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另一面——德国社会隐蔽的贫富裂痕！

风华

“我活着，但我无法好好生活。”71岁的退休护士多丽丝(Doris)在德国曾经的采煤城镇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表示，“我没钱去看芭蕾，甚至拿不出10欧元去看场电影。但真正让我心痛的是没钱给孙子孙女买礼物。”

多丽丝身上清楚地体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告诉德国人，他们“生活在德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候”，然而生活在这个国家内的很多穷人却不这么想。

9月的议会选举给他们提供了一次发声的机会。默克尔的主要对手、社民党(SPD)领袖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如今以社会不平等为他竞选的核心议题。“是时候争取更多平等了，是时候让马丁•舒尔茨大展身手了”(Time for more equality. Time for Martin Schulz)——这是社民党的主要口号。

不平等所受到的关注可能看似出人意料，特别是在工业化世界的其他国家正在一旁羡慕地看着德国的经济表现的情况下。德国非常富裕，人均收入居欧盟大国之首，轻松领先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德国的失业率为欧盟国家中最低的：劳动力短缺才是德国老板们最头疼的问题。

但是，正如舒尔茨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贫富差距的阴云笼罩着很多德国人。这些问题格外引人关切，因为很多德国人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在二战清除了旧的精英阶层、留下一个更平等的国家后，他们生活在一个格外公平的社会中。

在最近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的电视调查中，选民们把社会不平等列为德国第二大问题，仅次于德国政府的难民政策。而失业（欧盟其他国家的主要问题）则排在第五位。

德国有汉堡、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等富裕城市、以及成百上千个成功的工业小镇，它们构成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柱；而盖尔森基兴处于德国经济天平的另一端，与构成德国经济支柱的那些城镇风马牛不相及。

和其他很多较贫困城镇一样，问题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央政府资金的帮助下，盖尔森基兴开发了现代购物步行街、闻名遐迩的音乐厅和德甲(Bundesliga)领先球队沙尔克04(Schalke 04)世界级的足球场。

不久前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盖尔森基兴街头那些身着设计师品牌T恤、牛仔裤和运动鞋的居民，哪怕放到任何时髦度假村也不会显得寒碜。该市社会服务主管安妮特•贝格(Annette Berg)表示：“你能看到盖尔森基兴的贫穷吗？看不到。因为（德国社会保障）还可以，街上的人们不至于露出穷样。他们会确保孩子穿得体面。但没有工作的他们买不起任何好一点的东西。”

多丽丝在盖尔森基兴的很多邻居都被困在同一条“破船”上。受煤价下滑打击，曾经靠煤炭致富的盖尔森基兴现在成为了德国最贫困的城镇之一。去年该镇的失业率为14.7%，在大城镇和城市中居首，远远超过5.5%的全国平均失业率。家庭收入也处于最低之列，健康水平也一样，甚至孩子的健康水平也处于全国最低水平。

此类情绪如今正开始驱动德国的政治辩论。为社民党担任顾问的经济智库DIW的负责人马塞尔•弗拉茨舍尔(Marcel Fratzscher)表示：“经济状况良好。最大的问题在于那些落在后面的人。”

默克尔的保守派支持者对此一直不认同：他们看到了帮助某些贫困群体——比如贫困的退休老人或长期失业者——的必要，但并不认为德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问题。亲商业的德国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主任米夏埃尔•许特(Michael Hüther)表示：“与其他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危机以及其他变化相比，德国现在并未处于糟糕的境地。就现在的不平等状况而言，我们不需要采取措施解决不平等问题。”

然而，在不久前接受年轻主持人采访的YouTube视频里，默克尔承认不平等现象正成为政治问题。她称：“这关系到很多很多人。”

那么，德国有多不平等？在默克尔政府执政的12年里是否有变化？数据表明，自1990年德国统一以来，这个国家确实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了，但在过去五年经济产出强劲增长、就业改善和薪资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不平等问题已部分缓解。

在家庭收入方面——这或许是普遍不平等现象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德国接近于欧盟平均水平。但在财富方面，德国远不如欧盟其他国家平等，该国较富裕家庭控制的资产比例大于绝大多数西欧国家。最底层的40%的德国人几乎没有资产，甚至没有银行存款。

就收入而言，最穷的10%的德国人和最富有的10%的人之间的差距，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扩大。其中的原因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同，即科技变革带来的全球化和失业。

在统一后德国最初经历了经济停滞，之后得益于出口繁荣、工会在薪资问题上的克制以及“哈尔茨四”(Hartz IV)一揽子劳动市场和社会福利改革计划（推动更多失业者找到工作），德国实现了经济复苏。

