”，却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亦足以见回的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坐吃山空……。　　
《孟子·离娄上·7·17》：“[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当时是“天下溺”，“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何言“贤哉，回也！”回“所学夫子之道者”，非用以“援”“天下”,而用以“以自乐也”。其实，不仅不能用以“援”“天下”,也不能用以“以自乐也”。颜回“乐”吗？非也！“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庄子·田子方》）。颜回“欲哭无泪”，是装出来的“快乐”。否则何以颜回会年纪青青就“发白齿落”、“气力竭尽”，41岁而命归黄泉？孔子的学生“生活”得“快乐”吗？并不“快乐”！颜回并不是“快乐”死的！孔子的“道”，既不能让他自己也不能使其学生“快乐”！“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了一生，曾参“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8·3》）了一生！谁看见过孔子的哪一个学生“幸福快乐地生活着”来？没有！　　

天蓝星

柳下跖说得清楚：　　
“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庄子·盗跖》）　　
是柳下跖的“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之“道”可让人们“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还是孔夫子的“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之“道”可让人们“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答案是显然的，是柳下跖的“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之“道”可让人们“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而不是孔夫子的“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之“道”可让人们“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孔夫子之“道”乃使人“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同上）之“道”！岂能使人“快乐”！孔夫子之“道”是专门让“权贵”用来整治“民”、“女子与小人”，让“民”、“女子与小人”痛苦、死亡，被“权贵”所“吃”、糟蹋、杀殉之“道”！　　
在《论语》中，孔夫子究竟告诉人们些什么？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12·1》）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12·11》）　　
“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人们的是：奴隶主贵族要当好老爷，奴隶们要做好奴才！“《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奴隶主贵族“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活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让新奴隶主贵族“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孔子是要人们或者像他那样做权贵的哈巴狗过着权贵帮凶的生活，这是把幸**筑在贫贱者痛苦上的“快乐”！孔子就所追求的“快乐”就是这种“快乐”！但是他终生虽然作恶多端也并不“快乐”！他是在让人们生活“快乐”吗？当然不是！或者要人们做权贵的牛马过着奴隶的生活，人们能“快乐”吗？当然不能！他是在让人们生活“快乐”吗？当然不是！或者要人们去为权贵殉葬在阴间做权贵的牛马过着奴才或奴隶的生活，人们能“快乐”吗？当然不能！他是在让人们生活“快乐”吗？当然不是！　　
二、于丹称《论语》为“孔子的《论语》”，是一个绝大错误；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也是一个绝大错误　　
于丹称《论语》为“孔夫子的《论语》”，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论语》是由西汉等后人编辑的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汇编。再看看，其中所记，十分杂乱，既有孔子的言论，也有其弟子的言论，还有记其它的，并非是“孔子的言论集”。诸如：《论语》的第一章《学而》，共16段，记孔子的9段，记弟子的7段，记其它的0段；第十九章《子张》，共25段，记孔子的0段，记弟子的25段，记其它的0段；第二十章《尧曰》共3段，记孔子的2段，记弟子的0段，记其它的1段。孔子说得清楚，他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7·1》）自诩。《论语》既非孔子所作，也非孔子所编，《论语》的编辑与孔子无关，当然《论语》不是“孔夫子的”。于丹称《论语》为“孔夫子的《论语》”，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孔子自己说得清楚，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丹称《论语》为“孔子的《论语》”，这不仅是于丹在让孔子自食其言，也是于丹在让孔子夺人之美！若“圣贤”孔子在地下有知，不令孔子汗颜而无地自容？　　
