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边缘的阿尔及利亚？

吉尔一片天

2016-10-15 邓哲远 [url=]阿尔及利亚华人街[/url]

在2011年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中，阿尔及利亚的政权保持了相当的弹性。但在过去五年间，阿尔及利亚内部出现了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和危机。

近日，Francisco Serrano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刊文，指出了阿尔及利亚目前内外交困的局面。除了总统布特弗利卡身体欠佳等问题外，作者重点分析了情报系统改革、宪法修正案等问题，并认为阿尔及利亚的政权仍然会蹒跚前行。

一、文官国家？

2016年1月，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解散了大权在握的情报和安全部（DRS），并设立直接向总统负责的安全服务局（DSS），由原DRS负责人AthmaneTartag将军担任领导。而在2015年9月，布特弗利卡撤下了长期领导DRS的Mohamed Mediène将军。

尽管Mediène在阿尔及利亚是相当神秘的一位人物，但他对布特弗利卡来说至关重要。正是在他的领导下，DRS才确保了布特弗利卡能够在每次大选中胜出。作者认为，表面上布特弗利卡解散DRS是为了将其从政策机构转变为反恐机构。

但事实上，这是在为未来的政权转移消除障碍。毕竟，DRS通过操纵大选、监督政党和积极分子，长期在阿尔及利亚政坛发挥着重大作用。而这一机构的解散，也符合政府要建设「文官国家」的口号。但政府能为此付出多大的努力仍值得怀疑。旧的情报机构倒下，新的情报机构进一步被总统及其同盟掌握，这才是比较可能的结果。

军队、安全机构和总统组成了阿尔及利亚政权的结构基石。但是《祖国报》的作者HacenOuali向本文作者表示，在布特弗利卡的统治之下，金钱已经作为新的影响力来源而出现。他认为，一个金融寡头集团已经诞生，这是围绕着布特弗利卡弟弟赛义德的商业网络，而赛义德正是通过政府协议以及在阿的外国公司获益。金钱卷入权力系统，使得政权运行的传统方式不再稳定。

二、宪法修正案

除了情报机构的改革，宪法修正案也是现代化的手段之一。2016年2月，新宪法获得议会通过，改革手段包括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承认柏柏尔人的塔玛齐格语为官方语言；政府总理在议会多数党中产生。

宪法改革是2011年政府为了平息抗议而提出的决定。但作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实质性的变化。新宪法由政府起草，并没有经过议会公开讨论，正因为如此，不少议会反对党宣布抵制投票。

而事实上，在投票开始前，议会发言人就已经宣布了布特弗利卡祝贺新宪法通过的贺信。政府也没有打算将宪法交由全民公投。自独立以来，这些事项往往都是秘密决策，最后在部长会议或者议会中通过，以获得法律和政治上的合法性。

在政党方面，民族解放阵线（NFL）长期是阿尔及利亚的执政党。内战期间成立的民族民主联盟，虽然最初与民族解放阵线进行竞争，但如今他们作为议会中最大的两个党派，都成为了统治寡头的政治工具，都支持了今年的宪法改革。而部分反对党对宪法修正不感兴趣的原因在于，宪法对上层统治精英和下层被统治者的适用程度不同。

例如，宪法规定高级政府官员只能拥有阿尔及利亚一国国籍。但事实上，一些政府高官在投票时仍然拥有双重国籍。投票结束后，政府才会宣布双重国籍人士不得担任的具体职位。

自1999年上台以来，布特弗利卡进行了三次宪法改革，分别在2001年、2008年和2016年。但作者认为在阿尔及利亚，宪法改革和大选一样，都可以产生统治精英希望的结果。2008年，布特弗利卡取消了宪法中两届任期的限制，保证其能够在2009年和2014年两次连任。而现在政府为了表明民主化的努力，又恢复了两届任期的限制。

二、阿拉伯之春

2011年，源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迅速蔓延到周边许多国家，阿尔及利亚也不例外。但不同于本•阿里仓皇出逃，阿尔及利亚政府仍然牢牢掌握着政权。本文作者从亲身经历、历史因素以及政府反应等三个角度分析了这一原因。

