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波兰汉学家的中国情缘

　　爱德华·卡伊丹斯基(Edward Kajdański)是波兰当代著名汉学家,他一生对于中国及波中交往历史和现状的介绍,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不仅在波兰无人可比,而且在西方也是极为少见的。他和他所敬爱的波兰汉学研究的开创者,也是我们所熟知的波兰17世纪中叶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一样,把一生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让波兰乃至全世界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和促进中波友谊的发展上。而今虽已92岁高龄,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希望有更多的精品力作传世。在这里,我要对这位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卡伊丹斯基表示崇高的敬意。

　　一个故乡在哈尔滨的波兰人

　　卡伊丹斯基的父亲是一位波兰铁路工程师,早年在俄国工作,因沙俄当时要在中国东北修中东铁路,和日本争夺势力范围,他在1906年和1923年曾两次被所在公司派遣,来到哈尔滨工作,并在这里结婚成家,卡伊丹斯基就在1925年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

　　最近,卡伊丹斯基先生作为我的故友又写信给我,向我深情回忆了他当年在哈尔滨的经历和往事,以表达他对故乡的热爱和眷恋。他说:他小时候先是住在哈尔滨新城(今东直大街)秋林公司附近的一座大楼里,他父亲当时是这家公司进口汽车技术部的主管和新式汽车展览会的负责人,家里原来是很富裕的。

　　可是,在他11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当时没有工作,收入很少,从此家境每况愈下。他和母亲不得不搬到哈尔滨埠头区(今道里区)的一栋小房子里居住。后来他们又搬到了埠头区西边的一个更加贫困的城区,当时叫松花江小城,那里既没有石头马路,也没有人行道,不过离松花江很近。他们在那里一条叫水洼子街的一栋小木头房子里住了14年。当时在这个城区居住的除了中国人,还有许多朝鲜人和俄国人,有些中国人就与他们一家同住一个小院,是他的邻舍,也是他的中国朋友。因为住地靠近河边,假期的大部分时间卡伊丹斯基都是在河上度过的。那时候他常和小伙伴们租一条小船,划到对岸或者别的地方。冬天那里有很多溜冰场,年少的卡伊丹斯基也学会了溜冰,而且溜得很好。

　　卡伊丹斯基说,他一想起在哈尔滨上学的情景,就觉得没有比那个时候更美好的了。他就读的那所波兰中学以波兰著名作家、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亨利克·显克维奇而命名,这里有最优秀的教师,教学内容涉及的范围比波兰国内的中学还要广泛,学校里还开了中文课(由波兰和中国的教师任教)和英文课。他们还学过有关远东的历史和地理的课程,这门课是用英语讲的。有时候,老师还带领学生离开哈尔滨,到历史上曾经建立在东北的辽、金等国的古迹去访问,这大大地激发了他对东亚历史和考古研究的兴趣。后来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深造,当时这里的教学水平也很高。正因为如此,他在这所学校毕业后,能够多年在波兰一些大的工厂(1000人以上的工厂)担任总工程师等要职。

　　卡伊丹斯基先生是1951年离开哈尔滨的,那时候这里的波兰人都要离开中国,由当时的波兰政府发给他们回国的路费。但是所有这些生长在中国的人告别哈尔滨到欧洲后,对故土真是一无所知。卡伊丹斯基在他的一本书中谈到他当年离开哈尔滨的感受时,只说了两句简单的话:“这是我一生中度过了26个春秋的家,我没有别的家。”

　　汉学研究成果令人叹为观止

　　回国后,卡伊丹斯基作为一个工程师,曾就职于波兰一些工业部门,后因了解中国的情况,从1957年开始在波兰外贸部工作,并于1963年重返中国,在波兰驻华使馆商务处工作,1971—1972年曾任波兰驻华使馆一等秘书,1979—1982年任波兰驻广州总领事馆的总领事。作为波兰驻华外交官,他先后在北京、广州生活了近20年,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长期以来,卡伊丹斯基利用业余时间和退休后的时间,一直从事汉学和东方学的研究。他以惊人的热情和毅力,撰写和出版了30多部著作,主要有:《丝绸》《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69年经济发展概述》《中国和外部世界贸易关系发展概况》《珠江三角洲》《中国的建筑》《格罗霍夫斯基要塞》《圣彼得和保罗的一次不寻常的航行》《贝尼约夫斯基的秘密、发现、阴谋和造假》《长城的巨影——波兰人是怎么发现中国的》《中国百科全书》《西藏公主》《明王朝的最后特使卜弥格传》《中国的使臣卜弥格》《卜弥格描写的世界》《卜弥格的中医的秘密》《卜弥格文集》和《回忆我的大西洲》等。这些著作主要表现了他在三个方面的研究。

