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之后,欧洲思想界的气候发生转变,当初崇拜孔子的理由,一变成为轻蔑贬低孔子的 原因。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用轻蔑的口吻说到:“孔子是彻底的道德家,不是思辨哲学家。”“(中国民族性格的特征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自由的伦理、道德、情感、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都离它很远。”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把孔子和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认为孔子学说“只是关于生活和国家的实践智慧”,表现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对这个民族来说,“国家即一切,除了国家外,他们不知何为科学,何为宗教,也不知什么道德学说。”这些思辨哲学家,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以思辨为人类精神发展的顶峰,充满道德箴言的《论语》,在他们看来,只是平庸长者的生活智慧,绝非哲学领域的登堂入室之作。
19世纪晚期开始,大量中国典籍开始被翻译为欧洲语言,代表 的翻译家包括英国的理雅各(James Legge)、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翟理斯(H. A. Giles)、翟林奈(L. Giles)父子,德国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等人。通过更加完整并较为准确的翻译了解孔子学说的新阶段开始了,对孔子的解释和评价也呈现多样化的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文明遭受空前的危机,西方的有识之士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东方,希望从东方的古老智慧宝库中挖掘出能够救治现代疾病的药方。中国学者辜鸿铭翻译的《大学》、《中庸》、《论语》在西方风行一时。美国大诗人庞德对中国文化心向神往,操着并不熟练的中文,翻译了《大学》、《中庸》和《论语》等书。孔夫子这个名字走出学者的书斋,融入大众的文化生活。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华裔侦探陈查理动不动就模仿孔夫子的口吻,故作高深地抛出一段格言隽语,“孔夫子说(Confucius says)”从此进入英语成语之林,为大众所津津乐道。