再请看《论语》的全文。《论语》在结构布局上毫无章法，只是横七竖八的文字罗列。每章虽命有标题，但标题与其中的内容不符。例如第二章《为政》，标题是“为政”，但其中什么都有，许多段落根本与“为政”无关。《论语·为政·2·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2·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或者可能有人说，古人就是这样，往往取文章开头几个字作为文章的标题。但现在的问题是其中并非是一篇文章，也并非几篇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章。《论语》的编辑者至少应该对其中的内容“分门别类”地做一些归纳。可是连这一点《论语》的编辑者也没做。《论语》在内容上乱七八糟，大至“鬼神天命”小到“拉屎放屁”。例如：《论语·乡党·10·10》：“食不语，寝不言。”这也说明《论语》的编辑者是尽其所有，把凡所收集到的材料都用上了，也就是这么些玩意了。更有甚者是，其许多段落，前言不答后语，令人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例如：《论语·颜渊·12·3》：“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其中所记者乱七八糟，既没有时间、地点、环境说明，也没有类别，只能说是一些只言片语的罗列。例如，《论语·宪问·14·25》：“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让人如坠十里雾中，不知所云。此外，还有些段落重复。诸如：《论语·学而·1·3》与《论语·阳货·17·17》、《论语·八佾·3·15》与《论语·乡党·10·21》、《论语·泰伯·8·14》与《论语·宪问·14·26》等。《论语》没有中心，没有主题。《论语》犹如一个旧中国农村老太太的针线笸箩。像这样的稿件，在现在出版社的编辑手里，必定是被弃之废纸篓里的货色。因此从编辑上说，《论语》就不是一部什么优秀的作品，而是一部非常糟糕的作品。在《论语》中，确实记载了孔子许多言行，这不是什么光彩的记录，而是丑恶的记录，是罪恶的记录。　　
于丹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也是一个绝大错误。首先宋代赵普称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不必说“半部”《论语》，就是整部《语录》也治不了“天下”！甚至把《论语》的祖师爷孔子及其“弟子三千（其实孔子哪里有“弟子三千”？连“弟子三百”也没有！全是后儒吹出来的）统统都搭上也不行！也没“治天下”，却被“天下”所“治”！《论语》的祖师爷孔子都不行，还侈谈什么“半部《论语》”，全是扯屌蛋！　　
　 　
再看，《论语·泰伯·8·13》：“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所“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者，就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既然如此，凡是“天下”邦国有“无道”、“危乱”之地之时，孔子或不去，或早就“隐”起来了，“躲”起来了，“溜”走了，无孔子师徒“治”天下邦国之实！岂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实！“天下有道则见”，周礼畅行，“天下”邦国无“危”、无“乱”，根本就无孔子师徒“治”“天下”邦国之需！岂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需！这时不是“天下”邦国对孔子师徒有需，而是孔子师徒对“天下”邦国有需！孔子师徒从阴沟里或防空洞里爬出来“抢桃子”，“安富尊荣”，“享受生活”！　　
　 　
若《论语》真有那么大功效，那么孔子的本事岂不更大，“天下”还不被他“治”得“服服帖帖”，新王朝“东周”的“天子”他必定也早干上了！岂有“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9·9》）“道其不行矣夫！”（《中庸·5》）“吾道穷矣！”（《公羊传》）　　
　 　
请读者好好看看！孔子是靠什么“治天下”？在此，他自己说得清楚：他是靠“凤鸟”“至”，“河”“出图”，是靠“鬼神”、“天命”！“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只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他就完蛋了！“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sǎng）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当时真是天下急需用人、大批用人之际，周天子需要人保护自己避免灭亡，各国诸侯需要人为其扩充势力称王称霸以至夺取天下，……各单位都需要人，急需要人！《论语·子罕·9·2》：“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自诩做“车夫”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要求也不高，只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做个车夫也行！他周游列国，到处游说，自己送上门去，推销自己十三年，但最后甚至做车夫这个差事，他也没谋到！当然孔子之所以最后甚至做车夫这个差事也没谋到，不仅“志大才疏”，无治国才干，一个主要原因都知道他心术不正，是个野心家、阴谋家！　　

天蓝星

晏子对齐景公说得清楚：“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lù）。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邪行，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以导众”（《墨子·非儒下》）　　
　 　
“公山弗扰以费畔”、“佛肸以中牟畔”皆“召”孔子，而皆知孔子必“欲往”（《论语·阳货·17·5》、《论语·阳货·17·7》）！说实在话，这样的人，正经人也不敢用！　　
 　　
当时，就是因孔儒一伙把其父母之国“鲁”越“治”越“无道”，最后只好宣告彻底完蛋了事！战国时沦为小国，公元前256年为楚所灭。把周王朝的“天下”越“治”越“无道”，最后只好宣告彻底完蛋了事！公元前256年为秦所灭。其后又有哪一个封建王朝，最后不都是被孔儒“治”死了事！　　
　 　