　　一是对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如在《丝绸》中,他详细介绍了中国的丝绸和其他名贵物产,当年从中国运到中亚细亚、近东和欧洲后,因为它们高贵的品质和精美的制作工艺,是如何受到当地政府、社会各界著名人物和普通老百姓的极大欢迎和高度评价的,这不仅大大增进了古老的中国与西方的商贸和文化交流,而且使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对中国的文明成就有了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正因为这样,才有西方人把这段历史称之为“丝绸之路”的历史,从而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为促进世界文明发展所作的伟大贡献。卡伊丹斯基这部著作出版后,不仅在波兰受到高度重视,被定为波兰高等艺术学院的教科书,而且对于我们认识当年“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地位,以及今天习近平主席为增进各国人民的合作和友谊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很有帮助的。

　　卡伊丹斯基的另一部分著作,主要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经济建设的发展状况,并对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他认为中国经济放眼世界,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增进了各国人民的交流和友谊,值得称道,这是一个外国人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建设最深刻的理解。

　　卡伊丹斯基著作内容的第三部分,也是他写得最多的,即波中文化交流史研究。在《长城的巨影——波兰人是怎么发现中国的》等著作中,他介绍了继17世纪波兰传教士卜弥格来到中国后,在18、19和20世纪上半叶,几十位波兰友人在中国的经历和生活的情况。在这些先后来到中国的波兰人中,有的参加过中国主要是东北早期的城市和铁路建设,也从事过当地的文化和教育工作;有的帮助中国人和外商建立、发展贸易关系,促使了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有的派遣医疗队,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有的甚至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和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些波兰友人根据他们当年在中国各地的见闻,以各种形式向西方介绍了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民高度的文明素质、优良品德和对外国人的友好态度,充分表现了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为增进波兰乃至西方和中国的友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百科全书》是卡伊丹斯基一生对中国认识的汇总,其中有关于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国地理、中国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中国历史和当代名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状况等诸多方面的介绍,共880条,是他花了5年时间才写成的。这部书的出版,使波兰广大读者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的古今,能够获得全面的了解。

　　卡伊丹斯基还告诉我,在他的影响之下,他的女儿亚历山大从小就爱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的舞蹈和丝绸。此外她对“丝绸之路”的历史也很感兴趣,《丝绸》这部著作就是父女俩一起写的。《中国百科全书》中有关中国的丝绸、服装、舞蹈、戏剧和中国文化其他的条目也都出自她的手笔。《回忆我的大西洲》则是卡伊丹斯基先生对他当年在哈尔滨生活回忆的汇总,可见他对中国故乡具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波兰当代的卜弥格

　　卡伊丹斯基的研究填补了波中交流史的诸多空白,而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他对卜弥格的研究。

　　卜弥格是波兰历史上最著名的汉学家。早在17世纪中叶,他就作为一个波兰耶稣会的传教士到过中国,并且通过他在中国的实地考察,撰写了大量科学著作,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地理位置、历史、语言和文化、风俗习惯、名贵物产、动植物和中医等都作了全面的介绍,是第一个向西方广泛介绍中国古代文明的西方人。卡伊丹斯基在读中学时就已经了解到卜弥格在中国南明朝廷里的活动情况,但他当时并不知道,卜弥格还有那么多关于中囯的科学研究著作,因此他在1978年初,就饶有兴味地开始了对卜弥格的研究。翌年担仼波兰驻广州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后,在广东省政府的支持下,他在1978—1981年间曾多次前往云南、广西、福建及海南等地考察,寻访卜弥格的足迹。他还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图书馆获得了许多有用的资料。从中国回到波兰后,他就撰写了《珠江三角洲》和《明王朝的最后特使卜弥格传》这两部著作。

　　1989年5月,我应波兰文化部密茨凯维奇研究所邀请去波兰访学,结识了卡伊丹斯基先生。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和他合作,对所有关于卜弥格的生平和成就的材料进行整理和研究。首先,我将卡伊丹斯基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明王朝的最后特使卜弥格传》 和《中国的使臣卜弥格》这两部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对卜弥格的生平作了初步的介绍。随后,我和卡伊丹斯基先生接受了当时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的建议,将目前我们能够收集到的卜弥格的所有著作都翻译成中文出版,以便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对这位波兰汉学家的伟大成就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其办法是先由卡伊丹斯基将卜弥格的拉丁文原著翻成波兰文,再由我翻译成中文,编成《卜弥格文集》。经过我们十多年的努力,这部文集终于在2013年问世。

　　《卜弥格文集》在我国出版后,受到了读者和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同时也引起了党中央对这个历史人物的重视。2015年6月,在对波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波兰《共和国报》发表题为《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的署名文章,就首先提到了卜弥格,说他“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成果的欧洲人,被誉为‘波兰的马可·波罗’”。如果说卜弥格是“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成果的欧洲人”,是波兰汉学研究的开创者,那么在我看来,卡伊丹斯基就是波兰当代的卜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