随着“哈尔茨四”——由默克尔的前任、社民党人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通过——的好处逐渐显现，整体效果是令人瞩目的：不仅恢复了德国在欧盟内龙头老大的地位、并巩固了在2005年上台的默克尔的支持率。

但是，尽管失业率下跌，但收入较低人群最初得到的好处少于收入较高人群。过去五年，随着工会为员工赢得了较大幅度的涨薪、以及2015年起生效的法定最低工资支撑了薪资水平，两个人群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在降低失业率以及就业人数提升至创纪录的4400万方面，发挥显著作用的是“迷你”工作（受监管较少的兼职岗位）增加，从2002年410万个岗位增加至今年的逾750万个岗位。“迷你”工作的支持者表示，它们可以为某些群体创造机会，比如照看家中幼儿的妈妈、学生以及退休老人。但是批评者认为，“迷你”工作往往取代了全职岗位，特别是在餐饮和零售行业。德国工会联合会(DGB)表示，“迷你”工作非但没有为雇员转到永久岗位上铺平道路，反而成为了他们走不出去的“死胡同”。

在知晓如今有多少家庭依赖于从事“迷你”工作者支撑后，舒尔茨正谨慎地围绕该问题展开行动。他针对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主要竞选承诺是对高收入者增税，从而支撑为那些中低收入者减税。默克尔则提出以预算盈余为支撑为所有人减税。

收入要出现更大幅度的转变，才能抵消造成德国不平等现象的一个更大的原因——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资产分配。资产在德国尤为不均衡。尽管德国的亿万富翁数量比不上英国，但德国有大批百万富翁——往往集中在拥有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家族中。

为社民党担任顾问的弗拉茨舍尔表示：“最富有的10%的人集中控制着财富，这往往是代代相传、日益扩大的生产性财富。最贫穷的40%的人一无所有。”

三个因素正在发挥作用。第一，只有45%的德国人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其他人租房，在大城市尤其如此。大城市里的房产价值很高。在投机性买家较为罕见的情况下，过去几十年来德国房价相对稳定，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大城市房价急剧上升，进一步拉大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财富差距。尽管市场提供可负担得起的住房，但不鼓励有房者投资——而这在其他地区正是积攒财富的普遍方式。

第二，对于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供职于全职工作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德国的国家养老金是丰厚的，但盖尔森基兴的多丽丝与他们不同。富人还有私人存款来补充他们的养老金，但德国普通人没有存款。大体上，对于老年人来说，国家养老金所能保障的生活，至少不比美国和英国普遍存在的私人基金差。但国家养老金缺少资金取用的灵活性——例如，你不可能提前退休、一次性支取全部养老金——这些钱或许能够为创业提供启动资金。

最后一点，德国遗产税法有利于企业主。该法律基本上对投入生产企业的资产免于征税，只要继承人承诺保留就业岗位。这种亲商业的措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富有的德国人有动力把钱留在家族企业里并因此变得更加富有，而不是像其他国家的富人一样把钱投入豪宅或艺术品等资产上。

去年，当德国联邦宪法法院(Constitutional Court)裁定该法律对企业主过于有利时，默克尔领导的保守党-社民党执政联盟曾有机会彻底修订该法律。但政府只进行了微调，除极左翼外几乎没有人公开抗议。

对遗产税进行重大改革并不在舒尔茨的政治议程上。大多数德国人同意许特的观点，这位亲商业的经济学家称：“我没看到不平等问题……因为小企业主承担着提供就业、从而造福社会的义务，由此才换来税收优惠。”

收入和资产的分配不均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在由工业化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OECD)举办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德国学校领先于欧洲学校。但在缩小富有家庭和贫穷家庭的孩子之间的差距上，德国学校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2015年，在德国，学生的家庭背景对其成绩差异的影响是16%，而经合组织的平均数字仅为13%；不过德国这方面的情况正在改善，2006年该影响还曾高达20%。

在健康方面，德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异似乎也超过欧盟平均水平。在自认为健康与否方面，德国的贫富差距仅小于4个经合组织成员国。

此外，德国区域间也一直存在不平等。尽管曾坚持共产主义的东德地区在1990年两德统一后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目前该地区收入仍然比西部低三分之一左右。年轻人不再成批离开，但因为移民不太可能来到东部定居，东德剩余人口的老龄化速度超过西德。东德24%的人口年龄超过65岁，如果两德没有统一，东德将是全世界人口平均年龄最老的国家。

然而，正如盖尔森基兴所表明的那样，贫穷的重灾区并非只存在于东德地区。“富人搬出穷人区，越来越多的穷人搬进来。”在该市服务超过30年的新教牧师迪特尔•海西希(Dieter Heisig)表示，“我不想说德国有贫民区，但我们确实有。”

作者： 斯蒂芬•韦格斯蒂，马柯斯（译）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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