孔儒多牛皮匠，多马屁精。儒“圣人”孔子以吹牛为最。诸如：《论语·述而·7·30》：“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这不仅是在搞唯心主义，亦是在吹牛皮放大炮。尽管孔子“欲仁”了一辈子，其临死“斯仁”亦未“至矣”！“道其不行矣夫！”《论语·里仁·4·6》：“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子路·13·10》：“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卫灵公·15·1》：“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想“有用”孔子“者”，然而他第二天就溜走了！滥竽充数，充不下去，只好滚蛋！《论语·为政·2·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据钟肇鹏的《孔子年谱》，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活了七十三岁。由其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看，孔子说此段话时，至多是其临死前三年，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评价。《论语·微子·18·7》：“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莜。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据锺肇鹏的《孔子年谱》说，时孔子六十二岁。由此可见，孔子最迟在六十二岁之前就“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这也就是说孔子早在六十二岁之前就已经知道其“道之不行也”，他并不“知天命”，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在七十岁以后仍然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五十而知天命”！　　
　 　
儒的“亚圣人”孟子次之。《孟子·公孙丑下·4·13》：“[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然而，孟子却不能救一小国的一时之急。《孟子·梁惠王下·2·13》：“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当时的统治者，也知道孔子“儒生”是一些“秕糠”之辈，并非富国强兵之才。例如《孟子·公孙丑下·4·10》：“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注意：齐王要“养”孟子师徒是“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言行忠顺臣子所仿效的榜样、模范，一个摆设，而并非辅弼之臣。《孟子·尽心上·13·32》：“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也承认“君王”利用孔儒一类“君子”所能做的和孔儒一类“君子”所能做的就是鼓吹“孝悌忠信”，而让君王“安富尊荣”！当然孔儒一类“君子”从而也“安富尊荣”！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吴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看，其实孟子一生也没干什么事，只是“受业子思之门人”，就以为自己“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阔于事情”，只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走出家门溜了一个小弯，就又跑回家去了，仅此而已！　　
　 　
儒的“三等圣人”朱熹以谄媚为最。朱熹吹捧“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熹语类》）。令人肉麻！李贽辛辣地讽刺和批驳朱熹说难怪在孔子以前，“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焚书·赞刘谐》）。其实，朱熹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和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针锋相对。朱熹连一点最起码的逻辑都没有！朱熹是在肯定孔子？还是在否定孔子？是在赞美孔子？是在嘲讽孔子？朱熹说在天生孔子之前，“万古如长夜”，而孔子却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自诩。孔子之所“信”、所“好”、所“述”者，“古”也，“尧舜”、“文武”也。“尧舜”、“文武”，皆是“天不生仲尼”之前者也，皆是朱熹的“长夜”也！而孔子的“长昼”也！孔子所“信”、所“好”、所“述”者，皆“长夜”也！孔子不除，中国“长夜”不止也！“长夜难明赤县天”，千年魔怪舞翩跹，人民大众苦难言！　　

天蓝星

汉“孔儒”为了美化圣化神化孔子，不但把孔子弄成了不人不鬼，还把孔子之母也搞得不良不娼。由“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变成孔子是由其母感黑帝而生，其相貌头是四方高，中央低（《礼含文嘉》），海口、骈（pián）齿，舌理七重，龟脊、虎掌（《孝经纬》），其胸口上有“制作定，世符运”（《春秋·演孔图》）六个大字。说孔子是受“天命”来到人间他能知过去未来，其使命是“为汉制法”。孔儒为了其私利不仅把“纥与颜氏女”侮辱了，把孔子侮辱了，也无缘无故地把神圣“黑帝”侮辱了！试问孔儒到底是“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还是颜氏女感黑帝而生孔子？　　
　 　
[淳于髡]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孟子·告子下·12·6》）　　
　 　
在此，淳于髡不仅向孟子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向世人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然而，对此孟子并没有回答，只是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来搪塞淳于髡！这不仅南辕北辙，所答非所问，而且更说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百里奚与子思等是一类人吗？当然不是！子思等是崇尚“仁义”，“克己复礼”，“法先王”，而百里奚是锐意改革，崇尚“耕战”，“法后王”。故“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而“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孔孟儒家非治国之贤良，而亡国之祸患也！更岂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实！《孟子·公孙丑上·3·3》：“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谓“霸”何谓“王”，孟子心知肚明，清清楚楚！孟子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百里奚是“以力假仁”而“霸”者，并非“以德行仁”而“王”者。孟子也明明白白！孔孟儒家褒奖“王”而贬恶“霸”。孟子明知：百里奚并非是孔儒所褒奖的“贤良”，而是孔儒所贬斥的“小人”。然而，孟子何以在此要把“秦穆公用之而霸”的百里奚拖出来滥竽充数，充当儒家圣贤，以忽悠，搪塞淳于髡之问？真令人忍俊不禁！由此，不仅说明儒家的无人，也足见孟子的无赖狡辩和卑鄙无耻以及其人格之卑鄙！　　