2011年初，作者在阿尔及利亚看到政府高效、快速地阻止任何示威的苗头。他们采取的手段包括关闭原定举行抗议的城市广场；关闭通往首都的公共交通；驱离聚集在街头的人群；将抗议者分隔为几个小群体以及扣押积极分子等等，据作者所观察，任何一次抗议中，警方人数都多于抗议者。

此外，历史记忆的因素阻碍了阿尔及利亚抗议规模的扩大。在上世纪90年代，内战在阿尔及利亚爆发，导致15万至20万人死亡，此外，还有更多的人被强暴和折磨。Ouali表示，『阿尔及利亚人每天都有理由起来革命，但更有理由不希望发生革命。因为我们过去的抗议运动导致了一场残酷的内战。』

面对抗议，政府也做出了一系列政治让步。例如2011年2月，政府宣布解除1992年以来的紧急状态；两个月后，政府保证宪法改革，允许更多的政治开放空间；9月份，广播电视领域向私人电台开放。

三、贿赂问题

每天，阿尔及利亚的街头上都有抗议发生。人们抗议的目的大多是工作岗位稀缺、通货膨胀严重以及房屋等设施缺少。基本上，他们反映的都是社会问题，而没有表达政治诉求。年轻人不仅抱怨缺乏工作机会，更对国家拒绝给予他们公民待遇而不满。他们在向地方政府、行政机构提出的正当诉求常常被拒绝，甚至受到差别对待。因此，为了避免差别对待和滥用权力，在地方政府办事时往往需要认识警察局长或者内部工作人员。

贿赂和大规模腐败在阿尔及利亚同时存在。而腐败案件常常与基建项目、政府合同相关。尽管不少人都会因此受到处罚，但不同人的待遇常常并不相同。例如，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公司（SONATRACH）的前领导人Mohammed Meziane仅仅因为贪腐问题被判五年缓刑和1.7万欧元罚款。

这一案例反映了阿尔及利亚司法系统的本质。Amine Sidhoum，一名阿尔及尔的律师向本文作者表示，阿尔及利亚的司法系统仍然很容易受到政治的影响，因为总统负责任命关键岗位的法官，司法系统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四、强迫失忆

除了政治停滞不前和经济困难，阿尔及利亚还受限于历史上的两场战争。第一场战争是1954至1962年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中涌现了大量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英雄，他们现在仍出现在各类书刊上，他们的名字还被用来纪念阿尔及尔的各条大街。解放的代价是100多万名阿尔及利亚人的牺牲，而回报的则是民族的独立。

第二场战争是上世纪90年代政府与伊斯兰武装分子的战争，相比第一场，这场战争更加隐晦，但影响却更加深远。据最高的统计数据显示，这场战争导致了约15万至20万人丧生。尽管这场战争的阴影仍留存在很多人的脑海中，但是政府和军方却将这段黑暗的历史置于一边，社会上也不存在公共讨论空间。

1999年，政府宣布大赦，允许数千名武装分子缴械；2005年《民族和解和和平宪章》经全民公决高票通过。尽管这两项举措带来了和平，但对数千名在战争中消失的阿尔及利亚人来说，针对他们的调查或起诉被排除在外。上千名阿尔及利亚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所爱的人发生了什么。

当年的受害者Sidhoum认为，DRS的解散只是为了安抚国际社会。这种修正只是阶段性的，每隔几年就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每次政权内部产生危机，他们就会改换门面。

五、廉价石油

自从1971年布迈丁总统将油气行业国有化以来，油气出口一直是阿尔及利亚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直到现在仍支撑着国家政权。但依赖石油收入常常伴随着危机。上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下跌以及政府补贴的减少成为90年代内战的背景。

而如今，石油收入继续决定着政府的能力。油气出口占阿尔及利亚出口的97%，占政府财政收入的60%。但石油价格从2014年6月的100美元每桶下跌到40美元每桶，2015年石油出口收入下跌41%，仅有357亿美元，而且预计今年收入仍然会继续下降。

