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湖到庙堂（1） 后来成为统治思想的理学，其实命运多舛。 事实上，从二程兄弟

何必在乎我是谁

从江湖到庙堂（1）

后来成为统治思想的理学，其实命运多舛。
事实上，从二程兄弟开始，两宋理学家们在世时大多数没有显赫的官方地位，相反还可能受到政治迫害。最严重的一次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朱熹遭到政敌们弹劾。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学术被诬为妖术，学生被诬为逆党，本人则被奏请按照孔子诛少正卯先例斩首。最后结果是朱熹跟程颐晚年一样，在监视居住中黯然去世。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党禁对朱熹学派打击极大，列入“伪学逆党籍”黑名单的无一幸免。扛不住压力的改换门庭，过门不入；立场坚定者也只能蛰伏山林，或者偷偷摸摸夜里来见朱熹。
理学在南宋，其实有一阵子是地下党。
朱熹的心情，也可想而知。
知道了这些史实，也就不难理解两宋理学家为什么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重视气节。因此，尽管我们坚决反对寡妇守节之类惨无人道的变态主张，却仍不妨对理学派表示历史之同情。是啊，没有气节，他们又怎么能坚持下来。
气节是一种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是能让滥用公权力者胆寒的。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朱熹去世，四面八方的理学信徒纷纷决定前来为他送葬。这个消息立即让当局惊慌失措，下令地方官严加约束，以防学人聚众闹事，或者趁机妄谈国是，谬议朝廷。结果，葬礼上便只有寥寥几人。
谁的心灵强大，谁又色厉内荏，岂非一目了然！
那么，朱熹的影响力为什么这样大？
原因之一在书院。
书院唐代就有了，北宋也有。但与理学紧密相连，并且成为文化现象，则在南宋。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朱熹。淳熙六年（1179），朱熹上书朝廷，请求修复白鹿洞书院，理由是太宗皇帝曾经给赐经书，应该作为名胜古迹予以保护。
谁知此议一出舆论哗然，奏请也被驳回。于是朱熹又提出：现在佛寺道观遍地开花，书院却廖廖无几。那么请问：三纲五常之教与无君无父之说，哪个有利，哪个有害？
这下子朝廷无话可说，只好同意。
万事开头难，白鹿洞书院修复后，全国各地和其他学者纷纷仿效，理学也终于有了传播思想的阵地。比如陆九渊在江西贵溪的象山书院开坛布道，学生结庐其旁；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在朱熹和张栻主持讲学期间，生徒竟多达千人。
这种盛况也不难想像得出。毕竟，无论民办公助或官建民理，白鹿洞和象山之类的书院总是具有私学性质，生徒也都是慕名而来，受教而去。讲师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对书院的兴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反过来也一样。当学生心悦诚服其观念主张时，他们的学说也就能够得到广泛传播。
传播的途径有口碑和书籍，而宋代恰恰是印刷和出版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朱熹把握了这个历史机遇，甚至身体力行亲自开办出版公司，以至于陆九渊的学生也要到朱熹的书店印厂来买书。不过，朱熹刻印得多，盗版更多，害得老先生为此伤透脑筋，甚至为了防止谬种流传误人子弟，不得不将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盗版书买下销毁。
朱熹影响力大，这是原因之二。
原因之三是他的学说平易近人。不论多么复杂的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朱熹都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比如他教学生读书，就是这样说的：看文字，需大段着精彩看。耸起精神，竖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
这样的话，目不识丁的也听得懂。
朱熹有这种风格也不奇怪。前面说过，理学是要跟佛教争夺思想文化阵地的；而禅宗和净土宗之所以得人心，原因之一便是简单明了，不故作高深。这就值得借鉴学习，也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何况理学讲义理之辩，当然要说得明白；讲正心诚意，当然要直指人心。
摘下《易中天中华史》之《南宋风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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