　 　
无论如何，旧奴隶制周王朝的覆灭，新封建制秦王朝的诞生，就给孔子“儒术”“治天下”无用下了定论！　　
　 　
至于赵普说他“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则全是胡诌乱扯！他既没有“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3·19》），也没有“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12·1》）；而“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不仅没有使他“弗畔矣夫”（《论语·雍也·6·27》），也没有让他“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20·1》）。赵普原是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的谋士。赵普主要做了两件事。首先他协助赵匡胤和其弟赵匡义谋划，搞了一个阴谋“陈桥兵变”，反叛并谋夺了当时年幼周恭帝的皇位，拥立赵匡胤当上了皇帝，他自己当上了宰相。《论语·泰伯·8·6》：“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赵普和赵匡胤、赵匡义，皆“小人”也！其次，他又协助皇帝赵匡胤搞了一个阴谋“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高级将领的兵权，实现了赵匡胤的君主集权专政。这里头哪里有什么“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影子？宋是中国历史上内患外忧最多，最动荡不安的封建王朝，这都是赵普之流“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结果，最后也是“治”死了事。当然，赵普与孔子在本质上都是野心家、阴谋家！　　
　 　
“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明］李贽：《续焚书·圣教小引》）。赵普称他“自己”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于丹也从而称之。于丹不仅是在欺骗世人，也是在嘲讽“圣贤”孔子！倘若“圣贤”孔子在地下有知，真令其汗颜而无地自容。　　
　 　
孔子“儒术”是一种阴谋。实际上既不可用于“治国”，也不可用于“用兵”。“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史记·刘敬叔列传》）但用于独裁政体下宫廷权力之争等诸如曹丕、奕（yì）詝搞“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及诸如王莽巧伪孝仁，以让为夺的鬼把戏却往往易于凑效得手！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何其多也！笔者估计若有感兴趣者统计一下，写成文字也得“汗牛充梁”！这是中国“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特色”！　　
　 　
三、于丹居心叵测。“民”、“女子与小人”的解放之路，任重而道远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17·25》）　　
　 　
孔子说：惟有与女子和小人难以相处，你亲近她（他），她（他）就对你不逊；你疏远她（他），她（他）则对你怨恨。　　
　 　
孔子错了。事实胜于雄辩。于丹（或于丹现象）就是一个反证。于丹用她的行动，完全粉碎了孔子的这一胡诌。于丹不仅并非“难养”，而是好养；也并非“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而是“近之则孙，远之也亲”！于丹这个“女子与小人”从反面否定了孔子对“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胡说！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8·20》）　　
　 　
说舜有五臣而平治天下。周武王说：我有平国治乱之臣者十。孔子说：人才难得啊！难道不是吗？尧舜之后，以武王时最盛，武王称他有治乱之臣者十。其实在其中还有一个妇女，仅有九人而已。当时，周“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殷纣。其德可谓至矣。“有妇人”，其中有一妇女。传说是指文王的后妃，武王之母，太姒有盛德。“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可见孔子鄙视妇女之一斑。甚至连武王之母，都算不上是一个“人”！孔子还“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却公然对文王之妻、武王之母如此侮辱，文武在天之灵倘若有知，岂会让他!在孔子六百余年前，周武王就承认“妇人”是“人”，然而孔子却否认其是“人”。由此，也足见孔子之荒谬！在此有人会问：“妇人”也是“人”嘛！是啊！然而，孔子对此却不认同！既然连文王的后妃，武王之母，有盛德的太姒在孔子眼里都不算是个“人”，于丹在孔子眼里是否算是个“人”？当然不是！于丹在其“圣贤”孔子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个“人”！于丹对孔夫子的以往情深，也只是“剃头挑子”于丹“一头热”！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史记·孔子世家》）　　
　 　
按孔子所说当时鲁国“父母死、守丧三年”的礼制，孔子理应在母亲的庐冢旁吃冷饭菜汁，还要吃不饱才对。但当季氏设宴张乐招待士人时，他竟然不请自到，自讨没趣。结果被季氏家臣阳虎挡在门前。阳虎还冷言嘲笑他说：“季氏招待的是士人，不是你！”孔子赚了个没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