低油价导致阿尔及利亚的外汇储备从2013年的1940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1430亿美元，而财政赤字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2015年GDP的16%。油气资源使得政权能够买来和平，但也使他们缺少了发展其他产业的动力。阿尔及利亚对进口产品的依赖，使其经济受到了2010年后期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影响，导致人们因食品价格上涨而发起抗议。

短期来看，政府能够通过动用外汇储备或者向国际市场借款以渡过难关。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措施很难收获成效。阿尔及利亚人也正处于焦虑之中，他们意识到事情可能会越来越糟糕：2016年的电价、燃气价格会上升；失业也会增加……

政府已经保证要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并开放私营市场。但这些措施都需要时间。在21世纪初油价上涨的那段时间里，政府把恢复战后的和平作为首要任务，没能实现经济多元化是其最大的错误之一。但其实从2006年以来，油气产出就已经出现下降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投资不足，以及因大规模基建项目和生活用品补贴，而导致财政开支的增长。

根据IMF的统计数据，2015年130.5美元每桶的油价才能保证阿尔及利亚财政预算平衡，而2003年只需要20美元的价格。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政府已经冻结或者推迟了一些基建项目，并且很有可能对补贴体系进行全面改革。

另一项帮助刺激经济的手段是推动私营部门的发展。过多的繁文缛节束缚了国内私营部门的发展，根据世界银行集团关于商业环境的排名，阿尔及利亚在189个国家中排名第163位。与邻近的突尼斯和摩洛哥相比，在阿尔及利亚开办公司所需的时间和手续都比前两者麻烦。

这使得阿尔及利亚很难吸引外国投资，并且会削弱本土企业。在2016年的预算中，政府引入了新手段以吸引私人投资，其中一项是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国有企业最多66%的股份，并且5年后经政府批准可以全资出售。理论上，这一措施是提升私人资本的表现，但影响有限。

六、内部敌人

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面临高风险的恐怖主义威胁。报纸上每天都会出现击毙恐怖分子的新闻，政府方面称2015年共击毙了109名恐怖分子，但政府不会公布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或者解释恐怖分子的行动或计划。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东部的卡比利亚地区。这里位于阿特拉斯山区，在村庄以外，有着大量无人居住的山区，非常有利于武装分子躲藏。在这一地区，军方守卫着每一个路口，试图占领，或者至少控制所有无人定居的地区，但其实敌人究竟是谁并不清楚。

卡比利亚地区恐怖分子的活动是内战的遗留问题。在内战结束时，萨拉菲布道与战斗组织成立，并随后演变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2001年柏柏尔之春期间，这一组织在这里扎下了根。

对此，作者在文中指出了两种相关的说法：有人认为，军方在这里驻扎的原因是政府势力与当地人的紧张关系；然而还有人认为，政府鼓励，或者至少允许恐怖组织在当地运作，并以此将军事力量存在合法化。他们将政府在这里强大的存在感视为此前将柏柏尔人“阿拉伯化”的延续。作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可能两者皆有。

在南部，阿尔及利亚的安全挑战更加明显。武装分子已经越过与利比亚、马里的边界，在阿尔及利亚境内发动恐怖袭击。2011年以来北非和萨赫勒地带局势的恶化加强了阿尔及利亚在这一地区作为西方反恐盟友的地位，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和美国的合作在近几年因此得以强化。但这种合作会帮助减缓要求统治者自由化的国际压力。

作者认为，阿尔及利亚的政权仍然会蹒跚前行。石油价格会部分决定这一政权回应人民不满的能力，而当前领导层为将来布特弗利卡去世后所做的准备也会产生很大影响。这一政权是幸运的，毕竟反对派仍然非常分裂。但如果政府没能进行必要的改革，公众的不满、长期的暗流可能很快就会涌现。

参考文献

Francisco Serrano, " Algeria on the Brink? Five Years After the Arab Spring ", Foreign Affairs, 27 May 2016.

文 \ 邓哲远 编辑 \ 张帅

注：本文首发于头条号中东研究通讯，中东研究通讯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